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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在新生儿——结束了与母亲的共生关系——被放到母亲胸膛上的时候。他与生俱来的用口摄入的能力与乳房、母亲和社会哺育他的意图和能力相匹配。从这一点来看，口唇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爱这个身体部位。母亲则用乳房哺育他并且借此表达了她的爱。对母亲来说，她的哺育行为完全取决于她从别人身上得到的爱和伴随哺育行为的自尊，以及新生儿的反应。但是对孩子来说，口唇区只是接近的最初和一般模式——合作模式1——的中心。现在他依赖于各种各样被直接送到他嘴边的“物质”。至少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只有东西被送到他的嘴边时，他才会有所反应。他愿意、能够吮吸和吞咽合适的东西，也愿意和能够用他的双眼来“观察”进入他视野范围的任何东西。（他好像也准备好了去抓取东西。当要适当的刺激出现时，他的拳头便会张开和收拢。）他好像也愿意接触任何他觉得好的东西。但是，他的这种合作性是很微弱的。为了确保他最初的体验不仅能帮助他活下去，而且能够协调他微弱的呼吸、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感官信息必须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强度输送给他，否则他那种合作性的态度就会突然变成一种不加区别地拒绝的态度。很清楚的是，为了确保婴儿能够活下去，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为婴儿提供最低的营养供给），另一些事情是必须避免的（以免他死亡或是受到严重挫折）。不同的文化对什么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有不同的界定。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认为，为了防止婴儿抓伤自己的眼睛，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里，必须用襁褓将婴儿包起来；只要他一哭，就应该摇晃他或是喂他喝奶。另一种文化背景中的人认为，应该尽早让婴儿自由地活动四肢；要等到他真的哭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再给他喂奶。所有这些都取决于文化中的一般目标和系统。我将在下一章指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制约好像有一种固有的智慧，或者至少说是无意识的计划。事实上，同质的文化为个体在童年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欲望、恐惧和愤怒提供了某种平衡。也就是说，什么“对孩子是有好处的”，他身上可能发生什么，取决于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他在哪里成长。
但是当合作模式主导了这个阶段，我们必须了解任何身体部分的运作都需要所有的模式作为辅助形式参与进来。因此，在最初的合作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婴儿会咬紧牙床和颌骨（合作模式2），吐唾沫（排出模式），紧闭嘴唇（保留模式）。在精力旺盛的婴儿身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利用整个头部和脖子做出了一个前倾姿势，以便紧贴乳头，并把头埋在胸脯上（口唇入侵模式）。任何一种辅助模式，都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特别明显，而在其他孩子身上又几乎看不到。当丧失了内部控制和对食物供应和口唇快感的调节能力时，辅助模式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图1的第一行表示的是某个身体部位与全部模式的相互作用。最大的圆圈代表完整的身体。
在圆圈内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区域：（a）“口唇”，包括脸部的孔洞和吸收营养的器官；（b）“肛门”，即排泄器官；（c）“生殖器”，这里指的是神经学而非解剖学的概念。
每个小圆圈代表了一个器官模式：
1 合作模式1
2 合作模式2
3 保留模式
4 排出模式
5 入侵模式
图1
在最初的口唇阶段（Ⅰ），合作模式1支配着口唇区。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将这个阶段称为口唇—感官期，因为这种最初的合作模式在那时支配着其他所有区域的行为，包括整个皮肤表面。感觉器官和皮肤一样，善于接受和渴望合适的刺激。这种从口唇区泛化到身体表面其他敏感区域的合作模式，我们在图1中用最左侧的示意图来表示。
示意图2、3、4、5表示的是辅助模式，分别是合作模式2、保留模式、排出模式和入侵模式。这些模式因人而异。除非由于婴儿丧失了内部控制或是由于母亲方面的无能行为造成孩子和母亲在这个区域的相互协调被扰乱，这些辅助模式一般都应从属于合作模式1。
在这里有一个缺乏内部控制而出现幽门痉挛的例子，也就是吃进去的食物立刻就被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排出模式和本应占据主导地位的合作模式1同时出现了。它们总是有规律地同时出现。事实上，在某些严重的病例里，对病症不恰当的对待会决定个体终身的发展方向。结果可能引起保留模式的过早、过度发展，即口部紧闭，不“信任”吃进去的任何东西，什么东西都留不住。
一个母亲因为乳头曾被咬过或是害怕被咬，而在喂奶时习惯性地突然抽回乳头，这导致她和孩子丧失了在喂奶和吃奶方面的相互协调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婴儿的口部可能会由于不能自然地沉醉于吮吸而过早地养成啮咬的习惯。临床资料表明，这种情况是人与人的关系出现失调的最基本起因之一。婴儿希望得到母乳，但母乳却被收回去了，于是他更想得到母乳，但是他越想得到，母乳就离他越远。现在让我们从临床实例转到对标准概念的讨论上。
随着婴儿的自主意识、协调能力和反应能力的增强，他会遭遇他所处的文化中的教育模式，学会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好在英语中存在关于这种基本形式的表达，因此当提到人际模式的定义时，它是很精确的。我们能感到欣慰的是，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使用最简单的英语，而不是发明新的拉丁语词组。
得到（在这里不是“去拿来”的意思）意味着收到和接受送来的东西。它是我们学会的第一种社交形式。它听起来比较简单。对于处在摸索和不稳定阶段的新生儿来说，学会了这种社交形式也就学会了如何调节他的器官去适应特定的哺乳环境。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最佳的整体环境中，婴儿能够取得他想得到的东西，这是他和母亲相互协调的结果。当母亲发展和协调了她给予孩子的方法时，她的孩子也发展和协调了取得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方法。在这种相互协调中，母亲和孩子获得了力比多乐趣。口唇和乳头似乎仅仅是温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中心，给双方以快感，而享受和回应这些快感和轻松的不仅仅是口唇和乳头，而是双方的整个机体。这种快感的相互性在婴儿最初的亲密性经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认为，在得到别人给予的东西，并且学会让别人做自己所希望的事的同时，婴儿也发展了必要的自我基础，学会了给予他人。如果这个过程失败了，那么婴儿就会试图通过强迫或幻想，而不是互惠的方式来控制他人。婴儿会进行随机的活动，来取得他们通过吮吸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会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或是吮吸自己的拇指、乱发脾气。与此同时，母亲也可能做出强迫的行为，比如将乳头强塞进婴儿嘴里、改变哺乳的时间或方式，并且在哺乳的过程中无法放松。
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减轻这种情况带来的痛苦，维持互惠的关系，即通过使用高质量的人造乳头来给婴儿喂奶，并且通过满足婴儿在其他方面的需求来补偿婴儿的口欲损失，比如抱他、给他温暖、对他微笑、说话和摇晃他，等等。我们在补救措施上花费了太多精力。然而，如果我们能将一部分精力花费在考虑周密的预防措施上，治疗工作就会变得更容易。
在第二阶段，使用更活跃和直接的方式获得乐趣的能力得到发展和成熟。在这个阶段，婴儿长出了牙齿，可以用牙齿享受啃、咬穿和咬破东西的愉悦感。通过一些外部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啮咬模式还可以支配其他活动模式（如同合作模式1那样）。婴儿的视觉器官这时候已经从相对被动地捕捉迎面出现的物体，发展到能够从较模糊的背景中，对目标物体进行聚焦、选择、“抓住”和追踪。听觉器官也发展到能够辨别和定位有意义的声音。婴儿还可以随着声音适当地改变姿势（比如抬起头，转动头部或上半身）。他们的手臂能够伸展，双手能够更有目的地抓取东西。
这个阶段出现了许多社交形式，以取得和抓住某些东西为特征。在这个阶段中取得和抓住的东西，大多是别人慷慨给予和提供的，因此或多或少带有轻易失去的倾向。在婴儿学会了变换位置、翻身和坐立后，他们必须在双手可及的范围内锻炼抓取、探索和挪动的机能。
我们现在将第二阶段补充到图表中去。
在第二阶段，合作模式2（啮咬合作模式）支配了口唇区。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和其他阶段的发展可以用向上向右的对角线来表示。这种发展意味着孩子的力比多增加，赋予合作模式2以力量，导致一种新的社交形式——抓取出现。一个新阶段的出现并不一定伴随着一种新区域或模式的开启，它更多的是意味着要准备好更专注地去体验以及更协调地去掌握新区域或模式，并且最终学会它们的社会含义。
图2
但是阻碍、加速或停止这种发展，又会发生什么呢？图表上一定会出现横向或纵向的偏差。横向的偏差（Ⅰ1向Ⅰ2）就是过早地发育到了下一个阶段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婴儿口唇的习惯性动作不是舒适地吮吸，而是咬下。纵向的偏差（Ⅰ1向Ⅱ1），代表了停留在感到满足的一种模式之中。横向偏差导致了区域固着，比如个体不能获得自合作模式1中产生的口唇快感。纵向偏差是一种模式固着。个体会在不同区域，过分地发展第一阶段的模式。他总是想通过口唇，或其他孔洞、感受器、行为来获得合作模式1的快感。
在这个阶段，即使是最融洽的环境，也无法将婴儿从损伤性的偏差中拯救出来。这个阶段出现的偏差是最严重的偏差之一，因为这个婴儿太小了，而遭受的困难却是多种多样的。我所说的困难可归结为性冲动的总体发展、积极抓住和滑脱的机制、长牙和断奶的矛盾以及不断增多的与母亲的分离（她可能回到公司上班，再次怀孕，或者两种情况都出现了）。
除非婴儿对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信任感在第一阶段因被不当刺激过度激发的愤怒和疲乏感而受到了动摇，在第二阶段，婴儿便有了“善良”和“邪恶”之分。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牙齿在口腔里长出来时婴儿是什么感觉，但我们知道口腔一直是他快感的主要部分。我们也不知道当婴儿试图通过紧紧咬住牙齿来缓解紧张和痛苦时，他们陷入了怎样的施虐困境当中。这种困境后又增加了社会因素。因为当婴儿从哺乳阶段进入啮咬阶段（总而言之，这是地球上的规则），他们必须学会怎样继续吮吸而不咬到乳头，以至于他母亲不会因感到痛苦或生气而抽回乳头。我们的临床研究表明，个人早期的这一经历可能是产生善恶之分的根源。在这一经历中，母亲因乳头被咬而产生愤怒，婴儿因母亲抽回乳头而产生愤怒，婴儿因自己的愤怒毫无意义而产生更大的愤怒。这导致婴儿被迫体验了虐待性和受虐性的严重混乱状态，并产生了这样的总体印象：很久以前，有人破坏了他与母亲之间的合作。这是个体在与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中最早出现的灾难。这一灾难可能为《圣经》里关于天堂的故事做出了种系发生学的贡献。在《圣经》中，亚当因为偷吃禁果而惹怒了上帝，永远丧失了可以毫不费力地随意取用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的权利。我们必须明白这种经历的深远性和普遍性。婴儿与母亲的早期合作应该是深刻而令人满意的。婴儿应该被温柔地暴露在人性中不可避免的“邪恶”之下。
在讨论合作模式1时，我们曾谈到孩子和母亲之间的相互调节，也就是孩子接受事物和母亲给予事物的方式。然而，到了以不可避免的愤怒为特征的第二阶段（合作模式2），这种互补行为已经不能作为满足他们的相互调节方式。在这个阶段，婴儿因长牙带来的紧张而愤怒，因肌肉和肛门的不受控制而发脾气，因跌倒而感到挫败。父母和社会文化通过加强对婴儿外部需求的满足，来探索儿童这些行为之下内心的变化。然而父母和社会必须做到，在孩子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尽可能不削弱原来的相互调节关系。也就是说，在断奶后，母亲不应该突然疏远孩子，除非替孩子创造了相似的环境，并找到了其他可靠的女性来充当母亲的角色。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果突然失去了母爱而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对象，那么婴儿便会出现急性抑郁症或是进入一种轻微却长久的悲伤状态，并给之后的人生奠定一种压抑的基调。
但是即便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相互调节处于最佳状态，这个阶段仍会给婴儿留下一些“初期邪恶的残留”，以及对“失去的天堂”的思念。
这个口唇阶段成了婴儿产生基本信任和基本不信任感的根源，而这种感觉又将成为个体产生希望和绝望的来源。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之后谈到人类个性发展的最初核心冲突时再做讨论。
在讨论到自我保留的时候，弗洛伊德提出，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力比多主要表现为通过吮吸可吮吸物质和咬食可咬食物质来与自己产生联系。单纯摄取饮食还不能满足力比多的需要。利维的实验中已经显示，小鸡、小狗除进食需要之外，还有一个吮吸和啄食的独立需要。人类更多是遵循经验而不是本能。我怀疑在天生被激发的需求中有着更多的文化变异因素。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潜在模式，它不能被忽视或是减少到最低限度，否则就会有不被满足的危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在某些环境中用特殊的方法激发这种需求，使它得到充分发展。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口欲和那种“取得”及“抓住”的社交形式的发展是以呼吸、喝、吃以及吸取的本能需求为基础的。
肛门性欲的自我保留功能是什么呢？首先，彻底排空肠道和膀胱的过程往往给人一种愉快和“干得好”的感觉。在人生的开始阶段，这个感觉必须能够抵消肠道产生的不舒适和紧张的感觉。以下两种能力的发展逐渐赋予了肛门必要的容量：结成较好形状的粪便和肛门肌肉能力的增强，肛门肌肉系统的增强增加了自动排出的粪便量。这两者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较强的控制保留和排出的能力。在有些社会环境中（我们将在后面谈到），父母会忽视孩子的排便行为，而让年龄较大的孩子领着蹒跚的婴儿到矮树丛里随便大小便。如此一来，这个婴儿对排便的要求会逐渐地和他要模仿的大孩子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我们所处的西方文明社会对待这种事情更加严肃，其给个体带来的压力程度取决于中产阶级道德以及机械化身体的理想形象的流行程度。中产阶级认为，对婴儿的严格训练不但能使家庭气氛更加和睦，而且能让其养成清洁和准时的习惯。是否真的如此，我们将在之后再做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现代社会，即便是神经症患者，也都有良好的清洁、准时和节俭的习惯。另一方面，就减少靠粪便传染的疾病来说，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不但有益于自己，长远地看，也有益于社会。对肠道和膀胱的训练，显然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在训练自己孩子时最令人烦恼的项目。
那么是什么让潜在的肛门问题变得如此难以解决？
相比其他区域，个体更容易在肛门区域陷入固执当中。这是因为在这个区域内有两种矛盾模式——保留和排出模式在交替运作。此外，括约肌又是肌肉系统的一部分，具有绷紧和放松、弯曲和伸直的两重性。肌肉系统的发展给予孩子更强的力量，让他们能在环境中做出伸手、抓住、扔掉和推开的动作，挪动东西，让东西与自己保持一段距离。德国人将这个阶段称为固执阶段。一场争取自主权的战斗在这一阶段上演。当孩子能站得更稳的时候，他们大约也能够用“我”和“你”以及“我的”和“你的”这样的语言来描绘自己的世界。每个母亲都知道，在这个阶段，当孩子决心去做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时，他们会表现出惊人的顺从。但是，如果他们不认可某件事，他人便很难强迫他们去做那件事。这个阶段的孩子经常会依偎着母亲，但也会突然无情地将母亲推开。有时候，孩子会把东西藏起来，但一会儿又把它们扔掉。有时候他们会对自己所有的东西恋恋不舍，而有时又会把它们都扔出窗外。所有这些矛盾的倾向，我们都可以用保留—排出模式来解释。
在这个阶段，新出现的社交形式是放开和抓住。二者对人的个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在这个阶段，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互调节关系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对孩子的训练过早或过于严格，以致剥夺了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逐渐控制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话，那么他会再一次面临挫败感。他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害怕体内的粪便，就好像它们是身上的恶魔那样），感到十分无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退缩或者跃进，来寻求满足感和控制感。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回到早期的口唇阶段，吸吮拇指、嘀嘀咕咕以及变得很难伺候；他们也可能会变得富有攻击性，将自己的粪便作为弹药，假装具备了自主性，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在前面两个病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退缩的情况）。
我们在图3中加入了肛门—尿道—肌肉阶段。
在第三阶段出现了肛门—尿道区域（向下的小圆圈）及保留（3）和排出（4）模式。圆圈本身表示的是整个肌肉系统发展的几个模式。在变得更复杂和多样化之前，这个阶段的肌肉系统在双重表达方面，比如放开和抓住，已经获得了某种形式的自控能力。当这种自控能力由于肛门—尿道区域发育不良而受到干扰时，个体在保留—排出方面会出现永久性的偏差，以致出现一系列的异常反应。这种异常反应在身体方面表现为直肠痉挛或结肠炎，在肌肉系统方面表现为肌肉松弛或僵硬，在强迫性幻想方面表现为妄想恐惧体内会出现有害物质，在社会领域方面表现为试图用强迫性的习惯来控制环境。
至此，这张尚未完成的图表已经有可能用于解释临床病例。我曾经指出，那位保留模式占主导的小男孩，在童年早期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常将食物含在口中，并且紧闭嘴巴，沉默不语。我们可以把这种“异常”经历的发展归入这张图表的Ⅱ3一栏。当男孩无可奈何地放弃“抓住”母亲的努力时（Ⅱ2），他转而采用保留模式来控制局面，使得这个保留模式过度发展，以致他在第三阶段注定要经历一段困难期。在这个阶段，他应该学会“放开”。但是他无法做到，所以当他准备离开这个阶段时，真正的危机出现了：他拼命地退缩了。
图3
图表中还显示了孩子们会使用的逃避方法。模式Ⅲ2和Ⅲ1（肛门—尿道模式）为儿科专家们所熟知。他们经常要处理儿童把东西困在肛门里的问题。这些儿童习惯于将稻草和细梗塞进他们的肛门。这种模式的具体病例是存在的，但很罕见。相比之下，更常见的是一种幻想。这一阶段（肛欲阶段）对任何一种模式的固着，都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同性恋倾向（隐含有通过肛门来控制和获得爱的含义）。这种情况在女孩身上则完全不同，因为女孩想要“抓住”的欲望不需要通过固着在口唇或肛门部位来得到满足。女孩的这种欲望能正常“移动”到阴部，并支配她的生殖器行为。在讨论生殖器状态时，我们再来谈论这个问题。
在这一阶段，其他可能出现的“横向偏差”是Ⅲ5模式的过度发展，也就是利用粪便作为攻击人们的炮弹，可能表现为过度地排出或积聚粪便。这种尝试在成年人当中也是存在的，他们有用粪便来亵渎神灵的倾向——这是攻击敌人的一种神奇方法，而且很简单。
在这一阶段人类产生了什么样的持久品质呢？孩子从“好”中产生了自主性和自豪感，从“坏”中产生了羞愧、怀疑。为了促进自主性的发展，孩子就必须建立稳固、成熟、连续的早期信任感。父母必须让孩子感受到世界对他们的基本信任——这是从口唇阶段的矛盾中“拯救”出来的永久财富，不会因为某种突然出现的强烈需求，也不会因为他们固执的排泄愿望而面临危险。他所在的环境必须支持他“自己站起来”的愿望，以免他可能被过早地暴露，被愚蠢而不成熟的感觉所征服，这种感觉我们称之为羞耻感和怀疑感。
自主性与羞愧、怀疑之间的冲突成为人类发展的第二次核心冲突。解决这个冲突也是自我的基本任务之一。
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提到年龄问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发生在三岁左右的孩子身上的事情。这个年龄的孩子，已经能轻松而有活力地走路了。我们从书里得到的知识是，在这以前，孩子已经“可以走了”。但我认为，如果他们仍需要借助支撑物才能站立很短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就不能说他们“可以走了”。只有当孩子感觉到重力时，当孩子可以忘记自己正在走路时，我们才能说他们获得了对步行和奔跑的掌控。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双腿才成了他们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附肢”。
让我们回顾一下孩子的成长过程。第一阶段是仰卧放松。这时候的信任建立在呼吸、消化和睡眠等基础机制上，这些机制已经同食物和舒适状态建立了一种协调而熟悉的关系，为个体提供了坐起来和站起来的能力。第二阶段（只有到了婴儿快两周岁的时候才会出现），婴儿不仅能坐稳，而且能不知疲倦地坐着，这时候孩子的肌肉已经逐渐地习惯于进行分辨选择和更自主地进行取舍，是将它们堆起来，还是“嘭”地一声将它们扔远。
到了第三阶段，孩子已经能够独立自主且精力旺盛地移动。他们不仅准备好显示自己的性别角色，而且开始理解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或至少开始理解哪种角色值得模仿，他们能够更直接地和同龄的伙伴交往，并在大孩子或专业女性监护人的指导下，逐渐参与幼稚的交往活动。他们表现得十分热爱学习，也因此接触到全新的事实和活动。他们变得更加敏锐，察觉到两性之间的差异。这为儿童性欲、侵入和包容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舞台。
当然，儿童性欲是注定不成熟的。如果没有因受到特殊的挫折或风俗（比如群体性行为）激发而出现早熟，这种性欲通常只表现为一系列幻想。这些幻想令人恐惧而毫无意义，以至于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伏期”，也就是在身体性成熟的长时延迟时期，注定会受到压抑。
男孩在这个阶段的性欲特征是男性生殖器崇拜。毫无疑问，男孩的生殖器很早就出现了勃起（无论是出于条件反射，还是出于对事物和令其感到紧张的人产生的性欲）。在这个阶段，除了勃起之外，男孩还表现出对两性生殖器的自发兴趣以及对性交行为的模糊欲望。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三四岁的孩子之间就已经出现了性交行为。从他们随之发出的笑声来判断，这种行为主要是对成人的模仿行为。这种公开的、游戏性的性行为，可能有助于阻止孩子将早年的性冲动指向父母，尤其在某些严格禁止孩子交流这种欲望的社会更是如此。自主性的增强和对自己“长大了”“和父母一样好”的骄傲在一个明显的事实面前大受挫折，这个事实是：在生殖活动范围内，个体和他们的父母相比是有巨大差距的，并且即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像父亲那样和母亲建立性关系，或者像母亲那样和父亲建立性关系。这种挫折的后果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
恋母情结当然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将其在童年期的含义与俄狄浦斯王的故事的含义进行比较。在这个故事中，俄狄浦斯意外地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他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同时也给了人们惊吓，因为代替父亲占有母亲是一种普遍的禁忌。
精神分析通过日常研究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男孩通常将他们最初的生殖情感寄托在像母亲那样的成年人身上，因为她们在很多方面使他们在身体上得到了安慰，而同时这些男孩对那些占有母亲的男人产生了性欲上的敌视感。我们的结论与狄德罗一样，那就是如果男孩有成年人那样的力量，那么他们一定会强奸自己的母亲并杀害自己的父亲。这种结论是直观的，却毫无意义，因为如果男孩有这样的力量，那他们就不是孩子了，也不需要和父母待在一起了，他们可能会简单地选择其他热恋对象。事实上，儿童性欲将自身寄托在保护者和童年的理想化形象身上，并且受到由此产生的紧张感所带来的痛苦。
侵入模式主导了孩子在这个阶段的行为，以各种相似行为和幻想为特征。这些相似行为和幻想包括：用身体攻击来“侵入”他人的身体；用放肆的喧闹声来“侵入”他人；用充满精力的活动来“侵入”空间；用过分的好奇心来“侵入”未知世界。似乎很清楚的是，对于这个阶段的儿童来说，成年人的性行为似乎也是一种相互侵犯的危险行为。即便是群体性行为，孩子似乎也会将男性一方的行为看作具有侵犯性的行为，而将女性一方的行为看作不合作的行为。特别是，他们会把成年人在黑暗中进行性行为时发出的声音看作痛苦的表现。如果他们曾偷偷地看到母亲的经血，那么他们会在父母十分不满的神态中看到充满敌意的后果。
在这个阶段，女孩必须理解一个事实，否则她们将会在心理上遭遇挫折。这个事实就是：尽管她们的运动器官、心理和侵入倾向在同样地增长，并相当于男孩们那样增长，但是她们缺少一样东西——阴茎。男孩有这个看得见、可以勃起和可以理解的器官来寄托他们成年的梦，而女孩的阴蒂却不能寄托那种与男性相同的梦，并且她们的乳房还没有长成能象征她们未来形象的样子，她们的母性本能只能化为游戏的幻想或是照料娃娃的活动。因此，只有当女性的角色及其力量在经济活动和社会计划中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女性才可能获得一种“有根”的感觉，否则女孩只能随着其生殖器的发育，产生一种轻佻、渴望和“抓住”的态度，或者产生一种以过度依赖为特征的孩子气。
现在这个图表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图4和图5）。
图4
图5
在图4（男性）和图5（女性）中，我们增加了Ⅳ栏，以代表运动器官和生殖器官的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侵入模式（5）表现在情感丰富的行动中、侵犯性的心理状态中和性幻想活动中。两种性别都参与了这种不稳定的侵入模式的一般发展。但是在女孩身上，摄取和包容模式类似于合作模式1和合作模式2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以往的经历、性格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在图5中，我们看到女孩在第四阶段的性欲心理发展部分倒退到了合作模式。在这个阶段，女孩是以丰富的感觉能力、觉察能力和接受能力来应对男孩更加健壮的潜在肌肉活力的。她同样变得更具依赖性，渴求更多。事实上，她是被允许这么做的，除非社会文明也为她规定了像男孩一样的侵入模式，并培养了她强有力的运动器官（Ⅳ5）。让我们回到一般的女性性欲形式（摄取和包容）上来。这注定了她们成为女性的命运，因为这种模式太接近口部合作模式了。
在这个不稳定的儿童生殖器阶段，侵入模式为两性之间的基本社交形式增加了“性交前奏”意义上的“性交”含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更强烈的词语能够形容之前列举过的社交形式。这个词语显示了主动进攻、竞争带来的愉悦，对目标的坚持和征服的快感。对于男孩来说，重点仍然是阴茎侵入模式的“性交”。而对女孩来说，迟早会变成采用取笑、挑逗或是其他较温和的“诱惑”形式，让自己变得具有吸引力和讨人喜欢。孩子因此有了主动的先决条件，有了选择的目标和接近这些目标的毅力。
但是，这种主动性在必须延迟和取代自身性欲的核心时，遭遇了它的主要敌人，因为这种性欲在生物学上还没有被完善，在文化上又受到乱伦禁忌的束缚。这种“恋母情结”——男孩会简单和充满信心地表露出他们要娶他母亲的愿望，并要让母亲以他们为荣，而女孩的心愿则是嫁给父亲并照顾父亲——导致了处于谋杀和强奸边缘的模糊幻想，其结果是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暗示个体已经犯下了罪孽。事实上，他们不仅没有而且在生物学上也完全不可能犯这样的罪。然而这种秘密的罪恶感也可能会让个体将主动和好奇投注到令人渴望的理想、伸手可及的目标，或采取与物体性交而不是与人“性交”的奇怪方式。
针对人类第三次核心冲突——主动和内疚的冲突——的持久解决方法，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自我的作用时进行讨论。
在这里我们将结束对儿童性欲理论的阐述。它实质上是一个生殖器发育前状态的理论。但是，在文字和图表中，我们必须再补充一个初期生殖模式，它暗示了一种模糊的猜想，即生殖器有生育功能。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将给出某些证据，来说明男孩和女孩不仅在生殖器官、能力和作用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反映男女性别的独特品质方面也有差别。临床医生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工作，但他们不知道怎样使其概念化。这是自我组织个体的所有、所感和所思的结果。用男女之间互不相同这一点作为性别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这种不同是由双方的不同社会角色所造成的。更确切地说，各种性别特征具有其独创性，这包括（并不限于）与另一性别的不同之处和它本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将存在于今后的授精和孕育职能中，并且在任何社会，侵入和包容模式都是生育中的两种最高模式。
图4和图5的Ⅴ栏表示的是初步的“生殖阶段”。内部的小圆圈代表了两个新的模式：女性生殖力（ⅤF）和男性生殖力（ⅤM），它表示女性的包容模式和男性的侵入模式都逐渐指向一个有些神秘的内在可能性，也就是在授精行为中卵子和精子的合体。
我们发现，某些模式自始至终都存在于一个成熟的机体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最后补充的模式（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力）可以被假定为整个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每个体系都有它的乌托邦。精神分析的乌托邦是“生殖器阶段”。生殖器阶段被认为是前生殖器阶段第一次实现整合后的阶段，个体在这个阶段达成了三方面的和解：（1）生殖器的高潮和生殖器以外的性需要之间的和解；（2）爱情与性欲之间的和解；（3）性欲、授精和生育行为模式之间的和解。
关于亲密感的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性发展过程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干扰。当他们接近潜在的异性伙伴、与异性伙伴性交或是性交后与异性伙伴分开时，他们的亲密感都没能得到正确的表达。这种现象在前生殖器状态中虽然很难被察觉，却是肯定存在的。神经症患者在内心深处宁可使用合作、保留、排出或侵入模式来发泄感情，也不愿享受亲密的性行为。许多人宁愿对他们的异性伙伴采取依赖或迫使对方依赖、虐待或被虐待的态度，也不愿以成熟的方式相爱。尽管从诊断和治疗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能算是明显的神经症患者。毫无疑问，只有强烈的性爱能医治前生殖器阶段遗留下来的问题。关于性与性爱的关系，性爱与生育的关系，生育与性的关系，我们在之后再做更全面的讨论。
我们可以用上述图表对前生殖器阶段的偏差扰乱生殖器阶段的方式进行归类。在图4中，女性生殖模式（ⅤF和Ⅴ1、Ⅴ2）不能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生育的希望一直被认为是女性特有的。她们会沉浸在创造所带来的喜悦中。至于接受倾向，男性的生殖器官形状与口唇完全不同，尽管他的阴茎周围和底部有着女性器官的雏形。另外，口唇和肛门区域必须接管男性合作意愿的性欲残留。在图4中，如果模式Ⅴ1占优势，或者Ⅴ1和Ⅴ5同时占优势，那么性欲的侧重点将变为接受外来的生殖器，也就是愿意得到而不是给予。当Ⅴ2占优势时，男性便会变得“淫荡”，例如男同性恋者寻求与其他男性进行性交，以便摄取他们的精力。在男性生殖行为中，Ⅴ3模式暗含一种保留态度，Ⅴ4模式暗含一种排斥态度，以及一种抑制的感觉、不完善的射精感觉和遗精的感觉。Ⅴ5模式则暗含男性生殖器的过分进攻态度。关于这些生殖器偏差，我们都可以沿着它们垂直的路线追朔到它们起源的区域，也有可能退化到这些区域的状态。当然，在成熟的男性性欲状态中，所有这些模式必须是完整的，这样才能体现男性生殖模式的优势（ⅤM）。
图5中的最后一行适用于两方面：性生活和生育孩子。ⅤF模式是最后的优势状态。Ⅴ1和Ⅴ2被认为是女性身上会出现的最普遍的偏差：伴随性欲被动或性欲贪婪的性冷淡——在最坏的情况下，女性甚至不能容忍男性的性行为。Ⅴ3是无法放松，以使男性生殖器进入，并使男性感到舒适自如，或者让他能够射出精液来。Ⅴ4是排斥的生殖器状态，表现为频繁的性高潮痉挛，但这种痉挛不会发生在适当的性交过程中。Ⅴ5是男性生殖器持久而专一地对阴蒂的性行为，以及女性被迫接受侵入的形式，ⅤM是能够参与和认可男性的生殖角色。此外，对于两性来说，性行为既需要ⅤM又需要ⅤF。
图4和图5所示的偏差是很常见的。当偏差取代了正常优势模式，整个力比多系统就会失衡，这种失衡状态的持续会导致社交形式的扭曲。这种偏差频繁发生肯定会扭曲某个群体的社会生活，除非这个群体建立一个由有偏差模式的个人组成的从属群体。
但是前生殖器阶段的存在仅仅是出于生殖的需要吗？似乎不是。事实上，前生殖器阶段的实质似乎是把个体对逐渐成熟的身体和内在状态的变化的力比多兴趣投注到社会文明形态上。
当我们谈到动物具有的“本能”时，我们的意思是即便是最低级的动物也具有天生的和随时可用的本能，以适应他们所在的生存环境。动物的本能因动物的种类不同而异，但是在同类动物中，这些本能是固定的，很难改变。这让我们想到了那些思乡的英国人把英格兰的燕子带到新西兰的故事。当冬天来临的时候，那些燕子出于本能，仍然朝南飞，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新西兰位于南半球。和北半球相反，南半球的冬天越往南天气越寒冷。——编者注）。就拿我们饲养的宠物来说，我们通过它们来认识动物世界，但是它们是经过仔细挑选和精心饲养的。在我们的照料下，它们学会了怎样来迎合我们的情感需要。然而，它们从我们身上所学会的东西并不能提高它们在自然界的生存本能，也无助于它们和同类交往。在这一章里，我不会讨论个别动物能够学会什么，而要讨论动物是如何一代代地教导它们的后代的。
在高级动物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本能分工：幼畜寻求与母畜接触，母畜给予幼畜接触，这两种本能相互调节。例如，有人观察到，某些哺乳动物的幼崽只有在母畜舔过它们的直肠后才能学会排便。
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儿童在童年期的训练，也只不过是这种本能之间相互调节的最高形式罢了。但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驱力不是一种本能，我们的母亲的驱力也不是一种本能。自我实现、自我保护、与自然互动，这些是传统和道德教给我们的。
人类不是动物。我们不能把动物的驯化过程套到养育人类儿童的问题上，或者将人类儿童的本能看作专制的环境造就的模式。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在漫长的儿童期中，通过训练和教育得到整合、被赋予意义和组织的，而这种训练和教育又根据不同的文化和传统而各有不同。个体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一个有机体、一个社会成员、一个独立的个体。动物之所以能在自然中生存，是因为它具有足够的预测性，能适应它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模式。人类儿童要在社会中生存，必须在传统训练中获得道德感，并让这种道德感来引导自己，保证自己不会崩溃，稳固而灵活地适应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变迁。为了实现这一点，成人在儿童训练中常常利用人类残存的生物本能（性欲和攻击性），来激活高度灵活和格外可塑的本能模式。
在这里，我们仅仅希望搞清楚前生殖器阶段的器官模式与另一个机体和世界的关系。一个机体的器官可以占有另一个机体或让另一个机体进入自身，可以保留它们或排出它们。一个机体的器官也可以同另一个机体的器官一起执行上述各种方式的行为。儿童在他们漫长的童年里，已经学会了上述行为在身体上的实现方式，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他学习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个机体，也学会了如何在环境中生存。他们的每一个器官功能，既建立在所有完善的器官模式之上，也建立在人类文化的整体形象之上。
如果我们将理智活动也看作器官功能的一部分，我们发现，它不是和器官模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就是被器官模式扭曲了。我们观察一份资料，对那些看上去值得探讨的部分作进一步研究。通过消化这份资料，我们将设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它，并把它与其他资料进行同化。我们保留了资料的一部分，并删除了其他部分。我们将结果传递给另一些人，而在经过适当的消化后，在他们身上重复了上述结果。因为成年人的生殖状态模式或多或少地带有早年器官模式经历被歪曲的痕迹，所以一个人的理智活动也许会发展不足或过度发展。对于求知这件事，一些人就像是漫画家笔下的山羊那样，在“啃食”一本书时贪婪地想着另一本书。一些人把他们得到的知识带到一个角落里细细地咀嚼，好像在啃一块骨头。一些人则把他们自己变成知识的仓库，丝毫不愿消化。有些人喜欢扩散和传播不易消化的信息。还有一些人就像是强奸犯，用知识来“强奸”大众。
人类的生殖行为以及所有带有繁衍性的活动，都是基于前生殖器阶段的器官模式发展出来的。个体的社会化需要早期接近模式和早期性能量。儿童在接受成人的训练中完善了残留的本能碎片。换句话说，非人类的哺乳动物幼畜的本能碎片因为母畜出于本能的照料在短时间里变得更加完善了，而人类幼儿的本能碎片是否能得以完善则取决于指导他们的父母和社会习俗。借助社会传统完善婴儿本能的形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其结果是：尽管社会传统在人类交往、发明创造和社会改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每个人将永远摆脱不了社会传统和童年环境的影响，并且表现为不是始终理智和公正，而是受到内部调节和自身道德感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