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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该读一年级的那九个月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我的毛病是由麻疹引起的，这本是最普通不过的小毛病，但后来逐步恶化。我闹了一场接一场链球菌咽喉炎，我误以为这毛病叫“条状咽炎”。我躺在床上喝着冷水，想象着喉咙呈白一道红一道的条状（这想法可能也错不到哪儿去）。
我的耳朵不知从什么时候也开始闹起毛病来，有一天，妈妈叫了辆出租车（她不会开车），带我去看医生，那位医生是耳科专家，很牛气，不屑于登门看病（不知为什么，我有种印象，觉得这种医生叫做otiologist
）。我才不管他是耳朵专家还是屁眼专家。我当时发烧到华氏一〇四度，每次吞咽时，剧痛把我两边脸都烧亮了。那就像往自动唱机里扔了枚硬币一样。
医生往我耳朵里看了看，对左边耳朵看得更久些（我想是左边），然后让我在检查台上躺下来。“抬一下，小斯蒂威。”护士说，然后把一块很大的吸水布——很可能就是块尿片——摆在我的脑袋下方。我又躺回去时，脸颊就搁在那块布上。我早该猜到事情不妙。丹麦王国有东西在腐烂
。鬼晓得是什么东西烂了，也许就是我。
一阵刺鼻的酒精味。医生咔哒一声打开灭菌器。我看到他手上有根针——跟我铅笔盒里的尺子差不多长——于是浑身开始紧张。耳朵医生露出令人安心的笑容，对我说了句谎话。医生说这种谎话真该去坐牢（如果对象是小孩，刑期加倍）：“放松，小斯蒂威，不疼。”我相信了他的话。
他把针伸进我的耳朵，刺我的鼓膜。我往后经受的任何痛苦都难以与那种剧痛比肩——唯一比较相近的是我在一九九九年夏天被汽车撞伤后第一个月恢复期遭遇的疼痛。那时的痛持续时间更久，但剧烈程度还差一点。鼓膜被刺的那种痛真叫人死去活来。我尖声大叫。我的脑袋听到一个声音——好像一声响亮的亲吻。热热的液体从耳朵里流出来——仿佛眼泪从错误的孔眼里流出来。上帝知道，我的眼睛流出的泪水已经够多了。我抬起泪汪汪的脸颊，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个耳科医生和他的护士。然后我看到护士在检查台上部三分之一处盖的那块吸水布。上面有一大块湿渍，还有星星点点的脓液。
“好了，”耳朵医生说，拍拍我的肩膀，“你很勇敢，小斯蒂威，现在没事了。”
一个礼拜之后，我母亲又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回到那位耳科医生那里。我又一次侧躺在检查台上，脑袋下面又垫上一方吸水布。耳科医生又一次发出酒精的气味——我到现在一闻到这味儿还是会感到疼痛和恐惧，我猜许多人跟我一样——又拿出那根长针。他又一次安慰我说不疼，而我又一次相信了他的话。我不全信，但也安静等着针又扎进我的耳朵。
确实疼。几乎跟前一次一样疼。脑袋里那个接吻的声音更大了，好像是热吻（我们常说的“吸住脸、转舌头”那种）。医生把针拿出来之后，我躺在一洼湿漉漉的脓液上哭泣，耳科医生的护士对我说：“好了，只是有一点点疼，可你不想变成聋子吧？现在没事了。”
我相信了这话大概五天时间，然后又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又回到耳科医生诊所。我记得那位出租车司机对我妈说，她如果不能让这孩子闭上嘴，他就要停车，赶我们下去。
我又一次躺在检查台上，脑袋下面垫着尿片，妈妈在候诊室里拿本杂志等着，大概对医生的行为也看不下去。我又一次闻到酒精的刺鼻气味，医生拿着一根跟我上学用的尺子差不多长的针朝我转过身来。又是安慰的笑容，同样的手段，又告诉我不痛。
我自从六岁那年多次经受鼓膜穿刺以后，便一直坚信一条人生信条：你第一次骗我是你不好，我第二次上当是我活该，你第三次骗我，咱俩都不是东西。我第三次来到耳科医生桌前时奋力挣扎，尖叫不止，又打又踢。那根针一靠近我的耳朵，我就一把把它打开。最后护士只好把我妈妈从候诊室里叫进来，跟她合力把我制住，按着我，让医生把针扎进去。我叫得又长又响，我到现在好像还能听得到自己当时的叫声。我觉得在我脑袋里的某个深深的山谷中，那尖叫声至今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