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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登科，本是一句民间俗语，据说来源于《三字经》中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顺德学者李健明经过13年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三字经》的作者之一区适子（1234——1324），是顺德陈村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历史就有了一段巧合。因为800年之后，有一名来自顺德陈村的官员，因为“五子登科”，同样被人们记住。他也是先后两次在顺德见到邓小平的人。
这个人就是欧广源，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又一任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接任顺德县委书记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从珠海到广州途中来到顺德，在清晖园听取了欧广源等顺德县领导的汇报。时隔8年之后，他在顺德又一次见到邓小平。那次，邓小平问他多少岁，他说44岁，邓小平笑着说，我88岁，大你一倍。
第二件事是1992年3月1日，中央转发的4号文件正式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文件明确指出：现有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或缺的助手；建议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发展多种经营是我国实现农村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方针，乡镇企业是各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各项规定和措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广源提出了他的“五子登科”论。那一年，他和顺德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到江浙考察，向苏南模式取经，看乡镇企业，看城市建设，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回来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思考，他提出了“五子登科”这个看似风趣而又不失深刻内涵的发展理念。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路子、班子、才子、票子、点子五个当时顺德发展要解决的关键词。
路子 ——就是要瞄准一个方向，找到一条顺德发展的路径。这条路子就是后来被称为顺德模式的“三个为主”，即以工业企业为主、集体企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正是这条路子，让顺德在激烈的竞争中与东莞、中山、南海实现了错位发展，同时又很好地发挥了多年来社队企业的优势。
路子的意思，还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与城市化相配套，但顺德毕竟是个农业县，又是著名的水乡河网之地，交通路网、电力通信、城市建设都严重滞后。
于是，一轮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名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展开。“六五”期间，新建公路153公里，修建桥梁143座，镇级以上公路实现水泥（柏油）化路面。在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容奇大桥修建过程中率先采用港澳同胞贷款、地方集资兴建，并通过收取过桥费还本付息的办法，为加快交通建设闯出了一条新路。后来政府扩建容奇港，并经国务院批准，开通了香港直航。
与此同时，增强电力建设，新增发电能力4.1万千瓦，加快通信设施建设，实现全县电话自动化。为做好外商接待工作，兴建了全国县级第一家四星级的仙泉酒店。同时加强规划，高标准推行县城和城镇建设。
班子 ——要配强各级党政班子，特别是提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担任镇委书记。
才子 ——就是人才。除了引进人才，还包括改革企业人事制度安排，充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票子 ——就是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同时借助于银行贷款。
点子 ——就是用足用活政策，拿出具体措施。
“五子登科”是一个充满了中国基层智慧的总结，智慧之处就在于上承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与时代特点，同时又紧扣顺德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表达了一个地方政府在历史转折关头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在信息沟通还不便捷的情况下，这些话语很快传遍了顺德的各个地方，并且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
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有很多地方以各种充满民间智慧的语言解释来自北京的官方文件，都产生了非常实用的效果。
包产到户的直接结果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它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钱多了怎么用的问题，二是人闲了怎么办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过去在“以粮为纲”的限制下，农民无法因地制宜，种什么、种多少都要听命于上级下达的指令，干多干少一个样。包产到户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一方面可以通过精耕细作增加产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家庭养殖和多种经营增加收入。于是，一批养殖户、专业户、万元户、致富能手纷纷涌现，农民手里有了多余的钱，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二个问题，顺德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产生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在当时，人口流动还没有放开，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面临着很多麻烦，这是一个考验。
于是，乡镇企业就在这两个问题的缝隙中找到了发展的土壤，而很多地方政府也从中找到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一个总方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一个多方得益的选择：对于乡镇企业来说，一边是资金，一边是劳动力，可谓左右逢源；对于政府来说，一方面是税收，另一方面是解决就业，可谓一举两得；而对于数以万计的劳动者来说，一边是家园，一边是工作，离土不离乡，何乐而不为？
但是，万事开头难。1975年，顺德县1188家企业的全部产值只有8000多万元。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更多的时间搞副业，办工业，各种各样的经济联合体也在不断涌现。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于乡镇企业的管理仍然是“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主要是为国家大型企业服务，甚至提出只能允许20%的农村劳动力办工业。
怎么办？这个问题摆在了顺德县委班子面前。各个地区间存在的自然地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各个地区发展模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不同地区历史人文环境以及当政者，尤其是县委书记的个人风格方面。甚至可以说， 在同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之初的几任县委书记，决定了一个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经济地位。在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早期历史时，这是应该引起关注的一个现象，或可称之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县委书记现象”。
改革开放之初，在中国各地涌现了一批这样的县委书记。顺德的黎子流、欧广源，南海的梁广大，是这一时期县委书记中的代表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 有着浓重的地方文化风格和家乡情结，有着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又经历过“文革”十年，对基层民众的需求有着切身体会。 这样的县委书记，一旦国家政策发生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变，就能敏锐地领会到政策的走向和中央的精神。在落实这些政策的过程中，他们敢于担当，勇于探索，能够领导开创性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发挥县委书记的作用，
县委书记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曾说过：“郡县治，天下安。我多次讲过，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施更加灵活的政策，对于时任顺德县委书记来说，这就是一个可以突破限制顺德发展条条框框的大好时机。
1980年7月5日，顺德县委召开农村经济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发挥市场优势，扬长避短，促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此后几年，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此类会议，并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统一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县委县政府在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开拓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缩小城乡差距的路子。在多年的实践中，县委县政府创造出乡镇企业以镇办为主，组建乡镇企业集团、创造名牌产品的发展模式，被誉为“顺德模式”。
顺德模式的特点 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下来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完善， 最终总结为“三个为主”，即工业为主、集体企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 以“三个为主”为主要特征的顺德模式与南海模式、东莞模式形成了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最主要的发展模式，并且各具特点。
其中，南海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由股份合作组织直接出租土地或修建厂房再出租，村里的农民出资入股，凭股权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它的弊端是股民对合作组织监督困难。南海市是较早探索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区，并已发展形成了“南海模式”。这种手续简捷、价格低廉且租期较有弹性的供地方式引来了大量企业在南海落户生根，促进了南海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与顺德南海相比，从“三来一补”起步的东莞模式则带有更加明显的外向性特点，形成了以外资为主、外来技术为主、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顺德模式在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制度改革后，转变为以民营企业为主、以制造业为主、以龙头企业为主，形成了完善的家电、机械等支柱产业集群，同时也产生了美的、科龙、格兰仕、万和、联塑、科达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并且产生了美的、碧桂园两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整个广东，除深圳之外，顺德是民营企业品牌最集中、上市企业最多的地区。至2017年，顺德上市企业总数已达23家。
与海南、东莞相比，在初级工业化过程中，顺德政府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主导作用。顺德政府的管理者们 积极开拓进取，认真理解中央政策，让地区发展符合中央的要求，符合顺德实际并现实可行，而且要取得成效，这需要管理者们主动尝试，拥有智慧，并熟悉民情民风，将自己所管辖区域治理得生机勃勃。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顺德模式”，还是90年代的产权改革，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