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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最低标准是“生存”，或者称为“生命安全”。失去了生命，其他一切价值对人来说都是子虚乌有。对于国家和其他社群来说，“生存”也是其他一切价值的起点。就此而言，把安全列于世界政治终极目标之首位，是没有多少疑义的。
美国心理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人的五大需求层次理论，安全需求排在生理需求之后，位列第二，属于低层次的基础需求。马斯洛认为，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人的感受器官、效应器官、智能等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甚至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都看成是满足安全需求的一部分。
安全的含义要比简单的“生存”宽泛得多。对于个人来说，要获得“安全感”，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安定的居所、活动的自由、稳定的经济收入、以亲人为核心的“人际圈”、可靠的信息来源，等等，一般人缺了其中的哪一项，都会有“不安全感”。此外，“安全”还包括许多政府部门所管的那些事，比如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医疗卫生，防止暴力犯罪、偷盗抢劫，等等。政府和其他任何政治群体，都会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上述安全问题放在最重要位置上，因为这涉及其合法性。
对于社会和国家来说，出现大规模使用暴力的现象或发生战争（包括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就失去了安全保障。所以，和平是安全的前提条件。制止暴力，防止战争，是政治永恒的主题。自古以来，国家和其他政治群体都把“维护和平”作为自己的旗帜。人们有时甚至将“和平”与“安全”等同视之。其实，和平与安全在某种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国家、群体和个人有时不得不用战争或其他暴力手段维护自己的安全。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评论历史上的战争：“打过这一仗，维护了几十年的和平。”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有人称“这是消灭一切战争的最后一场战争”。在一个社会中以暴制暴，在国家之间通过战争来维护和平，既是世界历史上频繁发生的事情，也是人类的一种思维定式。
安全的定义多种多样，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
在古代汉语中，没有“安全”一词，“安”表达“安全”的含义，例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在这里，“安”与“危”相对，“安”表达的就是“安全”的意思，指免于危险、没有恐惧的状态。《左传》有“居安思危”的说法，“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记载出现在《战国策》：“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
国内外关于安全的定义和相关论述数不胜数，有许多论述不免繁杂。我比较欣赏美国政治学者阿诺德·沃尔夫斯的简明定义：对一个行为体来说，安全即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的状态，主观上免于恐惧的感觉。
换言之，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心态。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安全感”程度不一。在中国，经历过饥饿和动乱的老年人，时常担心物质匮乏、社会动荡的日子还会回来，容易保持节约的生活习惯，对政治较为敏感。但是他们吃惯了“大锅饭”，有问题“找组织”，在集体中寻求安全感。生活在物质丰盈、社会环境和平稳定的当代青年，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安全感可能高于他们的父母，但在职场和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安全感不见得那么强。更容易理解的是，职业稳定、收入丰厚、有城市户口的人群，比打工人群的安全感要高一些。
与不同人群类似的是，由于不同国情、文化和历史，不同国家的“安全感”也有很大差别。以朝鲜为例，从客观上看，今天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有主动对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意图。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国家，保持一支相应的军队就足够了。但是朝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先军政治”，不惜以经济发展为代价，增强军事力量。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一意孤行，坚决研发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我们有理由推断，朝鲜的强烈不安全感同外部威胁大小不直接相关，而更可能来自其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化。
当代全球90%以上的国家，包括许多大国，既没有核武器，也没有朝鲜那么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但是许多国家都有较大的安全感。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军队。例如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其宪法规定该国不能拥有正规军，只有国民警卫队和警察维持国内治安。在同邻国发生领土纠纷时，哥斯达黎加求助于国际法院解决。2015年12月，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之间的两起诉讼案件做出终审判决，裁定尼加拉瓜败诉，承认哥斯达黎加对争议领土拥有主权，并要求尼加拉瓜就其在哥斯达黎加领土上进行的不法活动所导致的破坏进行赔偿。
又如，北欧岛国冰岛自1869年后就不再设有常备军，当代冰岛在防务上与挪威、丹麦及其他北约国家保持合作。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发达、民主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安全感较高；经济欠发达的威权国家，其安全感较低。
不容否认，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当代世界各国对国家安全的含义有不同理解。美国学者约翰·柯林斯认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要保证一定程度的独立、领土完整、传统的生活方式、基本制度、社会准则和荣誉不受损害。
英国国际政治学者巴里·布赞把安全分为五大领域：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其中军事安全受到优先重视，因为使用武力可以迅速造成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大改变；在国家安全考虑中，军事威胁历来被摆在最高位置。
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刘跃进指出，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
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是这一战略的延续。历代王朝内忧外患并提，而以内忧为主。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习近平主席还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最关注的安全问题，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政治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侵害、国内政治稳定和政权稳固，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习近平在2017年1月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