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我生气时——这常常发生——她会说：“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

一九六〇年，撒旦从冷战与麦卡锡主义中抽空造访曼彻斯特，造访目的：欺骗温特森太太，这一景象具有浮夸的戏剧性。她是一名浮夸的抑郁症患者，一个在放抹布的抽屉里藏了一把左轮手枪、把子弹装在碧丽珠 罐子里的女人。一个为避免和我父亲同床而彻夜烤蛋糕的女人。一个患有器官脱垂症、甲状腺疾病的女人，心脏肥大，腿部溃烂久治不愈，还有两副假牙——亚光的那副平日里戴，珠光的则为“重要场合”准备。

我不知道她为何没有生或者不能生孩子。我知道她领养我是因为想要一个朋友（她没有朋友），也因为我好比一枚射入人间的信号弹——借此说明她的存在——一个标示她所在位置的记号。

她讨厌自己默默无闻。和所有孩子一样（不论是领养的还是亲生的），我必须活出些她未竟的人生。我们要为父母做这件事，我们其实没什么选择。

一九八五年我的第一本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出版时，她还健在。那是本半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被五旬节派 父母领养的女孩的故事。父母期望女孩长大后成为传教士。然而她却爱上了一个女人。真是灾难。女孩离家，考入牛津大学，归乡后发现母亲架设了一个无线电台，正向异教徒传送福音，母亲有一个代号，叫作“慈光”。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我父亲喜欢看人格斗，我母亲喜欢与人格斗。 ”

人生大半的时间里，我都是个赤手空拳的斗士。出拳最狠的人方能获胜。儿时我是败将，很早便学会了绝不落泪。如果被整夜锁在门外，我会坐在台阶上，等送奶工来，喝光两瓶一品脱的牛奶，留下空瓶来惹怒母亲，然后步行去上学。

我们总是步行。我们没有汽车，也没有坐公交车的钱。我平均每天走五英里的路：两英里往返学校，三英里往返教堂。

除周四外，我每晚要上教堂。

我在《橘子》里也写了些这样的事情，书出版后，母亲寄来一封愤慨的信，字迹工整无瑕，要求我打电话回去。

我们数年未见。我离开牛津，勉强度日，年纪轻轻就写了《橘子》。小说出版时我二十五岁。

我走进一个电话亭——我没有电话。她也走进一个电话亭——她也没有电话。

我照指示拨了阿克灵顿区号和电话号码，她接起电话。谁还需要Skype ？我可以透过她的声音看到她，随着她开口她的样子在我眼前渐渐成形。

她是个高大的女人，身材较高，体重约二十英石 。弹力长筒袜，平底凉鞋，一身克林普纶材质 的连衣裙，一条尼龙头巾。她可能脸上搽了粉（保持良好仪容），但没有涂口红（草草了事）。

眼前的她挤在电话亭里，不成比例的庞大，大于现实中的她。她就如同一个童话故事，一切尺寸都随意且不稳定。她赫然现形。她膨胀延展。直到后来，很久以后，太久以后，我才了解，完全属于她自己的部分是多么微小。那个无人抱起的婴儿。那个依然在她身体里面未曾被怀胎的孩子。

不过那一天她以震怒的肩膀撑住了气势。她说：“这是我头一次不得不用假名字订购一本书。”

我试图解释我想做的事。我是个胸怀抱负的作家，我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倘若没有抱负，做任何事都毫无意义。一九八五年并非回忆录的背景，更何况，我也不是在写回忆录。我试图摆脱这样的成见：女性多半书写“经验”，这就是她们所知的范围，而男性则宽泛大胆地展开创作，他们用大张画布，进行形式革新实验。简·奥斯汀说自己在四寸象牙上写作，书写观察到的细微琐事，亨利·詹姆斯误解了这一说法。人们对艾米莉·狄金森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有大致相同的评说。这些话令我气愤。不管怎么说，经验与实验难道不能 兼而有之 ？观察与想象不能兼具吗？女性为何要受限于任何事任何人？女性为何不能对文学有抱负、对自己有抱负？

温特森太太不认同这些。她相当清楚作家是一群耽于性事的波希米亚人，无规无矩，不事生产。在我们家书籍是被禁的——这我往后再解释——而我写了一本书，出版了，得了奖……此刻，我正站在电话亭里对她大谈文学、辩说女性主义……

话筒传来嘟嘟声，投入硬币， 她的声音如海水般涨退，我心想：“你为什么不为我感到骄傲？”

话筒传来嘟嘟声，投入硬币， 我再一次被锁在门外，坐在台阶上。天寒地冻，我屁股底下垫了一张报纸，身子蜷缩在粗呢大衣里。

有个女人经过，我认识她。她给了我一袋炸薯条。她知道我母亲是个怎样的人。

我们家的灯亮着。爸爸在值夜班，她可以上床去睡，但她不会睡觉。她整夜读圣经，爸爸回来时会让我进去，他什么也不说，她也是，我们表现得好像把孩子整夜关在门外很正常，从不和丈夫同床也很正常。有两副假牙、在放抹布的抽屉里藏一把左轮手枪都很正常……

我们仍在电话亭里通话。她告诉我，我的成功来自魔鬼——错误婴儿床的看守者。她叫我面对事实，我在小说里用了自己的名字，而如果那是虚构的故事，为什么主人公叫作“珍妮特”？

为什么？

我从来都将自己的故事设定得与她的故事对立。这是我自最初活下来的方式。领养的孩子自我创造，因为我们必须这么做；在我们生命的最初有缺漏，有空白，有疑问。我们的故事中至关重要的段落猛地消散了，像是往子宫里扔了一枚炸弹。

婴儿迸落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只能通过某种故事来了解的世界。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如此生活，这是我们生命的叙事，然而领养是在叙事开始之后才将你丢进故事里。像读一本缺了头几页的书。像幕启后才进场。那种缺了什么的感觉从不曾、也永远不会消失——不可能，也不应该消失，因为确实 有 东西缺少了。

这件事的本质并不负面。缺少的部分、缺少的过往可以是一个开头，而非空白。它可以是入口，也可以是出口。它是化石记录，是另一段人生的印痕。虽然你永远无法拥有那段人生，你的手指描画着它原本可能占据的空格，手指便学会了一种盲文。

这里有记号，如疤痕般凸起。阅读它们。阅读伤痛。改写它们。改写伤痛。

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作家——我不说“决定”当作家或“成为”作家。这并不是出于意志，甚至不是有意识的选择。为了逃避温特森太太网目细密的故事，我必须有能力讲自己的故事。虚虚实实就是人生。而且它常常是个掩饰故事。我在写作中找到出路。

她说：“可是那不真实……”

真相？这个女人曾经把厨房里老鼠飞窜解释成降神显灵。

兰开夏郡的阿克灵顿有一座连栋房屋，我们称那种房子“两上两下”：楼上楼下各两个房间。我们三个人在那座房子里一起住了十六年。我讲述我的版本——忠实又虚构，准确而误记，时间被打乱了。像所有海难故事一样，我把自己讲成主人公。那是一场海难，我被遗弃在人类的海岸，发现这里并不完全通人情，也少有善意。

关于《橘子》这个改编版本，我认为对我而言最悲哀的是，我写了一个自己可以承受的故事。另一个故事太痛苦。我无法从中幸存。

常有人用几乎是正误判断题的方式问我，《橘子》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真实”的。我在殡仪馆工作过吗？我开过冰激凌车吗？我们有福音营吗？温特森太太架设了她自己的民用波段电台吗？她真的用弹弓射猫吗？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只能说，《橘子》里有个人物叫“证人艾尔西”，她照顾小珍妮特，扮演了抵御母亲猛烈伤害的一面软墙。

写她进去是因为我无法忍受将她排除。写她进去因为我真的希望事实如此。如果你是个孤独的孩子，你会找一个想象出来的朋友。

根本没有艾尔西。根本没有像艾尔西那样的人。实情比故事里写的寂寞得多。

学生时代课间休息时，我大多坐在校门外的栏杆上度过。我不是受人欢迎或讨人喜爱的孩子；太暴躁，太愤怒，太认真，太古怪。常上教堂令我不容易在学校交到朋友，而学校环境总会让不合群的人很显眼。我的运动袋上绣着字“夏季已完，我们还未得救 ”，这也使我引人注目。

即使交到了朋友，我也一定会让友谊破灭……

如果有人喜欢我，我会等她卸下防备，再告诉她我不想再当她的朋友了。我旁观对方的困惑与难过。以及眼泪。然后我跑开，为一切尽在掌控而扬扬自得，很快，这得意与掌控感都渐渐消失，接着我就不停地大哭，因为我再一次让自己置身门外，再次坐在台阶上，那个我不想待的地方。

领养就是身在门外。你会表现出无所归属的感受。你的表现是试图把自己的遭遇同样施加在别人身上。你无法相信会有任何人爱原本的你。

我从不相信我的父母爱我。我设法爱他们，但徒劳无功。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会如何爱——付出爱与接受爱。我着了魔似的、巨细靡遗地书写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它是最高的价值。当然我早年爱上帝，上帝也爱我。那算是爱。我也爱动物和自然。还有诗。人才是问题。你如何爱另一个人？你如何相信另一个人爱你？

我不知道。

我以为爱是失去。

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

这是我一九九二年的小说《写在身体上》的开场白。我跟踪爱，诱捕爱，失去爱，渴望爱……

真相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件复杂之事。对一个作家来说，略去的东西与写出来的东西表达了同样多的内容。在文字的页边空白以外有着什么？摄影家框起照片，作家框起他们的世界。

温特森太太不喜欢我写进书里的那些事，在我看来，我略去的事是那个故事沉默的双胞胎。有许多事我们无法说出口，因为它们太过痛苦。我们希望能说出口的事情会抚慰余下未说的事，或以某种方式平息它。故事是弥补。世界不公平，不公正，不可知，不受控制。

讲故事时，我们在施行控制，但这种方法会留下一道空隙、一个缺口。它是一种版本，但绝非最终版本。或许我们希望那些沉默会被某个人听见，然后这个故事就可以继续，可以被重述。

写作时我们展示故事，同样传达沉默。文字是沉默中能说出来的部分。

温特森太太宁愿我保持沉默。

还记得菲洛墨拉 的故事吗？她遭人强暴，又被施暴者割掉舌头，叫她永远无法诉说。

我相信虚构作品以及故事的力量，因为通过它们我们开口说话。我们没有失声。我们所有人都是，在深受创伤时，会发现自己迟疑了，结巴了；在我们的言语中有长长的停顿。想说的话哽住了。我们从他人的语言中找回自己的语言。我们可以求助于诗。我们可以翻开书本。有人在那里等我们，深潜于文字中。

我需要文字，因为不幸的家庭是沉默的同谋。打破沉默的那个人永远不被宽恕。他或她不得不学着宽恕自己。

上帝是宽恕——至少那个故事是这么说的，然而在我们家上帝是《旧约》里的上帝，不做出重大牺牲就得不到宽恕。温特森太太不快乐，我们就得跟着她不快乐。她在等待《启示录》里的世界末日。

她最喜欢的歌是《上帝涂抹你的过犯》，歌的本意是涂抹罪恶，实际上她想的却是任何曾惹恼她的人，即每一个人。她就是不喜欢任何人，她就是不喜欢人生。人生是一副背到坟墓才能丢弃的重担。人生是泪之谷 。人生是死亡预备期。

每天温特森太太都会祷告：“主啊，让我死吧。”这让我和爸爸很不好受。

她自己的母亲是一位有教养的女士，嫁给一个花花公子后，把钱都给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玩女人将一切挥霍殆尽。有一阵子，大概从我三岁到五岁那段时间，我们不得已搬去和我外公住，好让温特森太太看顾她罹患喉癌、时日无多的母亲。

温太太是非常虔诚的教徒，却又相信有亡灵，也因此外公的女友让她很生气，那个女人非但是个染一头金发、上了年纪的酒吧女侍应，还是个灵媒，她在我们家前厅办降神会。

几次降神会后，我母亲抱怨屋子里满是从战场回来的穿军装的男人。我走进厨房拿咸牛肉三明治，她要我等亡灵走了之后再吃。这可能得等上好几个小时，对四岁的孩子来说太难熬了。

我只好到街上晃来晃去讨东西吃。温特森太太跟在我后面，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魔鬼与婴儿床的黑暗故事……

躺在我隔壁婴儿床里的，是一个名叫保罗的小男孩。他是我幽灵般如影随形的兄弟，因为我不听话的时候，圣洁的保罗总会被召唤来。保罗绝不会把他的新玩偶丢进池塘（我们根本没讨论这离奇的可能性问题，那就是首先有谁给了保罗一个玩偶）。保罗不会往小狗睡衣袋里塞满西红柿，然后通过挤压动作进行一场“血淋淋”的胃部手术。保罗不会把外公的防毒面具藏起来（不知何故，外公还留着战时的防毒面具，我很喜欢那个面具）。保罗不会戴着外公的防毒面具，到一个欢乐的生日聚会去当不速之客。

假如他们领走的是保罗而不是我，一切会变得不同，变得更好。我本该是来与她做伴的……就像她陪伴她的母亲那样。

后来她母亲过世了，她将自己封闭在悲痛中。我把自己封闭在食物储藏室里，因为我已经学会怎么使用那把开咸牛肉罐头的小钥匙了。

我有一段记忆——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呢？

那段记忆被玫瑰环绕，这很奇怪，因为那是一段狂暴而痛苦的回忆，不过我外公热衷园艺，特别爱种玫瑰。我喜欢看他身穿针织背心，挽起衬衫袖子，用一只擦得光亮的压力喷嘴铜水壶给花朵洒水。他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喜欢我，他不喜欢我母亲，我母亲则恨他——不是愤怒的那种恨，而是阴晦的屈从的怨恨。

我穿着最爱的一身衣服：一套牛仔装和一顶流苏帽。我小小的身体佩着玩具左轮手枪左摇右晃。

有个女人走进花园，外公叫我进屋去找我母亲，她和平常一样，正在做一堆三明治。

我跑了进去，温特森太太脱下围裙去应门。

我从过道这一头偷看。两个女人争执起来，吵得很激烈，可我听不懂，她们之间有一种猛烈可怖的感觉，像是本能的恐惧。温特森太太砰地关上门，倚门站了片刻。我从偷看的地方溜了出来。她转过身。穿着牛仔装的我就在她眼前。

“那是我妈妈吗？”

温特森太太打了我，那一下击垮了我。然后她跑上楼去。

我出门走进花园。外公正在为玫瑰洒水。他没理我。那里根本没有人。 VRivBp+ObCx29XDAVsXRvWRZ+drDATudYLRtP0xVlUk6An37ivQXTRxeeH2bGN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