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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两会发布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
对于顺德而言，在过去的40年间，改革早已成为常态。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场更加彻底的顶层设计，以便使多年来先行先试的基层改革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将更多先行先试的改革成果纳入更加高效的运转体系。
近10年来，顺德旅游的管理和归口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折腾”。先是从经济线划到文化线，又从文化线划到经济线，再从经济线划到文化线；机构设置也从经济促进局的一个科，到对外挂牌的一个局，后又与文化体育局合并为文体旅游局，然后再回到经济促进局，又回到文体旅游局；办公地点从顺德区政府大楼的2楼搬到11楼，又从11楼搬到2楼，最后又往来于两个楼层之间，办公地点在2楼，开会地点在11楼；主管领导从分管经济的副区长，换成主管宣传的区委常委……历经10年的反复，工作人员对于部门的调整和归属，早已见怪不怪了。
“反正归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工作。”对于机构改革，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早就适应了。
适应了的，还有随着部门调整而不断变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重点。
对于顺德来说，每年一度的“顺德美食文化节”是一件大事，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亦成为享誉珠三角的美食盛宴。但是，不同的部门管理，就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归属经济线时，侧重于产业属性，关注的重点是餐饮业的发展和对家电、花卉等其他相关产业链的带动。在归属文化线时，则侧重于城市形象展示，关注的重点是地方文化属性与城市品牌的提升。
这似乎是一个两者不可兼顾的定位。但经过10年的发展，顺德美食文化节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在两个不同定位、不同侧重点之间的有机融合，巧妙腾挪。如今，美食节既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全民文化旅游活动，也是一场全产业链展示的产业推介活动。每年的美食文化节从5月到10月，历时近半年，活动内容多达数十项，从美食文化挖掘到餐饮行业评选，从全民参与的私房菜大赛到全产业链展示的主会场活动，美食节涵盖了文化、旅游、产业、宣传、侨务等各种诉求的系列活动，已成为全国有名的美食文化节庆活动之一。
与旅游同样经历分分合合的还有工商、质监、科技、国土、城建、环保、交通等几十个部门。
现在，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确定，顺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推进的行政体制改革和大部制改革，得到了顶层设计的认可，尤其是在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党政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甚至一套人马，三四块牌子，乃至于一个部门对接上级四五个部门的尴尬局面终将成为历史。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制度改革，曾经让顺德走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引起举国关注，原因就在于，产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必须跨越的一个“雷区”，顺德则是第一个闯入这个“雷区”的先行者。
产权制度之所以称为“雷区”，是因为产权结构关系到所有制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制问题被看成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顺德是个人多地少的地方，60万农民耕作30万亩土地，养殖30万亩鱼塘，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一下子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哪里去”的问题摆在了党委政府面前。当时，农民进城打工还受到严格限制，自己做生意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顺德人找到了一条充分利用原有的社队企业基础，发挥沿海开放地区优势，既能解决富余劳动力，又能增加集体收入的路子——大办集体企业，大力发展乡镇工业，逐渐创出了“集体经济为主、工业企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的“顺德模式”。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顺德乡镇工业产值每隔两三年就翻一番，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产业结构。1980～1989年的10年间，全县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从7∶3变成了9∶1。如果从1978年算起，仅仅用了12年的时间，顺德就完成了初级工业化，从一个农业小县变成了工业大县。
在“顺德模式”主导下，政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搞规模经营，从产品质量、管理水平、设备技术和发展后劲等方面下功夫，促使企业上等级，上水平，争创省优、部优、国优各等级的名优产品，出现了一批全省、全国的骨干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科龙、容升、华宝、爱德、美的、万家乐都是那个时期闻名全国的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它们的产品不仅占据全国市场，而且远销东南亚。在政府扶持和龙头企业带动下，顺德以家用电器为主的经济规模越搞越大，成为全国有名的“家电王国”。
经过10多年的努力，顺德规模经济取得瞩目成就。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顺德占据了全国十大乡镇企业的半数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用电器和燃气具生产基地。当时还有媒体算过一笔账，得出的结论是，顺德以不到全国万分之一的面积，创造出了全国16%的名牌。
也许是由于发展太快，增量太大，那时的顺德人总是喜欢用倍数来表述发展的成就。 在1995年中共顺德市委员会写给《中国改革开放》一书的《改革探索回顾》一文中，记录下了这样一些数字：到1994年，顺德工农业总值已达到280.6亿元，比1978年（下同）增长16倍；国内生产总值108.2亿元，增长9倍；财政收入14.7亿元，增长14倍；全市职工人均年收入8712元，农村人均年收入3033元，分别增长14倍和13倍……
正是以这样的速度，顺德从一个面积狭小的农业县，迅速跻身于全国百强县前列，成为声名显赫的“广东四小虎”之一。
但是，辉煌的背后，埋藏着深深的隐忧。这种隐忧就来自于曾经让顺德风光无限的“顺德模式”。
顺德模式的特点是三个为主：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极大地发挥了政府统筹的优势，也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使顺德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然而，顺德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政企不分。在这种模式下，“领导围着经济转，政府围着企业转”“全县一盘棋，一心抓经济”“党政部门默默无闻地为企业打工”……这些现象，都曾被媒体当作是顺德腾飞的重要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以集体经济和公有制为主而产生的产权不清、主体不明、责权不对等的问题也日益暴露了出来。
于是， 优势变成了劣势。由于“顺德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政府主导，所以政府既是投资主体，也是为企业提供贷款的担保人，同时还要通过各种减免和优惠政策扶持企业成长，由此而带来的“投资饥饿症”也进入了恶性循环，“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成为普遍现象。
当年，《人民日报》记者朱剑红曾在一篇题为《企业改制在顺德》的报道中详细罗列了当时顺德面临的情况，至今读来，仍然触目惊心。
政府辛辛苦苦，从企业只能拿到有限的收益，却要负无限的责任。算起来，顺德市政府背上的包袱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夕阳产业，如缫丝、纺织、榨糖等老国有企业，年年亏损，靠补贴度日；二是决策失误，仓促上马的项目，如摩托车热、汽车热、空调热、房地产热中，一些项目出世便夭折，一些项目投资就亏损；三是由于缺乏约束机制而形成的虚盈实亏企业，如某丝厂年年报表利润600多万元，实际资不抵债3000多万元，另一颇负盛名的镇办企业，每年报表利润几千万元，后来资产评估发现它资不抵债几千万元；四是政策和市场变化导致企业经营失败而形成的包袱，据农行1992年对全市乡镇集体企业的调查，有259家企业已成为“包袱”，经济包袱达8.2亿元，结欠银行贷款21亿元。
说起来，顺德的公有制企业在90%以上（主要是乡镇企业）……顺德企业的负债率在80%以上。
公有资产无人负责，以各种方式在悄悄流失，一些企业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胆”分配。一些企业搞厂外厂，把大厂的活儿化整为零，交给亲戚朋友办的私人小厂，造成大工厂养小工厂，大公司养小公司，本应属于公有制企业的效益被巧妙地化为私有。
1993年国家在宏观调控，顺德人又一次认识了顺德经济中的弊端。政府包打天下，大大小小的公有制企业，从小吃店、理发店到资产几十亿元的现代化工厂越办越多，导致固定资产不断膨胀。仅1992年，顺德市固定资产投入达29亿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4.82亿元，集体单位投资19.8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了394%和334%。
由于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政府成了最大的股东，市长、镇长都变成了董事长、业务员，既要跑贷款，又要跑业务。时任顺德市市长冯润胜就曾说过，“我当了三年副县长、四年市长，其实我是最大的董事长、总经理。我每分钟都在忙企业的事，天天都是招商呀、跑项目呀、搞推销呀，时时在拍板，事事要拍板，不同意怕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同意了出了问题又是政府的。这一切都说明，政企不分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时任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由于产权不明，许多企业对经营行为不负责任，没有钱就贷款，有了钱就分红，欠下债务归政府。有些企业负责人大手大脚，只要借到钱，项目还没有奠基就先买奔驰。很多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到账面上一看就没什么了。‘企业负赢，政府负亏’，这种状态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实际上，作为先发地区的顺德首先遇到的问题，也是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往哪里走的问题，不仅困扰着顺德，也困扰着中国。困境的背后，则是谁都不敢碰触的产权问题。换言之，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短缺经济已向过剩经济转变，时任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曾这样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办什么企业都成功，90年代只有一半成功。当时顺德引进的企业，产品在全国是超前的，设备也是最好的，加上全国人才‘东南飞’，要什么人有什么人，但也只有一半企业成功。主要原因是企业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体制的核心就是产权。如果不能正视矛盾，与时俱进，不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企业的成功率就会越来越低，最终将失去发展的主动权。”
据陈用志回忆，激发顺德市委市政府改革决心的，除了内部潜在的危机，还有外部因素的推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时机和政策，顺德的发展很快，但下一步的改革往哪里走，大家心里没底。这个时候，中央相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改革。广东省委也提出要“杀出一条血路”，经过对中央精神和上级文件的认真学习思考，顺德市委一班人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1989年，原新加坡副总理，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经济顾问的吴庆瑞来顺德考察。在接待过程中，顺德政府提出想到新加坡参观学习的想法，吴庆瑞当即表示同意。一个月后，顺德组织党政干部到法国考察，回程中去了一趟新加坡。
按当时规定，在新加坡只能停留24小时，但是经过吴庆瑞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新加坡参观学习了一个星期，看了很多地方。陈用志说：“看完以后很受震撼，大家都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好了。新加坡的特点是政治上管得很严，经济上放得很宽。可以说，新加坡的发展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再加上法国考察的体会，使我们认识到，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进行产权改革。”
思想上的启发，参观时的震动，再加上内部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使顺德的产权改革已经如箭在弦。
但是，他们还需要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1992年春天的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次，时隔8年，邓小平在从珠海前往广州途中又一次来到顺德。在珠江冰箱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影响深远的名言。他还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再穷下去就没有地位了，不改革死路一条。”在南方谈话中，他不仅对“姓资姓社”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回应，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问题关键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还对广东寄予厚望，希望广东继续发挥龙头作用，再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南方谈话的余音还在回荡，广东省委省政府就决定把顺德定为综合改革试验县，要求顺德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赶上亚洲经济“四小龙”方面在全省先行一步。
一个月后，3月26日，国务院批准顺德撤县建市。
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论述，对于顺德，是在“顺德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业的明确指引。
撤县建市，对所有的地方来说，都是一次增加机构编制的好机会，但顺德却从撤县建市的这一年开始，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机构改革。其结果是党政机构从56个精简为29个，各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125个，其他临时机构撤销了100多个，机关工作人员从1200人减少到900多人。
顺德人把这一场改革称为“拆庙搬神”。其目的是政企分开，其做法是自我革命，其结果是为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提供了行政体制方面的保障。
从政企不分到政企分开，实际上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产权。 现在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当时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涉及政府与企业的权责问题，而且涉及官员的政治前途问题，更涉及成千上万企业职工的利益问题。
因此，改革的步骤和策略也显得十分重要。抓住关键，就可能纲举目张；搞错方向，就可能功败垂成，前功尽弃。对此，顺德人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改革不能孤军作战，也不能单兵突进，而是要进行全面的、综合性的改革，否则改革的效果就会打折扣，改革的成果也无法巩固。所以，早在产权改革之初， 顺德人就认定，经济基础的改革必须要与上层建筑的改革同步进行，否则，产权改革也无法进行下去。
于是，顺德综合改革的突破点选在了行政体制的改革上。先理顺政府的管理职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系，然后再用高效的行政机构推动产权制度改革，最后再建设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改革的成果。用时任市长冯润胜的话说，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改革。政府职能改革不是单纯精简机构和公务员，而是要让政府机构通过改革来适应市场经济形势的需要。”
然而，行政体制改革也有反弹的可能。纵观许多地方的机构改革，大多陷于精简——臃肿——再精简——再臃肿的怪圈，原因就在于都是按照先转变职能，再精简机构的思路进行的，也就是说，只是减少了神仙，却还留着庙。但是，只要庙还在，就会有无法拒绝的各路神仙闻香而来。
于是，
顺德人反其道而行之，先拆庙，后搬神；先精简机构，后转变职能。
对此，时任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先转变职能，后精简机构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既然有庙有人，就一定会有人想方设法抓权抓利，这怎么可能转变职能呢？”
从1993年开始，顺德市委政府借党政领导班子换届之机，开始了一场深刻的领导体制和机关机构改革。
这是一盘大棋，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但顺德人却下得有板有眼，有步骤有章法。我们称之为“拆庙搬神的三步走”。
第一步， 建立起“一个决策中心（市委常委会），四位一体（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的领导体制，市党政班子实行职务交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人大党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由市委常委兼任，市委决定的事情，按各自的职责范围分别落实，做到全市一盘棋，克服互相扯皮、互相牵制的现象。
第二步，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出发，不分党委部门或政府部门，一律按照工作性质和职能考虑，一律按四个原则进行撤并或保留。这四个原则分别是：
（1）同类合并。对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实行合并或合署办公，合二为一，如市委办公室与市政府办公室合并为市委市政府办公室。
（2）重组新建，并赋予新的职能。如撤销经委和乡镇企业局，成立工业发展局，负责全市工业的行政管理。
（3）保留强化。对一些部门予以保留或改称，并强化管理，如宣传部、劳动局、规划国土局、公安局等。
（4）转性分离，把一些政企不分的机构分离，把行政职能归口主管部门执行，原部门转为企业或事业单位。如商业局改为商业总公司，为纯企业单位。
第三步， 转换政府职能，提高办事效率。在机构改革到位后，立即采取“五个行政”（依法行政、规范行政、高效行政、透明行政、服务行政）全面提升管理水平。通过改革，提高了效率，加强了服务，使经济建设的软环境进一步优化。
1997年，顺德率先开通“市长专线电话”，成为全国最先开通“市长专线”的城市之一。通过市长专线电话，市民可以监督政府，也可以向政府提出各种合理化的意见建议。资料显示，市长专线电话开通之后，平均每天接听电话30次，当天能办的事绝不拖到第二天，一时解决不了的，明令有关部门处理，并在10天内呈报结果。开通第一年，接听电话9120个，其中交办4504个，办结率95.6%。查阅当年的《顺德报》，几乎每天都会刊登市长专线解决有关问题的公开回复， 市长专线电话既是市民与政府之间无障碍沟通的一个渠道，也是展示顺德改革成果的一个窗口，透过它，人们看到了一个精干高效的政府。
通过有步骤地“拆庙搬神”，顺德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29个，人员从1200多人减少到900多人，并且多年保持机构不反弹，人员不增加。与此同时，政府从沉重的企业经营活动中腾出手来，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改善营商环境，提高办事效率。
政府造环境，企业闯市场。 短短几年时间，顺德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交通建设使顺德成为全国公路密度最高的县域，电话装机容量、电力供应水平、自来水普及率均达到全国同级前列。
改制之后，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很多企业设立了研究所和技术开发中心，仅1994～1996年，全市共开发新产品430多个，其中有80%属于国内首创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从而使顺德进入“全国科技实力百强市”之列。
随着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事无巨细的管理转变为长远性的产业引导，并开始全面实施名牌战略。1997年6月，顺德以一县之力，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轰动一时的“顺德名优产品博览会”，从全市8000多家企业中严格筛选出来的148家企业、3600多种名优产品，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心5500平方米的展览大厅集中亮相。
透过博览会，人们发现了一连串令人惊叹的数据，看到了这个面积只有806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00万的县级市创造的经济奇迹。仅1996年，顺德生产了全国37%的电风扇、22%的空调器、20%的电冰箱、52%的电饭煲、44%的微波炉、45%的燃气具和42%的消毒柜。“家电王国”的名声从此不胫而走，响彻大江南北。
在历时5天的博览会期间，田纪云、李岚清、邹家华、费孝通、程思远、李贵鲜、叶选平、万国权、何鲁丽等时任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和100多名部委领导、北京市和外地驻京办干部，以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使节与商社代表先后来到博览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海内外订单和展会邀请函纷至沓来，引起了全国经济界、学术界和媒体的热切关注。
这次博览会是顺德在经历了3年多饱受争议的产权制度改革，终于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后的全新亮相，也是在全国以一县之力在北京举办大规模博览会的一次创举，它用18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大力量，也证明了中国县域经济的无限能量。
有人说，这是从北京刮起的一股“顺德旋风”。也有人说，这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一次神来之笔。实际上，这也是行政体制改革之后，顺德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阅，是营造新型政企关系的一次大胆尝试。
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制度改革，是顺德在80年代依靠顺德模式创造了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后，又一次引起举国关注的“大事件”。其中，让人难忘的两个细节是，有人悄悄地把信写到了中央，告到了总书记那里；也有人大张旗鼓地以“可怕的顺德人”为题，让顺德改革广为人知。
对此，顺德人都坦然接受。他们的做法是少说多做，绝不争论。
在产权改革之前，顺德经济发展模式就已经暴露出许多与新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相适应的弊端。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顺德党委政府就对这些弊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首先，从企业投资体制来看，改革开放十几年，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主要是靠政府直接投资或担保企业向银行贷款投资。这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外延扩张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加政府的负债压力，让政府完全背负起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
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经过“顺德模式”主导下的第一次创业，办起了为数不少的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但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承接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产业转移时退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企业不多。家电产业一家独大，也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风险。
最后，从管理方式看，搞承包制、厂长责任制，只是解决暂时的激励机制问题，并不能解决约束机制问题；只解决了短期绩效的问题，并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如果不让企业经营者真正与企业发展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如果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顺德市委进一步认识到，以上种种弊端的症结在于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企业没有形成真正有效的约束机制，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 必须把过去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政策调整到企业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
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顺德确定了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一是优化公有资产结构，改变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大力发展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混合所有制结构；二是争取在解决人员负担和债务负担上有所突破，解脱政府负担，并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角色；三是实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公有资产管理，保证公有资产保值增值。
从1993年开始，随着市委市政府《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的出台，一场同样有计划、有步骤的产权改革在顺德静悄悄地展开。
产权改革本身的敏感性，注定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会遇到种种责难。因此， “不争论、不埋怨、不停步”成为工作推进的总基调。
扎扎实实的“四步工作法”
第一步，资产评估，界定产权。 对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从而摸清家底，为处理企业呆账、烂账和各项损失，划定用于安置退休人员和被遣散人员的开支，确定改制方案打下基础。
第二步，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改制方案。 将改制企业的资产、负债等数据资料公开，让企业内部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竞争，将发起人的改制方案张榜公示七天，广泛征求中层骨干和职工的意见，货比三家，择优选择改制方案和经营者。
第三步，确定改制方式，转换经营机制。 按照 “抓住一批，放开一批，发展一批” 的思路，对关系全市民生大计、带有专属性质或基础设施的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由政府合资或控股经营。对于大多数一般竞争性企业，实行放开：一是设备、流动资产转让给员工，把土地使用权、厂房等资产租赁给企业，实行租赁经营；二是全部资产作价转让给员工，转为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对亏损、微利企业进行公开拍卖，转为民营企业。
第四步，进行利润清算和产权移交，完善法律手续。 确定改制方式、签订改制合同后，对评估基准日到签订改制合同这段时间进行利润清算，并对资产进行重新的复核，办理产权移交手续，以法律文书把整个改制工作确定下来。
经过改革，原市镇两级1001家企业中，政府独资经营94家，控股经营48家，参股经营21家，股份合作经营235家，合伙经营249家，上市股份公司2家，租赁经营331家，停产21家。两级企业总资产，公有资产的比重由90%降至62.4%，外商及民间投资者资产占37.6%。
企业改制后，仍然有62.4%的企业属于公有资产，政府仍然负担着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因此，如果不能尽快理顺管理体制，实现政资分离，仍将陷入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企业的困境。
为此，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顺德进一步采取政资分离，优化公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体制，按照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与政府的资产管理者职能分开，将企业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原则，既维护政府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又保障企业独立法人的经营自主权。经过反复研究和比较，最后决定采取 “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公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公有全资、控股和参股企业”三层架构来建立新的公有资产管理体系。
第一层次：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公资委）及其办公室。公资委是市、镇政府领导下专司公有资产管理的职能机构，对公有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进行宏观管理和监督，并代表市、镇政府行使对公有资产的管理权。公资委办公室是公资委的日常办事机构，是市、镇政府管理公有资产的职能部门。
第二层次：公有资产投资管理机构，是政府全资企业，是独立企业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受公资委的委托，负责经营授权范围内的公有资产，对授权范围内的企业行使经营管理权（包括选择经营者、重大经营决策、投资收益权）。
第三层次：政府的独资、控股、参股企业。首先按照《公司法》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承担经济责任。政府通过公资委授权投资管理公司行使与政府股权相一致的收益、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的权利，同时承担以政府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投资管理公司保障企业独立法人地位，对控股、参股企业派出产权代表，以股东身份进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担任与出资额相称的职务。
实行政资分离，剥离了政府的企业管理职能，加快了政府行为向行政职能回归。从此以后，企业的事情企业自己办，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政府也要管好自己要管的事，着重做好“政策引导、管理监督、创造环境、协调服务”等各项工作。
经过产权改革，顺德政府从繁重的企业经营事务中脱离出来，集中精力研究、制定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及社会管理法规，将改革成果用各种法规巩固下来，建立起了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的制度体系。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顺德市政府先后制定的政策文件约100份，超过50万字，主要有《关于实施科技进步和规模经营奖励的试行办法》《关于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机构改革的决定》《关于转换机制，发展混合型经济的试行办法》《关于改革村委会，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的若干政策规定》《顺德市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顺德市企业员工劳动权益保障实施办法》《关于完善企业转换机制工作的若干规定》《关于完善市属企业养老保险、住院医疗保险及门诊医疗的通知》，等等。
阅读这些文件就可以发现，起草者和签发者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诸如产权制度、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等诸多敏感的字眼。因为此时此刻，顺德只是作为一个县域地区的试点，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需时日，产权制度改革仍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雷区”。
产权改革是一场触及各方面利益的革命，其中涉及面最广泛的就是在改革过程中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基本生活保障。 对于改革来说，这是保障改革的“安全网”，如果这张“安全网”织不起来，将大量的企业下岗人员推向社会，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改革的成效。
问题在于，与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中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同，顺德大部分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大部分职工都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并没有像城市职工一样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顺德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视为是在城市之外的乡镇一级，率先将乡镇企业员工也纳入保障体制之内，具有先行先试的示范意义，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率先破局。
据统计，1992年改革前，顺德80多家国营企业和市属企业在职职工40625人，离退休人员有11857人。在职工的社会保障主要由企业负责的情况下，任何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负担。以顺德历史最悠久的国营企业顺德糖厂为例。1992年，该厂在亏损2400多万元的情况下，还要负担离退休人员费用257万元，厂办学校、医务室、粮站等福利支出37万元。据1993年7月统计，全市市属企业在有了自主权后，优化结构遣散的职工就有超过3500人，市镇两级企业退休人员达3.2万人。
“企业办社会”背景下的大锅饭、终身制，不仅造成效益下滑，也使企业不堪重负。但是，企业一旦转制，这些“下岗”工人怎么办，又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随着企业改制不断深入，还会有更多的职工被抛向社会。这是改革的代价，但这个代价该由谁来承担？
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陈用志指出：“优化体制，理顺顺德产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难度相当之大……而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搞好转换机制的关键，也是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企业制度的创新，难点之一在于社会保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企业转制才能减少阻力，反之转制就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1994年1月，在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顺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方案。紧接着，中共顺德市委4号文件《关于发展混合经济的若干规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做出了详细规定：
第十四条 成立顺德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配合混合型经济的发展，承担社会保险责任。
第十五条 在转换机制中，除了亏损、破产的企业外，企业遣散人员应控制在5%左右。亏损企业的富余人员应尽量在本系统或本镇企业内重新安置，不能安置的，做遣散处理。
市属单位的固定工遣散按每年工龄干部1100元、职工1000元的标准，发给遣散费；并按每年600元的标准，由单位代续养老保险；另按每年100元的标准发给个人，由本人投住院医疗保险……
凡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含5年）的员工，不能做遣散处理，只能办理企业内部退休，并按市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由企业为其在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纳养老保险。在法定退休年龄前的退休待遇由企业负责发给；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待遇由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给付。
第十七条 企业转换机制前已离、退休的人员（包括干部、职工），企业按每人每年工龄600元的标准向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缴费，由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统筹，负责按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及市政府对离、退休人员待遇的规定支付养老金及住院医疗保险。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顺德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不遗余力，据《顺德报》报道，顺德每年投入社会保障的资金达2亿多元。
在顺德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县级区域建立第一家保险公司，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 在《先行者的30年》一书中，对这个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载：
1991年4月26日，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与此同时，顺德也在酝酿成立保险公司，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先例，中国人民银行起初并不认可顺德成立保险公司，后来，顺德变通了“德安保险公司”名称，改为“德安保险股份公司”，这个名为股份制的保险公司实际上只有一个股东，就是顺德市政府。
1993年12月，顺德市德安保险公司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同月，“顺德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成立。
1994年1月，顺德社保机构运作正式开始。1995年8月，“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成立，与“顺德市德安保险股份公司”合署办公，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管理。两年后，更名为“顺德市德安社会保障公司”，2000年6月，“顺德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和“顺德市德安社会保障公司”撤销，设立“顺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读这一段文字，总有一种杂乱的感觉，但回过头去看，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先是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又成立一个政府部门，之后是公司与政府部门合署办公，最后又把公司和部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政府部门。虽然公司的实际投资人和管理者都是顺德政府，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是顺德改革过程中的各种艰苦探索与灵活变通，正所谓 “遇到石头绕着走”，但改革的目标却始终如一。
在随后的几年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职工养老也水涨船高，顺德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从转制企业覆盖到全社会，逐步建立起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保”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在全国率先建立了第一条“全民最低生活保障线”。
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做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安排。
根据这一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大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线图”：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站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面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我们需要回望来路，才能不忘初心，断续前进。
顺德被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试点市”的时间是1999年7月27日。此时，顺德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已基本完成。1998年的GDP达到259亿元，比1978年增加了53.69倍，年均递增16.3%，90%的原市、镇两级企业进行了转制，非公有制投资比重增加到71%。
与此同时，经过为时7年的综合改革，顺德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市经济发展已进入由政府宏观调控、市场导向投入、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轨道。城市建设走向城乡一体化，社会各项事业走向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走向规范化。顺德的经济和社会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具备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
顺德被确定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另一个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它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1998年，广东经济总量已超过新加坡，逼近我国香港，与我国台湾和韩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但是，仅有经济上的超越并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因此，综合性的现代化建设成为全面超越亚洲“四小龙”的时代主题。
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关于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顺德市是我省综合改革试点市。1992年以来，该市广大干部群众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为全省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顺德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方面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具备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故建议省委省政府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为鼓励和支持顺德市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根据试点的需要，赋予其相应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为我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示范和经验。
按照《意见》，省委省政府对顺德提出了七大目标和十一项试点任务，并将试点分为两个阶段：从1999年9月1日至2002年年底为第一阶段，顺德市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4万元，全部财政收入达5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20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530亿元。从2003年年底到2005年年底为第二阶段，顺德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5亿元，全部财政收入70.1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5亿元，城乡居民储蓄余额706亿元。
1999年9月1日，顺德推出《关于加快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定》，将省委政府的各项目标要求具体化为“五个翻一番”和“十个上新水平”。
“五个翻一番”：一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从1998年259.28亿元，到2005年实现520亿元，年均递增10.45%。二是财政收入翻一番，从1998年34.85亿元，到2005年实现70亿元，年均递增10.5%。三是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翻一番，从1998年年底362.3亿元，到2005年年底达到725亿元，年均递增10.4%。四是电话普及率翻一番，从1998年每百人24.3门，到2005年达到每百人50门。五是城市化率翻一番，到2005年达到65%。
“十个上新上平”：一是改革开放上新水平，二是经济发展上新水平，三是城乡建设上新水平，四是基础设施建设上新水平，五是民主法制上新水平，六是人的素质上新水平，七是社会保障上新水平，八是综合配套上新水平，九是班子建设和廉政建设上新水平，十是生态环境上新水平。
在此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顺德的城市化。在广东省《关于确定顺德市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试点市的意见》中，确定了城市化水平达到65%的目标。顺德也在“十个翻一番”中将城市化率达到65%作为一项具体目标。
然而，与各种各样的经济目标相比，对于顺德来说，城市化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目标。从一个农业县起步的顺德，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以乡镇企业为主的模式，也导致了经济发展以镇为主，城乡一体，平均用力。特别是大大小小的工业园遍布全县各镇各村，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土地利用率很低，而且管理难度大。随着经济发展，发展用地也越来越捉襟见肘。特别是村级工业园的无序发展，挤占了大量的集体用地，使大规模的工业园区难以成型。
这种发展模式下，一方面是顺德各个镇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同时也造成了各镇主导的“诸侯经济”和“马路经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城市建设的资金分散、项目力量分散。城乡一体化虽然使顺德用最快的速度将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但与此同时也使顺德无法集中力量建设中心城区。
到1999年顺德城市化率只有32.6%，比1992年撤县建市时仅增加了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经济总量却增加了三倍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很多时候成为顺德的笑柄。有人说，顺德是“最好的农村，最差的城市”。也有人说，“外面听顺德，好过看顺德。”就连时任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也用“豆皮婆照镜，自己都不喜欢”来形容顺德城市建设的严重滞后。
1999年9月，顺德市由主要领导带队，组织党政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深圳的城市建设。2000年，考察了江浙的苏州、台州和杭州。2001年，考察了东莞。
2000年10月，顺德召开市委九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城市化建设重大战略转移，从城乡一体化转移到城市化，集中力量建设中心城区和镇级集约工业园，将顺德建设成为现代化花园式河港城市。
会议之后，顺德推出一系列城市化举措。2000年12月，将容奇、桂洲两大经济重镇合并为容桂镇，使之成为中国第一大镇。此后又将德胜并入大良，形成了大良——容桂——伦教组团的中心城区框架。与此同时，开始在德胜高标准规划建设新城区。
2001年年初，顺德政府搬进了新城区的行政大楼，与之配套的行政服务中心也同时开始对广大市民和企业提供一门服务。此后，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德胜广场、展览中心、演艺中心、图书馆、博物馆、顺峰山公园等配套设施陆续投入使用。
2001年，通过“村改居”，启动新一轮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将原来的222个村居重组为197个，其中60个村委会并改为50多个居委会。
与此同时，顺德出台政策，推动镇级集约工业园建设，限制村级工业区发展。经过几年努力，整合建设了16个镇级集约工业园，总面积达到14.37万亩，绝大多数面积在3000亩以上。其中，由顺德政府投资启动的五沙工业园面积达到1万亩，是第一个区级工业园。
此后，顺德各方面建设按照既定目标全面推进，到2005年，实现本地生产总值849.62亿元，与2000年相比，增长1.2倍，年均增长17.1%。人均生产总值73516元（折合9076美元），增长1.05倍，年均增长15.4%；工业总产值2019亿元，增长1.87倍，年均增长23.5%；各项税收（包括海关代征税收）合计125.3亿元，增长1.1倍，年均增长16%；地方一般预算财政收入47.38亿元，增长1.23倍，年均增长17.4%。2005年年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达到755.6亿元，年均增长13.1%。
这是2006年1月顺德区《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的城市化率之外，其他各项指标都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超额完成了广东省委省政府下达的“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
2006年年底，顺德GDP一举突破1000亿元，成为全国第一个GDP超千亿元的县级区域。
进入21世纪之后的顺德，似乎有点沉闷，特别是2002年12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佛山行政区划调整，顺德撤市设区之后。
很多人认为，这是顺德面临的一个拐点。尤其是新城区建设和城市化发展停滞不前，使人们感觉到顺德在撤市设区之后，已经被边缘化。
2004年年初，《佛山市城市发展概念规划》公布，正式确立“2+5”为主体的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将顺德中心城区的大良——容桂——伦教组团纳入与禅城——桂城——东平新城组团同等规模的两个百万人口以上中心城区。
此后，广珠西线、佛山一环相继开通，顺德终于结束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从此跨进高速时代，开始转变思路，积极融入广佛都市圈和珠三角城市群。
2009年9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佛山市委市政府，同意佛山市顺德区继续开展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大部制改革。
从文件中可以看出，这一次的改革探索是对20世纪90年代综合改革的再深化，是顺德改革在新形势下的再出发。
如前面所介绍的，在1992年顺德就已经进行过一次“大部制”改革。虽然当时还没有“大部制”的概念，但顺德人已有了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商贸局”“大教育局”“大文化局”的思路。时任顺德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杨肖英说：“我们就是不要‘五官科’，有的部门一个科可能就六个人，但是有‘五个官’，这样的官帽肯定要减下来。与此同时，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职能转化出去。”
为了改变政府机关里“庙多菩萨多”“政出多门香火旺”，审批程序长，管理事项杂的现象，顺德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拆庙搬菩萨”，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建立新型政企关系。
例如，顺德农业线当时有七个涉农部门，分别是市委的农委、政府的农办、农办下属的农林局、水产畜牧局、绿委办、糖办、饮料办，因此“一条蔗、一棵树”都有三四个部门。这七“龙”，在改革中被合并成一条“龙”，即农业发展局。
顺德的这次改革没有等到省里和上级的决定就先行先试，造成了一时轰动。上面有不少部门的同志来，在顺德找不到对口部门，心里气不顺。最后得到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有力支持，时任省委书记谢非明确地说：“你们不要怕，你们的改革比特区还特。”
时隔10年之后的2002年5月，中编办领导在顺德调研时，鉴于顺德行政机构“10年不反弹”的优良成效，决定将顺德列为全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
然而，2003年以后，顺德的机构开始出现反弹。“在对口管理体制下……从29个反弹增长到大部制改革前的41个。”
于是，在2009年，大部制改革被纳入顶层设计之后，富有基层改革经验的顺德又一次成为试点。
与20世纪90年代的综合改革时期顺德单兵突进的情况不同，这一次的大部制改革是全国全省多个试点齐头并进的一部分。因此，改革过程不仅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产生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由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陈天祥教授牵头的广东大部制改革研究成果被列入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该项目最终以《中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模式研究：来自珠三角的调查》为名正式出版，其中第三部分“佛山市顺德区大部制改革跟踪研究”详尽介绍了顺德大部制改革的动因、内容、特点、成效，为我们了解顺德大部制改革提供了详尽而专业的观点和资料。
2008年9月，顺德被列为全省第一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由省委书记汪洋亲自挂帅。此后，汪洋于2008年10月、2009年1月、2009年6月，先后三次到顺德开展调研。其间，他还邀请顺德参加2008年11月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并在会议讲话中4次提及顺德，并再次强调 “改革允许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 的理念。在这次会议上，顺德作为唯一的县级区域，与广州、深圳、珠海、汕头、湛江一起被列入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共同探索大部制改革。
在谈及为何选择顺德作为大部制改革试点时，汪洋说了三个原因：第一，传统的发展模式在顺德最早遇到挑战。作为中国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之一，顺德今天遇到的问题也是其他地区明天将要遇到的问题，因此在顺德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最具有典型性。第二，顺德破解科学发展难题的能力最强。改革开放30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强烈的改革意识和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为破解影响科学发展的难题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三，在顺德实现科学发展影响将最大。顺德经过30年的发展，在省内外、国内外都有较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顺德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示范效应。
为顺利推进顺德体制改革，2009年8月17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委、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赋予顺德区在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地级市管理权限。
实际上，在顺德大部制改革开始之前，中央部委的大部制改革架构已经建立，其他试点的改革也已拉开序幕。
但是，顺德改革的结果，还是被媒体形容为“石破天惊”。
2009年9月16日，顺德区召开“顺德党政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将41个党政部门合并为16个大部门，其中区委机构6个，区政府机构10个。会上，省编委办领导宣读了省委省政府关于《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的批复。会议还免除了22名正局长，宣布了16个大部门负责人和副职人员名单。
佛山市委书记林元和在讲话中指出：顺德是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1992年的机构改革以来，是全国大部制改革的先行者和支持者之一，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这次机构改革就是在1992年改革成果上继续推进的。
顺德区委书记刘海也表示，这次机构改革，是顺德1992年机构改革的继续完善和提升，是顺德开展综合改革试验、推进经济社会战略转型的重要措施，是为全省县级地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探索经验的需要，是新时期省委和市委交给顺德的一项重大任务……此举对全省、全国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具有先锋和示范意义。
紧接着，9月17日上午，中共顺德区委十一届八次会议暨政府全体会议召开。会上公布了16个大部门班子名单。这次改革严格执行“机构不升格，编制不突破”的要求，按照“编制随职能走”的原则，统一核定16个大部门的编制：按照领导职数与机构职能、人员编制相协调以及“人随职能走”的原则，规定16个工作部门的行政领导班子成员由正副职及局务委员组成；正职由区领导兼任，10个政府工作部门正职分别由5名副区长和5名区政务委员（按副处级领导职务配备）兼任；副职按正科级领导职务配备；局务委员按副科级领导职务配备。
在当天的会议上，16个党政机构负责人集体亮相，同时，还在会场举行了16个新部门的揭牌仪式。
一场“最大胆”的“党政大部制”改革，前后只用了两天时间。在此之前，很多人并不知道改革的力度会有如此之大。很多局长也是在会场宣布之后，才知道自己被“改革”了——新成立的部局一把手由区委常委或副区长兼任，原来的局长成了副局长，副局长成了局务委员。
还有更多的人，在走出会场时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部门了。41个部门合并为16个部门，最大的特点不是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而是党政署办公。
与所有的改革一样，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最多的争论来自于“党政不分”“党政合一”还是“党政分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明确要求，并且有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委市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以及各个试点同步并进的支持，改革者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没有给争论者留下任何争论的时间与机会。
7月17日和18日，当地媒体《珠江商报》用了14个版的篇幅，全面报道了顺德大部制改革的内容。如今重新翻阅顺德当年的机构改革方案，竟然与8年后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保持了很多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顺德改革方案公开之后，很多人都表示“很震撼”“力度很大，超出了想象”。尽管这次顺德是全省改革试点，但改革者仍然承受着压力。这一次的压力不是来自于改革之前，也不是源自改革的过程中，而是改革之后的效果。按时任顺德区委书记刘海的话说，这一次的改革要达到的不是物理反应的效果，而是化学反应的效果。
刘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部制改革的压力很大，但20多年来顺德都顶住了，这次也一定会成功。单纯部门的增减，只是物理反应，从服务功能上提升，产生化学反应，才是真正的成功。 人们认为大部制就是简单地缩减多少部门，精简多少政府人员，但这种单纯以数量增减为标准的改革，没有从政府的服务功能上去研究，并不是真正的改革。顺德将从内涵、组织形式、服务对象、功能等方面，研究制定有顺德特色的大部制方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希望不要通过物理反应，而通过化学反应达到目标。
顺德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几个重要原则，首先是继往开来，秉承1992年改革的思维，继续完善提升；其次是总结分析历次改革的经验教训，竭力避免改了又重新膨胀的弊端，为全省探索新模式；最后是按照省的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
2009年11月1日，顺德16个新部门按照省委要求开始启用新公章。
2010年9月2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佛山市顺德区综合改革试验工作的决定》，以人大文件方式确保顺德改革成效，以免出现机构反弹。
2010年11月25日，广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顺德经验在全省部分县（市、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所有地级市中共选择25个县（市、区），参照顺德经验全面开展大部制改革。
2011年年底至2012年年初，“我国地方大部制机构改革模式跟踪研究”课题组对顺德大部制改革成效进行了跟踪调查，并梳理出顺德大部制改革存在的6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①一些职能职责调整不合理。②上下级对接和内部协调问题。③事权划分问题。④民众对大部制改革的了解程度较低。⑤不同部门的服务得分参差不齐。⑥许多民众对大部制改革抑制腐败没有信心。
以上这些问题，有些属于顺德内部协调的，可以在今后的改革中不断完善，但也有一些则超出了顺德的管辖范围和能力范围。《中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模式研究：来自珠三角的调查》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
“顺德大部制改革后，由于部门归并幅度很大，上级政府往往在顺德找不到完全对口的独立下级部门。因此，产生了区级大部门与上级部门之间的衔接问题。这既包括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职能履行主体的合法性问题，也包括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协调，以及大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
如行政主体合法性问题。“鉴于省市和其他大多数地区未进行大部制改革，顺德对职能相近的执法部门进行整合（成为大部门内设机构加挂牌子，不是独立的法人机构），挂牌执法机构大多得不到省市相关部门的承认。”
如上下级对接问题。比如社会工作部对应的省市部门竟达34个，其中省19个，市16个，存在“一个儿子”对应“几个老子”的尴尬问题，单是开会就疲于奔命，而且省、市会议基本上都要求部门副职以上参加，部门领导成了“开会专业户”。
调研组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顺德大部制改革已有回潮的迹象。虽然顺德大部制改革作为试点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但由于全局性改革的不同步，特别是上级不改而下级改，全国不改而一地改，大部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顺德大部制改革在不断调整、完善和反复的情况下，经过了历时8年的坚守与期待，终于在2018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迎来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
顺德的几次改革试点，尤其是两次大部制改革，可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政府角色转变、结构改革的重要意义。德鲁克（Peter F.Drucker）曾说：“任何组织，生物性也好，社会性也好，若对其规模（或体格）做出重大改变，都需要对其基本结构加以改变。”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顺德，无论是规模、发展复杂性上还是所面对的挑战，都在持续发生着变化，如果不能适时做出政府结构上的改变，最直接的情形就是，组织机构会桎梏改革和发展而成为最大的障碍。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组织内的各种服务和岗位要按照职权等级来组织，形成一个逐级分层指挥系统，各人的责权要明文规定；组织成员的任用，应通过正式考试或培训，使人员胜任职务的要求，而不是凭世袭地位或人事关系；组织内每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和纪律，没有例外。更重要的是，韦伯提出行政组织的基础是合法规定的权力。这些权力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传统式的权力和个人崇拜式的权力。行政组织体系分为三个层级：决策层、执行层以及基层。
因此，在行政组织体系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如何确保组织的理性和法律设定的权力；如何保证行政组织体系中的组织成员胜任并严格遵守规章和纪律；如何保证行政组织体系高效运行，而不是一个机构臃肿、层级复杂的结构。在我们的政府行政体系中，要做到这几点相对困难一些，因为传统意义上，在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对权力距离的认知也非常普遍，如果政府不能约束自己，精简有效就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早在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曾经问过：政府能够做什么呢？17世纪末，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人就开始讨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它应该怎样去做。很显然，人们并不知道政府能够做什么，因此，政府需要自己界定清楚。如果从组织管理的视角来看，需要政府做到两件事情：第一，将持续改善纳入政府机制；第二，让政府集中精力做那些发挥了作用的事情，放弃那些没能发挥作用的事情。
在政府机构做这两件事情，要求每一个机构以及机构内的官员，定义绩效目标、质量目标以及成本目标，还需要获得最终的成果，这就需要在政策和实践上进行持续的自我变革，因而会对机构内的每一个人带来持续的挑战，甚至会导致反对和抵抗。
从设定改革开放的目标开始，政府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及功能，如果沿用原有的结构和行为规则，一定无法匹配改革开放的大局；如果沿用原有的方式，它会变得无法支配、无法管理，甚至会失去控制。我们都很清楚，目标改变的时候，特定的机构或者管理习惯已经不再可行，当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之时，政府机构依然保有不变的功能已经完全不现实。在这个时候，不断地进行政府“瘦身”，不断地缩减“规模”，最终让政府变“小”，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选择。
这就是顺德政府机构改革试点，特别是两次大部制改革最值得赞赏之处。第一次大部制改革：先精简机构，再转换职能；第二次大部制改革：建服务型政府，匹配市场经济。
为什么顺德可以做得到？ 首先，它认识到机遇来自于改革。 比如，如果不是产权改革，顺德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拥有大量的企业集群。顺德没有太多的土地，也没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即便相对好的地理位置，在珠江三角洲也并不是最佳，所以，顺德人别无选择，坚持改革是唯一的强县之路。
其次，顺德人既有改革的眼光，也有解决难题的智慧。 顺德县的管理者们思想开放，又脚踏实地，他们极为熟知本土情况，深知民众的想法与期望。他们似乎天生具有解决问题的智慧，不仅胸怀宽广，在全国、全世界去寻找借鉴的经验，而且广寻资源与人才。一旦他们拿出行动方案，总会获得预期效果，这一点让人极为钦佩。
最后，顺德敢作为，愿作为。 顺德每一次都可以得到改革试点的机遇，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能够有所作为，并愿意有所作为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顺德人不断追求超越、创新并求得结果的内在能力。顺德人向来脚踏实地，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偏安一隅，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参与到改革所带来的大潮中去，这样才会让他们不受限于自己。勇于作为的选择，让顺德人发现，改革并不可怕，开放的精神不断让顺德受到莫大激励，也让参与到改革中的每一个人感受到美好。
要改革，就要有挑战自己的决心，就要有可行的方法和做法。在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的情况下，基层管理者们就需要有采取必要行动的勇气和智慧，需要能够正确地领悟中央政策的精神，要有向自己挑战、自我变革的勇气，同时要务实地拿出可操作的方案，这也是顺德一次又一次成为改革“试验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附一：2009年顺德大部制改革调整后的党委机构（6个）
1.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
组建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将区监察局、审计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不再保留区监察局、审计局。区信访局并入政务监察和审计局，在区政务监察和审计局内设机构挂牌。
2.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与区委办公室合署办公，挂区决策咨询和政策研究室牌子。
3.区委组织部（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将区人事局机关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职责划入区委组织部（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4.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
组建区文体旅游局，与区委宣传部合署办公。将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除文体许可及文化综合执法以外的职责、旅游局除旅游市场监管以外的职责划入区委宣传部（区文体旅游局）。不再保留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旅游局。
5.区委政法委员会（区司法局）
区司法局与区委政法委员会合署办公。
6.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
组建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与区委社会工作部合署办公，挂区港澳台工作办公室牌子。将区委统战部、区外事侨务局、区民族宗教局、工商业联合会机关的职责，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除残疾人就业培训以外的职责，区农村工作部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责，区民政局双拥优抚、基层政权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宗教和外事侨务局）。不再保留区委农村工作部、统一战线工作部、区外事侨务局、民族宗教事务局。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归口区委社会工作部，按各自章程运作。
附二：顺德大部制改革调整后的政府机构（10个）
1.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由市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区发展和改革局（物价局）、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统计局的职责，经济贸易局产业发展规划的职责，区环境保护局生态保护规划的职责，整合划入发展规划和统计局。不再保留区发展和改革局、佛山市规划局顺德分局、统计局。区物价局在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内设机构挂牌。
2.区经济促进局
将区经济贸易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信息产业局）、农业局（畜牧兽医局），整合划入区经济促进局。
3.区教育局
进一步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做大做强教育事业。
4.区公安局
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更名为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
5.区财税局
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区财政局、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区财税局。不再保留区财政局、佛山市顺德区地方税务局。区财税局地税业务工作由省地方税务局直接领导。区财税局代表区政府联系佛山市顺德区国家税务局，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由区财税局归口联系。
6.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将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责、人事局除机关和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以外的职责、民政局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的职责、卫生局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职责、总工会劳动竞赛的职责、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就业培训的职责，整合划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顺德分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更名为佛山市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归口联系。不再保留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7.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
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由市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区建设局（房产管理局）、水利局的职责，区交通局（港航管理局）的建设职责，整合划入区国土城建和水利局。不再保留佛山市国土资源局顺德分局、区建设局（房产管理局）、水利局。
8.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
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由省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区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的职责，以及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除食品安全协调以外的职责，整合划入区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局。不再保留区卫生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9.区市场安全监管局
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将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佛山市顺德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食品安全协调的职责，区卫生局的食品安全卫生许可和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的文体许可及文化综合执法职责，区农业局的农业市场管理职责，区经济贸易局（旅游局）的旅游市场监管、生猪屠宰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市场安全监管局。不再保留佛山市顺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10.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
将区环境保护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职责，区交通局（港航管理局）除交通建设以外的职责，区建设局的公用事业管理职责，整合划入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不再保留区环境保护局、交通局（港航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佛山市顺德区气象局由垂直管理调整为顺德区政府管理，归口区环境运输和城市管理局联系，挂区地震办公室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