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马丁并不痛恨自己的工作,她只是不喜欢工作中有时候必须去做的事。她在一所州立学院负责策划活动,但有时,她觉得自己永远在协调规则与条例,而且还要常常面对和同事互相拒绝的事。她需要通过审批,以获得来自活动基金、普通基金或校友基金的拨款。不管是多小的一笔开支,从招待费、桌布费到交通费,都得一层层地提交预算文书。而且,不仅是学院部门,就连校友团体和学生也对她冷眼旁观,随时准备因为一丁点儿的小失误而打回她的申请。州和联邦的审批规矩也是如此。围绕着财政和规程,总是有数不清的口角,因为每一步都得通过相关负责人的确认。简喜欢投身于活动中,但对于那些文书工作,她感到深恶痛绝。
而简在家里,却是另一番情形。她是一位细节至上主义者。她将一切管理得井井有条,严格按照预算来生活,而她本人也乐在其中!家里每个月在每种事物上具体花费了多少,她都了如指掌。娱乐开销200美元,生活用品开销600美元。每个月,她都会存下一笔钱,用作家居维修、缴税以及医疗护理的费用,即便她根本不存在这方面的开支。实际上,她将每笔钱都分门别类地装入单独的信封,贴上标签,所以,如果她和丈夫想出去吃顿晚餐,他们得先看看“外出吃饭”的信封中还剩多少钱,衡量一下是否够支付。她也不会提前太久给家人做度假安排。每年年底,如果家居维修、缴税或健康开支信封里的资金还有剩余的话,她就会把它们汇总到一起,用于来年夏天的旅行计划。通过这个办法,她每年都能存下足够的钱去度假,但不幸的是——2011年,她的女儿在踢球时受了伤,需要做膝盖修复手术,于是,她所有的度假资金瞬间荡然无存。
简不喜欢10月,因为那个月有7位家人、朋友要过生日,这导致她总要耗尽“礼物”信封里的存款。往年,每当表弟卢过生日的时候,她要么干脆什么都不送,要么从“娱乐”信封里借一点儿钱去买礼物,不过今年,她花了好几个小时给他烤了个蛋糕。表弟收到蛋糕的时候欣喜若狂,简却累到筋疲力尽。
简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心理账户”的极端例子。所谓“心理账户”,是我们看待金钱的另一种方式,但其实,它也和事物的实际价值没多大关系。心理账户可以成为有用的工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会导致不明智的决策,特别是当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用它的时候。
还记得金钱的可替代性吗?也就是说,钱可以和自己互换。一张1美元的钞票和其他任何一张1美元的钞票的价值都一模一样。理论上,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没有将同等价值分配给每一美元。我们对每一美元的看待角度,建立在它会被花在哪种开销的基础之上——或者,换句话说,建立在我们如何对其定义的基础之上。这种倾向使我们把不同的钱放在不同的开销名目下(在简的事例中,就是放在不同的信封里),而这明显不是处理金钱的明智之举。但是,鉴于判定机会成本和实际价值都非常困难,所以这种策略实际上也能帮助我们合理预算。在消费方式上,它使我们更快地做出选择。这本身是好的,但参与心理账户这个游戏,让我们违背了金钱的可替代性原则。我们无视它带来的后果——虽然它让事情变得简单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犯下了一系列新的财务错误。
心理账户这一概念由理查德·塞勒率先提出。它的基本原理是,个人生活中各种财务行为的运作,其实和组织机构以及企业单位的经营运转差不多。如果我们供职于某家大型机构,比如简所在的州立学院,我们就会知道,每一年,每个部门都会有一笔预算,这一年所有的支出都应按需进行。如果某个部门过早地将资金挥霍一空,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但如果到了年底,还有结余的话,那么这个部门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台新的笔记本电脑或是去度个假,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吃着高级的寿司大餐,而不是残羹冷炙般的百吉饼和甜甜圈。
这种预算方式在我们个人的财务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在私人生活中,我们也会将自己的资金分门别类。购置服装、娱乐消遣、房租和账单、投资和个人爱好,我们通常会给这些账目设置预算。虽然我们并不会严格遵照预算来执行,但还是会做必要的设置。正如企业的经营一般,如果我们在某类账目上花光了所有的钱,那就真的太糟了,因为我们没法把空缺给补上(即使能补上,也还是会感觉很糟)。另一方面,如果某个账目下的资金还有所结余,花掉它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或许我们不像简那么极端,把每笔钱放在不同的信封里并贴上标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确都在使用心理账户这一概念,即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这里有一个例子:假设我们花100美元,买了张票去看当下最热门的百老汇新戏。这场音乐剧汇集了叛逆毒舌的提线木偶、时髦的超级英雄、开国元勋以及校园狂欢。终于到了上演的那天,我们来到剧院门口,结果打开钱包一看,让人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自己竟然把票给弄丢了。幸运的是,钱包里还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我们会再买一张票吗?在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毕竟,他们花钱买了票,结果票丢了,已经很糟糕了。现在,假设我们重新买了票去看戏,那么这个戏剧之夜让我们花了多少钱呢?大多数人都会回答200美元——第一张票加上第二张票的钱。
再来想象另一种情况。事情还是发生在戏剧上演的那天,假设我们没有提前买票,只是很关注这场戏。我们来到了剧院门口,打开钱包一看,本来里面有两张崭新的100美元的,现在只剩下一张了。噢,天哪!我们少了100美元!幸运的是,我们还剩下另一张100美元。噢,太棒了!那么,我们会去看戏吗?还是直接回家?在这种情形下,铁定有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买票去看戏。毕竟,丢了100美元和去不去看戏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们买了票去看戏,那么这样一个戏剧之夜花了我们多少钱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会回答100美元。
在这两种情境中,人们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式,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本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两种情境都有要去看戏的计划,都丢了一张价值100美元的纸(戏票和钞票)。但如果从人类惯有的角度来看,就是另一番情形了。在第一个事件中,我们弄丢的那张纸叫戏票;而在第二个事件中,是100美元的钞票。为什么同样是纸,我们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呢?这种现象为什么会让我们在第一个情境中看了戏,却在第二个情境中打道回府?而且一开始,我们又是怎么发现这么划算的百老汇戏票的?(100美元?这个理论世界的物价也太实惠了。)
让我们退回到公司及其预算的问题上。如果我们的确存在一笔预算,用于购买戏票,然后我们花完了这笔预算(用它买了一张票),也没法填补这份额度空缺。因此,我们不会再掏钱买一张新的戏票。但如果是钱包里丢了100美元(这100美元只是广义的一笔钱,而并非要花在某样特定事物上),我们就感觉不到其实自己已经花掉了某种预算类别。因此,我们就觉得这笔钱和任何一种类别的预算都不存在必然联系,也就不需要缩减任何一种类别的预算。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于去剧院看戏的资金还在,因为丢掉的那100美元是来自一般开支账户。所以,丢钱这件事并不能阻止我们去听爱国主义毒舌木偶们唱歌。
这种心理账户逻辑看起来很合理。那么,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
从纯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支出决策不应该受到虚拟预算账户的影响,不论这些账户是怎样的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定位和时机。但事实是,它确实影响到了我们。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运用这种心理账户。想象我们是如何把钱放在不同的账户的:
1.我们将一部分钱存在利率不高的活期账户中,同时还刷着利率高昂的信用卡。
2.当杰夫去一些好玩的城市做演讲或表演的时候,他会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比如最近,他们去了趟巴塞罗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那趟演出赚了多少钱,也不管旅行中花了多少,他发现自己总是超支的。入不敷出并不难,毕竟,他是在一边赚钱,一边花钱。日渐增长的收入账户掩盖了不断减少的度假开支账户,于是所有的消费原则都被抛在了脑后。在杰夫看来,吃饭也好,买喜欢的东西也好,所花的钱并不应当算在旅行、教育或住房的预算内,而是取自他的演讲费——每次都是。如果他们只是在进行家庭旅行,说不定他会有更好的财务意识,或者至少,他会问一些带有消极攻击性的问题,像是:“你确定还想再来一杯起泡酒?”(但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是的。请再来一杯。”)
3.拉斯维加斯这座城市就是关于心理账户最好的一个例子。城市旅游局的人深谙此道。他们甚至还设计了一条营销标语,提醒我们明确划分自己的钱:“在维加斯发生的一切就让它留在维加斯。”他们鼓励人们遵从内心最原始的冲动,对此,我们当然是欣喜若狂地接受了。我们去了维加斯,将所有的钱都放在名为维加斯的心理账户中。如果我们在桌游上赢了钱,那就是意外之财。如果输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把钱放到维加斯心理账户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将其视为花出去的钱了。然而事实是,不管我们将钱放到哪个心理账户中,它依旧是我们的钱,只是我们感觉不同罢了。无论在维加斯发生了什么,赢也好,输也罢,那些钱都会跟着我们回到家中。它不会留在维加斯。正如发布在Instagram上的那些栩栩如生的照片一样,所以要记得把手机留在房间里哟。
盖里·贝尔斯基和托马斯·季洛维奇喜欢讲述一个男人花5美元玩轮盘的寓言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运气简直好到不可思议,一把没输过。但在赢到差不多3亿美元的时候,他马失前蹄,输光了所有赢来的钱。当他回到旅馆的时候,妻子问他怎么了,他回答道,“我输了5美元”。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肯定觉得自己输掉的远不止5美元,但也不会觉得自己输了3亿美元那么多。5美元是我们切身感觉到的“自己的钱”的全部——也是那天晚上的初始资金。那个晚上,从最开始到后来的3亿,我们会把其中的每一美元都划入“奖金”账户下。于是,这么一来,即使我们在奖金中失去了3亿美元,但感觉自己的钱也只是少了5美元而已。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五一十地和另一半交代这一切,不过这又是另一码事了,不是本书的讨论范围。
倘若我们意识到,所有的消费、储蓄、赌博的钱、喝酒的钱其实都同样来自“我们的钱“这个水池时,这些情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将这些钱如何分门别类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它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但是,正如之前所说,我们确实给钱一一划分了心理类别,而这种分类也决定了我们对每一笔钱的看法。花掉一笔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会做何感想?到了月底,会结余多少,我们又会做何感想?
心理账户不同于本书中讨论的其他大多数问题,不是仅仅依靠一句“运用心理账户是不对的”就能说得清,它更错综复杂。心理账户和其他财务问题一样,并非合理处理财务的方式。但考虑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和认知局限,它也可能成为一项有用的策略。特别是倘若能明智地运用心理账户,情况更是如此。当然,我们往往没有明智地利用它,这也是这一章接下来要讲的内容。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心理账户是独一无二的。
假设有三种类型的人群:(1)完全的理性主义者——经济人;(2)存在认知局限的不完全理性主义者——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他或她可以做出最佳决策;(3)存在认知局限并抱有情绪的不完全理性主义者——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人。
对于完全的理性主义者来说,最恰当的类别例子是人工智能!从这个角度说,心理账户的存在根本就是个错误。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平等地看待每个账户里的钱。毕竟,这只是钱而已。钱就是钱。它完全可以互换。在完全理性的世界里,我们拥有无限的财务计算能力,所以明确划分每一笔钱是一件错误的事,因为它违背了可替代的原则,也否认了金钱的主要优点。
而对于有认知局限的人来说,由于我们大脑存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存在限制,因此心理账户反而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在现实世界中,要弄清每笔金融交易的机会成本,并做到多方面权衡是非常困难的事。心理账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启发(或捷径),让我们知晓应该如何决策。每当我们在购买咖啡这类东西时,我们不可能当即就想道:“噢,这些钱够买一套内衣,或是在iTunes(苹果公司的一款免费的数码媒体播放应用程序)上付费下载一部电影,或是购买一加仑的天然气,又或是任何现在或将来可能会买的其他东西。”相反,我们可以利用心理账户,将买咖啡的钱归入“食物”账户。这样一来,我们只需考虑这个账户的机会成本即可。虽然这使得我们的想法更受局限,但也更易于管理。“噢,买这杯咖啡的钱是今天午餐费的一半,或者够我周五下午多喝一杯咖啡。”这样就简化了计算。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心理账户仍然不合理,但至少它是明智的,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计算局限性时。
当出于简化的目的,对金钱进行明确划分时,我们就不必在每次消费的时候都考虑所有事物的机会成本了。那样太累了。我们只需考虑一个较少的预算,咖啡、晚餐或娱乐,以及其中涉及的机会成本。这种方法并不是完美的,但它的确很有用。实际上,一旦认识到心理账户虽然不够理性但的确有效时,我们就可以考虑如何以更积极的方式去利用它做更多事。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类人群,那些抱有各种情绪的人,他们承受着压力、烦恼和截止日期,还有很多其他事要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自己,真实存在着的人类,要算出每笔交易的综合机会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么做也是一件让人厌烦的事。如果每当我们想要买一些特定的商品——咖啡、天然气、应用程序或这本书时,都得权衡决策的利与弊,那么这将会成为我们的痛苦之源。这就像要求减肥的人记下他所摄入的所有卡路里一样,只会让他感到沮丧,越发暴饮暴食,然后根本就不去计算什么卡路里了,与此类似,创建复杂的预算类别也会让人想要完全停止去考虑预算。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解决办法。
实际上,当人们表示自己很难控制开支时,我们会建议他们为所有东西做出预算,但同时也会告诉他们,那可能会非常麻烦,于是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建议他们好好想想自己决定在“自由决定的事物”(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也能好好地活下去,比如特制烘焙咖啡、时髦的鞋子,或是够喝一晚上的酒)这一大类上所要花的钱。每周,把这部分钱拿出来,存在一张预付借记卡上。于是现在,每周一,在这一类别下就有了新的预算额度,可供自由支配。卡上的余额将显示这笔钱的使用情况,以及该类别中所存在的机会成本,并且,这部分决策的机会成本也会更明显、更直观。人们可以随时查看可自由支配的余额。虽然这仍旧是一件需要耗费精力的事,但至少不像给咖啡、啤酒、优步和这本书的电子版设置单独账户那么麻烦。当我们感觉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复杂和压力的时候,这不失为一种有效利用心理账户的方式。
心理账户是我们处理财务问题时存在的独特缺陷:总的来说,我们不应该涉足心理账户,但因为它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乐此不疲。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么做带来的弊端。承认这一点显示了我们在考虑和接纳钱的支出本质时,是如何重新规划消费方式的。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们将会提供更多的小技巧,比如接受自身不完美的财务思维,并将其为我所用。但现在,还是让我们继续探讨关于金钱的各种非理性思维。我们会把其余的解决方案放在不同的章节中,或者,如你所说,不同的心理账户中。
我们对金钱的不同划分,与我们如何看待它以及如何花掉它息息相关。但对于将金钱分门别类,我们并不是一直都有明确的办法。与公司不同,我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大量各式各样的办公用品和薪水。我们如何获得一笔钱,我们如何花掉这笔钱,它会让我们获得何种体验,在这些考量中,我们将资金放入不同的心理账户。我们是通过工作获得这笔钱的吗?还是在街角买了张彩票中奖而来的?或是继承的遗产?挪用他人的钱财?还是作为网络游戏玩家的职业收入?
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得到了一张亚马逊或者iTunes的礼品卡,我们可能会拿这张卡去买一些平常不会拿自己的薪水去买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礼品卡是被划分在礼物账户下的,而我们辛苦工作赚来的薪水则是一个更受保护的、更琐碎的账户。不同的账户,消费准则也不同(再一次说明,其实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的,是可互换的)。
谈及我们对资金的分类,有一个古怪的发现:一个人如果对自己获得金钱的方式心存愧疚,就往往会把这笔钱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我们的下一本书讲的就是这些内容,不过在这里,我们只是稍微提一下,你永远也没法忘记唐娜·莎曼唱的那首《她努力工作赚钱》。)说得更明白点:我们如何花一笔钱建立在我们对这笔钱的感觉之上。是的——影响我们对金钱划分的另一个隐藏因素,就是它让我们产生的感觉。当我们获得一笔钱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它得来得不光彩而感觉很糟吗?或者,会因为它是一份礼物而觉得这是一笔可以任意支配的资金吗?或者,会因为努力工作(特别努力,宝贝)而觉得这笔钱是自己应得的,感觉超级棒吗?
人们可能会把薪水之类的资金花在一些“负责任的”事情上,比如支付账单,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笔“认真的钱”。另一方面,让人们感觉有趣的钱,比如在赌场赢到的3亿美元,就会被花在一些有趣的事上,比如赌博。
乔纳森·勒瓦夫和皮特·麦格雷发现,如果我们获得了一笔让人感觉不太干净的钱,就会试图“清洗”它。举个例子,假如我们从某个至亲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这笔钱感觉没什么问题,于是我们就会打算花掉它。但是,如果我们是从某个不喜欢的源头那儿获得了这笔钱(在乔纳森和皮特的实验中,他们用了飞利浦·莫里斯的烟草公司来作为这个反面例子),那么这笔钱就会让人感觉不太好。所以,为了洗掉钱本身带来的负面感觉,我们首先会拿出其中一部分,去做一些积极正面的事,比如购买教科书,或者捐给慈善机构,而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买个冰激凌什么的。一旦这笔钱有一部分被用来做了好事,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再觉得这笔钱有什么问题了,面对剩下的部分,我们感觉非常愉悦,于是会将它花在一些更加放纵的事情上,比如拿去度假、买珠宝,或者买冰激凌。
乔纳森和皮特将这种现象称为“情感账户”。在情感上,对金钱进行净化有多种方式。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的金钱,一开始,我们可以将它花在一些严肃的事情上,比如偿还债务,或拿去做善事,比如给孤儿买一份冰激凌。当做完这些我们认为的好事之后,这笔钱牵涉的糟糕感就被清除了,于是对于剩下来的部分,我们花起来不再缩手缩脚。这种情感上的金钱净化方式当然不能说是合理的,但至少它让我们感觉良好。
于是,在各种情境下,我们处理金钱的方式就变得一目了然:它并不合乎情理,只是感觉不错罢了。(在生活中,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处理大部分事情的,但这本书既不打算高谈阔论哲学,也不打算洋洋洒洒地书写疗法。)
在某些不幸的方面,我们的所作所为正如联合会计部门一般,就好像我们是出于个人目的,所以用了一些账户小伎俩去糊弄整个系统。我们就好像某些专业的公司,比如安然。还记得安然吗?它是臭名昭著的能源公司,2000年左右合伙欺诈的典型例子,安然通过使用不正当的会计方案让自己的内部员工非法获利。安然的高管创建了离岸账户来隐藏支出,又通过欺诈手段获得非法收入,比如假装交易、虚构产品,其所有账户运营都“受制于”一家他们自己投资成立的审计公司。他们是诈骗者。因为太善于此,所以他们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不正当的会计方式。
2008年金融危机,大部分起源在于账目组合——在金融业,有些从业者以钱生钱,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把钱来回转移、扣除和卖出。于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在能够从中获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将账户间的资金混合重组,从金融链的顶端全身而退。
类似的账目小伎俩,我们也会在自己身上实施。我们用信用卡支付各种消费,一转身就将其遗忘。我们借用了原本打算存下来的钱。如果一笔金额较大的账单不在当月的预算中,我们也就不会去过多考虑它。我们把钱在存款、支票和应急资金之间转来转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它做一些“特别”的事。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账目小伎俩并不会导致全球的经济崩溃。大多数时候,它只会把我们个人未来的财务状况搞得一团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
也许我们没有安然公司和涉及20世纪诈骗事件的那些员工那么十恶不赦,但我们的心理账户也很阴暗。我们很容易被情绪、自私、冲动牵着鼻子走,我们缺乏计划,想得不够长远,又喜欢自我麻痹,再加上外部压力、自我辩白、困惑以及贪婪,这些都会让我们走向歧途。这可能会让我们想起财务领域的十宗罪。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罪,但肯定不好。
正如现实世界中的安然人员一样,我们的心理账户部门只受限于懒惰的审计员,他们不愿过多思考,享受花钱的快感,又承担着固有的利益冲突。我们就是自己的审计员。我们是守卫自身财务鸡舍的狐狸。
假设,现在是晚餐时间,我们饥肠辘辘。昨天晚上,我们叫了外卖,今晚打算自己动手做饭,但我们还没有出门买菜。预算告诉我们,不该出去吃饭,特别是不该去街上新开的那家时尚餐厅。当然,我们的朋友今晚还是打算出去吃,虽然我们应该自己在家解决的,这样就能把省下来的钱放入退休金账户,这样等到80岁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一大笔利息。然后每天,我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出去吃饭。但我们忘了问一问自己:“简·马丁或摩西会怎么做?”于是,我们打电话给保姆,一小时后,我们坐在餐桌旁,手里拿着一杯漂亮的鸡尾酒。
我们承诺会吃得朴素点儿、健康点儿。但看看这菜单!我们想着应该点鸡肉,但是看那龙虾!包裹着红酒与黄油酱汁的龙虾,将它鲜美多汁的爪子挠上了我们垂涎的喉咙。“市场价格”看起来很划算,而且我们听闻缅因州今年的龙虾收成很好。所以,我们点了龙虾,还用厚厚的吐司切片蘸干净了每滴浓郁的酱汁。我们还以为自己只会点一杯饮用水,但是面对美味的红酒,我们还是说了:“当然选它!”我们真的应该跳过甜点环节,但是,噢——那可是三倍奶油的舒芙蕾。
账单越滚越大,我们的消费金额已经远远超过6美元,或是自己在家做一份意面和一杯橙汁的成本。我们违背了自己定下的饮食规矩和财务会计原则,却根本没人提醒我们。
对于饮食和消费,我们并不会感到罪恶。毕竟,我们需要吃东西,结束了漫长的一周,我们总得犒劳一下自己,不是吗?而且,在喝了太多的酒之后,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枯燥事物(比如储蓄存款或支付账单)的认知能力。
心理账户,如同公司账户一般,即便它不合理,但只要明智地加以利用,依旧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预算分类可以帮我们规划财务事项,控制支出。但是,也正如公司账户一样,它不是万能的,因为它始终存在着很多灰色地带。这就好像有些公司,会利用“创意账户”来发掘漏洞一样,我们的开支逻辑也会随机应变。对于金钱,如果我们不使用任何分类,就会陷入管理不善的局面,但即便我们用了分类,之后也会对支出类别再做调整。我们在改变规则的同时,还编造着能够说服自己的故事。
马克·吐温讲述了一个创造性地操控规则的例子。那时候,他每天只准自己抽一支雪茄,于是他买的雪茄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他买的每一支雪茄都大到可以“被用作手杖”。社会学家将这种创意账户称为“可塑型心理账户”。当我们含糊不清地对各项支出进行分类时,当我们创造性地将各项支出划入不同的心理账户时,我们就是在玩弄可塑型心理账户。某种意义上,这有助于我们欺骗账户所有者(也就是自己)。如果我们的心理账户不再具有可塑性,我们就要严格受制于各项收入和支出准则。但是,它是可塑的,因而我们可以操控自己的心理账户,来证明各项支出均有理可循,这样,即便存在过度消费的奢侈行为,也不会让我们感觉糟糕。
换句话说,即便我们知道不允许那么做预算,我们还是会找到一种办法,让自己能吃上大餐。也许,我们将吃饭的花费从“食物”账户转移到了“娱乐”账户下。也许,我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给孩子存钱上大学。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自成体系的安然公司,试图在财务计划上涂涂改改,以满足当下的需求。我们不会因此而入狱,但我们的确违背了自己的准则。我们摧毁了食物和娱乐之间的高墙,于是整个地狱,整个美味的,涂了三倍奶油的地狱,变得触手可及。
我们不仅会更改不同类别的运用,还会更改各个类别的定义准则。当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的时候,比如买彩票或者吸烟,我们往往会设置武断的准则,好让我们有借口买那些东西。“只有在头奖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时候,我才会买乐透。”显然,这种准则很愚蠢,因为不管头奖是多少,彩票始终不是上乘的购买决策。这种话就好像是在说:“我只在局部多云的日子里抽烟。”但这种准则会让我们感觉稍微好一点儿,即便我们知道自己所计划的并非良策。
当然,只要能让事情说得通,我们必定会捏造这些自己编出来的准则——办公室多出来一笔钱,可以拿去买彩票;我们在排一条长长的结账队伍或者我们格外喜欢做白日梦,或者在度过了非常艰辛的一天后,我们都会觉得应该犒劳下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制定准则的人,而且往往也是唯一知道那些准则存在的人,所以想要有所更改、完善,甚至毫无争议地用全新的准则去推翻它,就变成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至少头奖金额超过1亿美元才买乐透的准则适用于所有穿着棕色宽松长裤的彩票购买者。”)于是,不管我们内在的党派之间有何种积怨,也不管这种行为有多么欠妥,我们内在的立法机构一定会予以通过。
假设,我们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比如买彩票小中了一笔,或是拿到了巴塞罗那的演出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管发生多少次,我们总能不假思索地让放纵的、清白的、来自奖金账户的良好感觉渗透到日渐缩减的各类账户中。我们大肆挥霍,同时告诉自己,没关系,花出去的钱都可以用意外之财来弥补,即便那些账户的消费早在好久之前便已完成。举个例子,在巴塞罗那,杰夫就有好几次额外消费(往往是购买气泡酒,但也并不全是),并为它们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将那些开支当成从演出费中抽出的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于是,把每次单笔支出都当成庆祝自己演出的一个特别开销,就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而实际上,这些放纵行为不断累积,已逐渐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量,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点。至少,在一个月后支付信用卡账单前(关于信用卡,后文会讲到更多内容),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可塑型心理账户还会使我们根据自己目前的需求和可能的愿望,开始长期存钱的行为。这样,当发生突发事件时,我们便能将这部分钱用于医疗保健。它使我们随心所欲地制定全新的预算类别,更糟糕的是,一旦有了新的项目,就很容易在它身上花钱。谁又知道会不会有个项目叫“欢度在周三幸存下来”,然后每周都来一次呢?
有时,当我们以某种办法省下一笔钱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买一件毫不相干的、平常也不会购买的奢侈品来奖励自己,尽管存钱这种事并不是在一个心理账户省下一点儿,就能去花另一个心理账户里的钱。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虽然也不会总这样,但还挺常见的,我们就是在以坏的行为去回报好的行为,而坏的行为也会暗中破坏好的行为。每周额外省下100美元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为了奖励自己存下了钱,我们花了50美元去做一件平常根本不会做的事,比如出去吃一顿,或是给自己买个礼物,这对我们的整体财务状况并没有任何帮助。
还有另一种熟知的创造性账户的方式,就是整合。当面对两种不同的开支时,我们会将较少的那份和较多的那份归到同一类别下,以使这种行为合理化,这就是整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自我欺骗,假装自己所要负担的只有一笔较大的开销,相比一笔大开销和一笔小开销,这么做的心理负担就会小一点儿。
假如,我们把买CD机的200美元加到买车的25000美元里,前者就只是被当成后者的一部分。或者,我们花50万美元买了一套房子,花600美元买了套露台家具,这样,我们就能坐在漂亮的新后院里了。我们将这两笔钱统一归纳为房屋支出,而不是分开的房屋支出和家具支出。通过这种方式整合消费,我们不会觉得有两个账户(我们为房子和家具都付了账,却只是一笔支出)。或者,在辛苦购物了一整天后,我们去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接着是甜点……然后又在当地酒吧喝了一杯。我们把所有这些放纵的行为都归到同一个心理账户下,并含糊地将其定为“身不由己的度假日”。
我们还会通过错误分类的办法来欺骗自己的账户。例如,简不想花钱给自己的表弟卢买礼物,于是退而求其次,她花了几个小时给对方做了个蛋糕。这个蛋糕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价值的:4小时,她原本可以拿来去做些别的事,比如好好地休息一下,或是看望自己的家人,甚至拿去赚钱都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她花费的时间会比给卢买个相框所需的15美元更有价值吗?很有可能(当然,给家人制作私人礼物,还包含了情感价值)。严格来说,钱是简的关注焦点——为了省下15美元,花4小时费心费力地工作,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因为她对每笔钱分类不佳。
我们的个人心理账户准则既不明确详尽,也不会被严格遵照执行。它们经常被以一种模糊而粗糙的想法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如果我们需要或者想找到其中的漏洞,也不是什么难事。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在面对各种选择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会选出最为直接、最具诱惑的那一项,然后毫不在意地使用分类诡辩来证明其合理性,即使所做的选择意味着我们在自我欺骗。
人类为了避免思考而愿意花费的努力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并不是坏人。我们中大多数人的贪婪、愚蠢,或者天性中的其他恶劣品质,都并非有意而为。我们并不会公然或肆意地违背自己的心理账户准则,但我们确实会利用准则的可塑性,让那些准则外的财务决策变得合理合情。这就好像在减肥时耍的花招一样,我们利用自己的创造性,几乎轻而易举地就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说得通。要知道,在这周的早些时候,我们午饭只吃了一份沙拉,所以现在吃个冰激凌甜筒应该不过分吧。不是吗?而且,冰激凌车是应该予以支持的本地生意,对不对?而且,这可是一年一度的夏天啊,是吧?所以我们要善待自己!
你没法延长时间,难道不是吗?虽然我们一直在不断尝试,但始终未能成功。实际上,也许我们在心理账户上耍诈时最常见的方式,就源自对时间的思考和曲解。具体来说,就是付款买一样东西与用这样东西之间的时间差。
我们在对财务决策进行分类时,最有趣的特征之一,与我们付款所属的心理账户息息相关,也与我们对它的感觉脱不了干系,这往往与我们买下它和使用它之间的时间差有关,而并非这样东西的实际价值。例如,埃尔达·沙菲尔和迪克·泰勒潜心研究红酒(一种明智而美味的选择),然后发现,提前购买红酒,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当一瓶红酒被打开,被倒出来,被品尝,被喝光,被赞赏,这一消费过程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完全免费的。这个晚上,这瓶上好的红酒没让人花一分钱。于是,这瓶酒就成了很久之前明智投资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们是在当天买的红酒,或者,但愿不会如此,我们如果扔掉或打碎了这瓶酒,那么这笔钱在感觉上就更像是来自当日预算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不会因为这是明智的投资而扬扬自得——因为付款和消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的,于是也就无法把这两者归入不同的类别。每种不同的喝酒情况(提前购买,之后饮用;即买即饮;提前购买,之后打碎)虽然都是在一瓶酒上花了钱,但基于付款的时机,以及付款和消费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对于以上几种成本,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见解。
我们是一群自欺欺人的小麻烦精。至少,我们一喝酒就会惹事。
时机不仅在消费的时候很重要,时机本身的制造也尤为关键。雇员会喜欢哪种薪水发放方式:是每月加薪1000美元,还是到了年底一起发12000美元的奖金?合理的选择是更倾向于每月1000美元,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存起来,或是用来投资、支付债务以及每月开支。
但是,如果我们问人们,对于一次性发放的12000美元,其使用方法会和每月额外给的1000美元有什么不同时,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将12000美元花在某件特别的事物上,来让自己更快乐。这是因为,一次性发放的这笔钱,与每个月惯有的收入与开支并没有太大关系,前者不受后者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将这笔钱放在了常规账户体系之外。而另一方面,如果是每月收到一笔钱,我们就会把它归到工资中——大多数人会用它来支付日常开销。奖金没有这种每月一次的时间限制,所以它可以被用来购置一些我们想要但又觉得罪恶的东西(在这一章中,建议可能是红酒和冰激凌,但我们不要妄下定论)。
美国国税局还给出了更多证据,以表明我们对奖金所带来的乐趣有多么热衷——美国国税局可不是一个能与“特别”或“有趣”这类词挂上钩的机构。美国人喜欢退税,因为在4月15日这天获得一笔钱就好像获得了一笔奖金。其实,我们可以设定自己的预扣税,这样在年底之前,我们就既不会纳税过多也不会纳税不足,而且,在4月时也不会存在任何欠款。但实际情况与此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会选择每月支付超额税款(一整年都故意低估自己),这样,在4月,我们就能获得一笔钱,也就是退税。这是一笔来自政府的年度奖金。很特别。这可是最有创造性的花钱方式!
我们这些居住在城市里的、家里有车的人都知道,在城里开车是一件多么费钱的事。我们需要支付更高额的保险。交通路况让开车变得尤为艰难,保养成本也因此更高。我们得为停车时长付费、为停车空间付费,还有一点儿都不公平的停车罚单,也要我们掏钱。最重要的是,城市居民不像郊区居民那么常用车。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如果想偶尔来趟周末冒险之旅,或是去郊区的超市购物,那么城市居民就更应该乘坐出租车,或者租一辆车了。因为这些费用加起来也没有拥有一辆车的成本高。尽管如此,当城市居民开车去购物,去某个地方过周末,或是去拜访自己住在郊区的朋友时,也并不会觉得那趟旅程花了钱。相反,他们觉得自己省下了其他人必须要负担的打车和租车的钱,而他们得到的,是一趟基本免费的旅程。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早在自己日常的、持续的开销中付完了这趟旅程所需的钱,而不是在旅行时直接付款。
同样,在使用度假分时别墅时,我们会支付一大笔首付款,好让我们随时都能使用别墅。免费使用!好吧,没错,我们可以随意使用这套别墅一周,不用再掏一分钱。但我们确实付了款,往往是一年一次大额支出。但因为付款和使用的时间不同,所以我们感觉自己免费住在了别墅里。
心理账户对我们的财务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会引导和误导我们的注意力以及我们对于是否消费的思考。但请记住:它并不总是负面的。考虑到我们的认知局限,有些时候心理账户反而能使我们想出有效的捷径,同时保持一定的财务秩序感。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喜欢制定一些松散的账户准则,这会对我们评估价值的能力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基于时间、支付方式或注意力来将消费的喜悦和付款的痛苦区分看待时,更是如此。
咦?你觉得花钱买东西并没有给你带来痛苦?好吧,拿出你的钱包,打开来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