1985年的新思考

为庆祝本书持续销售35年，我被要求为本书写一篇前言。但随后我意识到本书已然有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1950年的第一版的，另一篇是写给1963年的第二版的。此外，本书每部分都有一篇正式的引言。这说明至少在35年前，我就习惯于向我的读者们预告他们即将阅读的内容。在活到如今的年纪，我通过总结已然发生的事情来庆祝过去。在《生命周期完成式》这本书中，我指出一个活到80岁的老人喜欢回顾过去以及漫长的中年生活如何破坏了他们的断言、希望、恐惧。在过去，个体会获得一个能够反映出与他人分享的具体时空的历史性身份，并发展出对围绕他的存在而产生的存在性身份的需求。

我把我在40岁的时候对不同社交形式中的儿童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称作一段“旅程”。根据《马奇词典》，这个词语指的是“对地点和距离的记录”。

我必须承认，这段旅程让我想起了我在年少时如何沉浸在德国文化特有的仪式化——漫游中。这是一种艺术性和反思性的漫游。在这段漫游中，个体试图找到可与欧洲南部的文化和伟大的德国作家相比的对应物。

多亏了我那些慷慨的朋友和老师们，这段关于临床和人类学观察的旅程首先从用弗洛伊德的伟大精神了解童年的普遍意义的伟大经历开始。我们从对特殊学校的儿童的观察中，从对精神分析对成人记忆和生活史的重构中，从儿童精神分析——被安娜·弗洛伊德所发展——的实践中获得了这种普遍意义。

在本书第一版的前言中，我描述了我在维也纳和美国是如何开始并继续研究童年的。这篇前言中有一句话自成一段：“我的妻子琼·埃里克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我必须要说的是，她还帮助我编辑了其他图书。琼和我一样都曾在维也纳教书，并且也曾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当我们从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中逃离并来到美国时，我几乎不会说英语，是琼耐心地教我学会了英语。这让我能够在对儿童——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儿童，包括印第安儿童——的游戏的观察中，以一种重要的方式理解和表达某些感知和概念。这同样使得我和琼能够一起以《健康人格的发展和危机》为题描绘出人生的各个心理社会阶段，并于1950年提交给白宫会议。至于儿童游戏的意义，我已然用诗人布莱克的语句——儿童的游戏和老人的理智，是他们各自季节的果实——进行了总结。“游戏与理智”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标题。我不仅用它来命名本书的其中一章，还用它来命名我的另一本书。这本名叫《游戏与理智》的书收录了我在哈佛大学所做的戈德金演讲的演讲稿。

《童年与社会》从一开始就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发行，其中包括德语版和丹麦语版。德语是我上学时期所用的语言，丹麦语则是我的母语。事实上，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面前就放着一本《生命周期完成式》的丹麦语版本。

在本书1963年的版本中，我使用了“核心冲突”这一词语。我惊讶地发现，“基本信任对基本不信任”的主题构成了生活的核心问题。因此，请允许我在此讨论一个人类生活中的真正的核心冲突，即母亲和父亲角色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我们来说什么变成了吞噬一切的危险。当然，自弗洛伊德发现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及其他核心冲突——以来，父母主题一直是精神分析式思考的中心。

我对两个主要的现代国家的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之间的冲突的精神分析，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影响甚广的“美国妈咪”形象和具有毁灭性的“德国父亲”形象。母亲主义似乎代表了一种多种特质并存的复合形象，但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同时展现这些特质。“只有当父亲在历史性的角色中断的影响下成为老爸的时候，母亲才会成为妈咪。”当你弯下腰来细细观察时，你会发现母亲主义不过是家长制的变形。由于美国父亲放弃了自己在家庭中、在教育中、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母亲进入了她们自己父亲的角色。在此讨论特定的母亲类型或父亲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使彼此成为可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同时提到了在激进运动的发展中出现的残忍的父亲形象。我试图阐述父亲形象和母亲形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当先进的技术成就把整个人类暴露在核危险之下——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认为，只有充满人性的母性和父性关怀达到平衡和“成熟”，人类才能得救。

当然，母亲支配着儿童的早年时光，并且活跃在教育机构和仪式化机构——例如学校和家庭——中，但她们易于将战争精神的激进培养与经济和政治仪式化的任务留给自己的丈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政治进化会滋生敌意，并让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仅把对方看作不同的人种，而且看作不同的物种（或者我所说的伪物种）。伪物种化在一个十分现代和开化的国家中的最坏例子便是纳粹主义。在讨论中，我会指出，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有赖于明显的父性超我。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父性超我是惩戒性的和激进的良知——最初被认为是必需的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这种激进的良知定义了自由和自我容忍的边界。当总体良知不受关怀的生殖性意识（a generative conscience of care）所控时，它也可能变得无法容忍。

我们可以在每个人身上看到双面的父母形象。每个男人都有母亲，并且在早期发展完成前，仍是母亲的一部分。同样，每个男人都曾被母亲或其他女人照顾过。但是这也意味着每个男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母亲产生了认同。我们可以认为，每个男人之中都有一个母亲存在。与此类似，每个女人都曾在童年的某个时期“体验过”父亲形象，或者说一系列屈服于道德的男人形象。这意味着，男人和女人都曾体验过对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愤怒，坚持自身的优越性，时刻准备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使用道德力量——的感官反应。

对男孩和女孩在游戏中对内在和外在空间的不同利用的观察构成了我们的临床和人类学观察之旅的重要部分。我将会在我的其他作品——《青年路德》《甘地的真理》《加利利传说和自我感》——中阐述拯救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为了强调我们的观察之旅指给我们的方向，我总结了一些结论。我提到了对一个历史和政治共同决定的充满人性的内在和外在空间的展望。未来的母亲形象和父亲形象有赖于一个充满母性的共享空间和父亲对这样的空间的保护。

爱利克·埃里克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