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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19日，邓小平来到顺德。
据说，这是由于从珠海到广州交通不便，所以中途在顺德休息一下。在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清晖园，邓小平听取了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和县长吕根的汇报。那次时间很短，顺德人向他汇报了农业、家电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情况。邓小平说：这个地方，要尽快发展起来，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被称为“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的考察中，面对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看得多、听得多、说得少。最后，他用两幅题词结束了所有的争论。一幅是对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另一幅是对珠海的题词：“珠海经济特区好。”
在媒体的正式报道中，邓小平在顺德的这个细节被省略了。但是，对于顺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都在顺德留下了足迹。这是国家最高层面对一个基层地方的重视与关怀，对顺德人而言，这是极大的鼓舞与鞭策。对于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掌舵者来说，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每项重大的国计民生政策只有在最基层的县域里落到实处，取得成功，才能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
在空间距离上，顺德与北京相距2000多公里。一个是国家政治中心，一个是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基本单元，二者之间，不仅隔着遥远的空间距离，还隔着复杂的行政层级。
但是， 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北京的声音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变成这片土地上的生动实践。其中的原因，就是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些最基本的原则上，基层管理者与中央有着共同的心声与目标。 也许，这也是顺德总能先行一步的秘密和动力所在。
所有的改革都从争议中开始。
顺德包产到户的时候，上边还没有政策，直到1980年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时，也只是明确：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才能包产到户，这就是当时人人羡慕的“三靠”地区。但顺德不是“三靠”地区，真正符合顺德情况的政策要等到1982年1月1日，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之后才能名正言顺。
但是，群众早就进行了静悄悄的探索。早在1979年春，大良公社逢沙大队兆一生产队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紧接着，永丰生产队也实行了包产到户。对这种完全违背政策的做法，顺德县委县政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进行了表彰和推广。
30年后，时任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有5个公社的书记表示，一定要包产到户，不让包产到户宁可不做公社书记。“因为大家都看到，‘文革’十年中，顺德有30万亩鱼塘，平均每亩才增产一斤，甚至连一条鱼都不到。这是为什么？因为平均主义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有了自主权、经营权，积极性如原子弹爆炸般爆发了出来。每亩鱼塘从产鱼300公斤提高到每亩一两千斤。”
“但是，实行包产到户当时碰到了不少挫折。”黎子流说，当时地委就有领导说，顺德搞包产到户是“三自一包”“再搞下去，你黎子流连党籍都保不住”。当时顺德一方面要应付上边的要求，一方面要掩护群众包产到户。“我说我们搞的是‘联产到户’，不是‘包产到户’。”黎子流说，由于群众的力量不可阻挡，而顺德的工作也是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终于顶住压力，在顺德默默地总结，默默地推行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后来也成了8亿中国农民的方向。”
黎子流的这段话，在当年的一份资料中得到了验证。1979年3月，顺德举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县委书记黎子流做了题为《解放思想，迈开大步，努力跟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黎子流，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切入点，用朴实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认清形势，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在讲话中，他还引用毛主席语录，引经据典地展开论述，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直击心灵的力量。
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正确估计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抓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弄清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分重要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斗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解放二十年来，我国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我国，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77页）。显然，任何时候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过去，“四人帮”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普遍化，要求时时、事事、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反动理论的指导下，他们“睁大眼睛”找阶级矛盾，千方百计制造“阶级敌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动辄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一场阶级斗争，跟着场阶级斗争，无休无止，没完没了。说什么“党内也有一个资产阶级”，对干部要做“阶级分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是“阶级矛盾”，人民内部都是“阶级关系”。结果老干部成了“民主派——走资派”，很多基本群众变成“资本主义代表人物”“暴发户”“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穷队要进驻、解剖，查阶级斗争新动向；富了，说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资本主义泛滥；甚至种一棵蕉、几棵菜，办个砖厂，搞点收入都认为是越轨行为，连一担粪往哪里担，也说反映着路线斗争，结果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你斗我，我斗你，把我们的干部队伍和基本群众都搞得四分五裂，人为地造成了很多隔阂，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制造了许多“敌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却越搞越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是非不明，这都是对现实社会唯心的阶级估量和错误的工作指导的结果。
这篇讲话共计一万多字，可以说这是一个远离北京的基层地方政府班子与中央高层决策之间遥相呼应的心声，也表达了 中国基层对一个旧时代毫无眷恋的告别，对一个新时代迫不及待的渴望。
黎子流，于1932年出生于顺德龙江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只上过半年的私塾，后来在湛江上过两年小学，是三年级和四年级，用他自己的话说，只上过两年半的学。从10岁开始，这个农民家的孩子就开始下地干活儿了。
共产党和新中国改变了他的命运。1951年7月，他被选派为顺德县大洲乡土改队员，任小组长。时年，黎子流只有19岁。后来，在龙山乡，他是乡亲们以原始方法选票推选的副乡长、乡长。
1953年4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26岁的黎子流已是公社书记，适逢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这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事事冲在前面。因此，到了“反五风”时，他因为犯了“强迫命令风”的错误，遭到万人批斗，被解除职务劳动改造，到1961后复职再任公社书记。1964年“四清”运动时，黎子流再次靠边站，反复遭到群众批斗，半年之后复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他再一次受到冲击，被列为“三反分子”和“走资派”，接受了100多场批斗，还被监禁两年，直到1957年获得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顺德县委书记。
也许，正是这段三起三落的个人经历和基层劳动的历练，让他对存在的问题、农民的疾苦、社会的弊端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所以， 当一个新的转机到来时，他能够在快速的反思中发现希望，并且对于上级的文件有着更加准确的理解，能够在新思想的指引下走得更快，也更加坚定。
一位记者这样描写他：黎子流思维敏捷，说话像打机关枪，快速而又直截了当，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语助词，充分体现着一种雄气和自信。他走起路来快步流星，一往无前的样子，体现出一种干劲十足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2日、《南方日报》于13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7月到9月，广东省委在广州连续举行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会，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解放后28年来的历史教训。9月20日，《人民日报》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会议之后，习仲勋要求全省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学习和讨论。
这些文章，如电光火石一般，点燃了顺德人突破禁区的勇气。当很多地方还在等待、观望的时候，顺德人已经先走一步，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吹响了改革开放的进军号。
有争议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生。
国门重启之后，很多港澳乡亲回到故乡，都喜欢给自己的亲人带上一两件电器。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就这样走进了顺德人的生活，同时也启发了他们从模仿走向制造的创业火花。
与电视一起进入国门的，是丰富多彩的香港电视节目。当时的电视节目都靠天线接收，但信号微弱，于是人们使用各种方法制作接收能力更强的天线，其中最好用的就是用几根金属材料横竖交叉做成的状如鱼骨的天线，用一根竹竿立在屋顶，就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视信号。
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也由此开始。有人说“香港电视节目每天在放毒”，有人说“香港电视节目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明禁收看香港电视节目，自觉抵制“精神污染”。
香港电视节目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很多年后，面对记者的采访，黎子流讲了一个“鱼骨天线”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女排的每一次比赛都牵动着国人的神经。但是内地的电视没有直播，香港的电视却可以现场直播。有一天，两个孩子说：“爸爸，你今天到楼下去睡觉。我们一定要把天线装上，但是天亮前一定会拆掉。”天线装上之后，“我也看了几个晚上。”黎子流说，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
198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途经顺德接见县委领导，问黎子流对香港电视节目有什么看法。黎子流说，总书记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胡耀邦说，当然是听真话。于是黎子流就说，我个人的看法有三点：第一，它不反社会主义；第二，它不反党；第三，它不是黄色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禁是禁不了的，只能安装公共天线，有所借鉴，有所抵制。后来顺德县委还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要不要禁止群众收看香港电视节目，后来做出的决定是按照“排污不排外”的原则，接受先进科技。
“排污不排外”是省委书记任仲夷的一句话，被顺德人拿来当成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件事也引起了争议，地委的一位领导知道后说，“鱼骨天线上天，五星红旗落地。”有人说，“鱼骨天线不拆，你黎子流党籍都保不住。”但黎子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家里都这样，别人的家里也一样。群众想干的事你要制止，除非是每家都派一个警察，问题是警察也想看，你怎么办？”
后来的情况是，香港电视节目成为广东人每日必看的电视节目，这些电视节目不仅改变了珠三角各地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成了他们了解世界、增长见识的重要窗口。2015年4月，当香港亚视终于停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依依不舍，但那也不过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如今，随着内地电视的普及和节目水平的提升，香港卫视的节目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了。
另一个争议也来自香港。1983年6月，顺德县农民业余龙舟队被邀请参加在香港举办的第八届国际龙舟赛。去还是不去？这在当时是一个问题。
划龙舟本来是一项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特别是在我国南方，更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已有千百年的历史，成为一种与民俗民风相结合的重大活动。据《顺德县志》载：“顺德端午斗龙舟，村村皆然。”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记载：“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弯者为龙船场……斗得全胜还埠者，则广召亲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在杏坛北水乡有一块清代石匾，上刻“压尽群龙”四个大字，可见当时龙舟夺冠的盛况与荣耀。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龙舟比赛有了更大的发展，除了传统的端午节之外，在国庆节、中秋节也经常举行。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划龙舟被当作“四旧”破除，遭到批判，认为划龙舟有三大罪状：一是封建糟粕，二是大吃大喝，三是破坏生产。
在顺德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扒得快，好世界。”改革开放以后，顺德是珠三角地区最早恢复划龙舟的地方。黎子流也经常以此来激励人们改革的勇气：“赛龙舟都够胆了，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尽管如此，到香港比赛还是遇到了阻碍，上级领导担心参赛选手“出去就不回来了”，不敢批准。黎子流就拿自己的乌纱帽做担保争取上级支持，他对参赛的选手们说：“你们不回来，我的乌纱帽丢了无所谓，关键是影响顺德的声誉。”选手们纷纷表示，香港好是香港的事，他们不仅要回来，还要带着荣誉回来。后来，顺德队一举夺得两项冠军。当时已调到江门工作的黎子流闻讯称赞道，这不是简单的划龙舟，农民们代表顺德去香港比赛拿了冠军，精神会变成物质。值得一提的是，等黎子流到广州当市长的时候，广州还没有恢复划龙舟，还认为是破坏生产。
在改革开放初期，如何处理好与港澳和海外乡亲的关系，既考验一个执政者的胸襟气度，也考验他们的勇气和担当。
黎子流常说，过去我们伤害了华侨的心，现在又要争取他们的支持，没有诚意是不行的。1978年，顺德乡亲何贤、郑裕彤、李兆基等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第一次来到顺德，黎子流穿着中山装、解放鞋去接待他们。人们说，“共产党的书记变了，以前是访贫问苦，现在去接待有钱的资本家。”他给大家做工作，“不管怎么样，就算立场不同，起码也是自己的乡亲，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应该以礼相待。”
后来，这些港澳乡亲试探性地提出，他们想修建顺德华侨中学，行不行呢？黎子流当场表态：“这是好事啊，当然可以啦。”但自己心里还是有矛盾，有压力。后来，还是说服了自己，也说服了大家，如果有什么不对，也就是撤职而已，但是不能再伤这些乡亲们的心了。“结果这个事情一办成，思想解放了，五湖四海的人都敢来了。”
1989年年底，黎子流调任广东省特区办主任。1990年5月至1996年8月，其历任广州市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当时的广州，由于受传统观念制约，在许多方面还赶不上周边的县区，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进取的精神、创业的氛围。广东市民对“找一个文化水平低，又不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当市长”，议论纷纷。
黎子流回忆：“当时的广州自认为是广东老大，盲目自满，故步自封，觉得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是因为不遵纪守法，所以才富裕起来。我一个人进入广州，要说服大家，只能借助珠三角这股闯劲儿、干劲儿。”
在黎子流的推动下，1991年开始，广州大批组织干部外出参观学习，改变观念。“省外学习就到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省内参观就到特区，到周边的顺德、南海、东莞。一出去才发现，人家是靠真本领、靠科技进步，是靠大胆改革和开放，才能快速发展生产力。所以，思想转变了，观念也改变了，而且从下到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想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思路更加明确了，要建设现代化大都市。”黎子流说，“当时很难，也很吃力，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就如虎添翼。所以，我认为 思想解放是最大的功劳，一切都从这里开始。”
在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之下，广州开始全面发力城市建设，大搞基础设施，改变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由于拆迁量很大，那一段时间，黎子流得到了一个称号“黎拆楼”。在解决民生用电问题上，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五条措施，但推动起来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一次会议上，黎子流誓言一定要按计划解决民生用电问题，并说出来以后广为流传的那句话：“得就得，唔得返顺德。”
黎子流是那个时代敢于担当的基层党员代表，正是一大批像他这样长期工作于基层、最了解基层的改革者，把来自北京的想法变成了自上而下的生动实践，又用这些自下而上的实践丰富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也正是 改革开放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解放思想的序幕，然后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是摸索出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精髓所在。
从顺德的角度来说，黎子流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县委书记的代表，在这些基层政府管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勇气、胆识和作风直接决定着一个地方与北京之间的默契程度。正是一大批来自基层的改革者，作为县域基层组织的带头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和政策能够迅速地在中国各地快速得到贯彻落实，并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再将基层的经验反馈到上级和中央，起到不断完善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上长期偏居南方一隅，默默无闻的顺德，一跃而成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明星，长期位居中国百强县之首，这既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所决定的，也与改革开放初期那些敢想敢干、敢于担当的地方干部有着密切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们的行事风格和工作作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经济面貌与精神气质。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初期，来自基层的实践总是先于具体文件的指示。因此，能否准确地领会中央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地方发展的速度与效率，决定着一个地方能否抓住先机，先行一步，脱颖而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地方基层管理者们应该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