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写这本小书，实在是不自量力。

这本书的中心议题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及其相互关系。从学术上说，它可能属于高深的政治哲学范畴，或者应当是政治学理论探讨的问题。我缺乏写这个题目的学科背景。

我30岁那年才上大学本科，学习国际政治专业。此前10年当过牧民、农民、工人；再往前，是作为高中生参加了两年“文革”。在成年后的这头12年里，没有读过几本书，更谈不上读过多少世界名著。我1978年上大学，之后的40年里，除学习、教书、写作之外，有30年兼做学术单位的行政工作。我没有系统学习过任何社会科学知识，没有出版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也没有获得过博士学位。因此，写一本涉及政治哲学问题或政治学理论的书，备感力不从心。

此外，如果谈到学术背景，我的专长原本是国际政治（或称国际关系），特别是当代中美关系。虽说国际政治应当属于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没有学过政治学的人，谈起中美关系等现实国际问题来，完全可以讲得头头是道。换句话说，研究中美关系等现实政治问题，不是非要先读懂政治学不可。我研究过的其他国际关系问题，讲授过的国际政治理论课程，都并非同本书的主题直接相关。谈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这个题目，是“跨界”了。跨界发表意见，通常会让内行人看笑话。

既然知道不自量力，为什么还要写这个题目呢？

第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些对世界政治的个人感悟，很想同读者分享。粗略估算，进入国际政治这个领域的40年里，累计有7年以上我是在国外度过的，包括长期进修、短期讲学、参加会议、自费旅游，先后踏足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接触的外国人，既有从高层到底层的政府官员和前政府官员，也有企业家、媒体人士、学者、学生，还有不懂政治的普通人。他们的政治观点从左到右、从激进到温和，五花八门。我尽力了解所接触国家的国情、政情、民情。感触最多的并非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社会里的人对国家、信仰、社会组织、家庭等的不同观念。比如，国外许多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对自己宗教的虔诚态度，不到实地感受是难以想象的。从宗教场所参观出来，进入某个中餐馆，看见“招财进宝”的大字招牌和灶王爷的神像，又是另一番视觉冲击和心理感受。不同社会的人，生活目标有相同的部分，比如都追求健康，都重亲情，都想多挣钱。但如果谈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精神境界，各国之间、他国同中国的相异之处，就很明显了。我从接触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人，开始了对“世界政治终极目标”的感悟。

我对这个议题的理性思考，发端于对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的研讨。1994年我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一书，收录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对亨廷顿这一理论的评论。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焦点不再是意识形态冲突或大国争霸，而是以宗教界定的“文明”之间的碰撞，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当时，中国思想家和学者对这一论点的典型反应是：政治是关于权力和利益的，或者说政治就是争权夺利，尤其是争夺经济利益；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争权夺利，遵循的是“丛林法则”；宗教信仰问题或同国际政治不搭界，或仅仅是政治斗争的幌子和工具。所以他们认为亨廷顿的论点完全站不住脚。在那个年代，关心国际政治的中国人，辩论的焦点是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究竟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两大潮流”，还是“两大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还有一个辩论的焦点是，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南北矛盾”“西西矛盾”“中美矛盾”，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跟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似乎完全搭不上边。我那时就感觉到，中国跟许多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在政治话语体系方面有很大区别。话语体系方面的主要区别似乎不在于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国情、文化和历史经验不同，对政治的终极目标的理解也就大有区别。

很多中国人认为，世界如能保持长期和平和经济高速发展，像今天的中国这样，就天下太平了。但是对世界上很多人来说，“政治”不仅仅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许多穆斯林和他们的领导人感觉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头，那就是西方人（多数是信仰基督教的）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以势压人，很不公正；感觉受以色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虽然也需要安定的生活和物质保障，但更需要公正，要求以色列归还原属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所以有人要进行暴力反抗，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表示同情和支持。

美国人最崇尚的目标好像也不是“和平与发展”，而是“自由”。美国前总统布什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发表的演说中声称：“恐怖分子以其所有的狡诈和残忍来打击自由，因为自由是他们最害怕的——他们理应害怕，因为自由正在进军。”布什所运用的是中国人不容易理解的一种逻辑：恐怖分子破坏的是安全、和平、稳定、繁荣，与布什所说的“自由”有何干系？恐怖分子需要的难道不正是从事暴恐活动的“自由”吗？但是，从小就从教科书里读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阐述的“四大自由”的美国公民，都能理解布什的逻辑。

讲出中国人和外国人对政治终极目标的不同理解，是我写这个题目的动力之一。其实，曾几何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也把“革命战争”视为必要而正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普遍真理。在那时，和平安定不是终极目标，革命才是最崇高的价值。“和平主义”是资产阶级诱使工农群众放弃革命的宣传口号，曾受到列宁的批判。“武装斗争”是1949年之前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今天的中国不再强调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政治目标可以是不同的，而且各个目标之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比如，一个国家把多少财富花在公民福利上，多少花在国防上，还有多少花在维持社会稳定上，是个政治目标选择的问题。一旦公正和自由可能必须通过暴力去争取，那就只能牺牲和平。在几大终极目标之间，有时间先后的选择，还有同一时间、同一社会里掌握它们之间平衡的问题。

我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原因，是从自己的业务工作中体会到，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根基是国内政治。正如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理查德·哈斯的一本著作的标题所示，《外交政策始于国内》（ 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 ）。理解国际政治，应当从了解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开始，而不是从外交关系开始。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国际关系就好比大海上浮动的冰山和冰块上我们能看见的部分，它的运动和形状取决于海平面之下的冰川和地壳的运动，也就是世界范围和各个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经济活动、文化底蕴等；如果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只观察浮动着的冰块，就不能了解航路上的全貌和风险，甚至有可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被水下的冰山撞沉。

几年以前，我在讲授一门课程之前做了一个小测验，发现选课的二十几位国际政治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人人都知道亚历山大·温特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领军学者，却几乎没有人知道孟加拉国是1971年摆脱了巴基斯坦的统治而获得独立的。在我看来，对国际政治专业的中国本科生来说，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重要得多。这不能责怪学生，只能说我们的课程结构和教科书存在问题。

改善高等院校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结构，需要比较好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就是将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著作。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几本在这个交叉领域里较好的中英文著作，所以立志要在这方面写出一两部通俗易懂、适合中国读者的书来，即使不自量力也在所不辞。本书即是我艰难尝试的第一步。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写得很浅显，但涉及的内容很广很深。我在写作中处处如履薄冰，既不敢偏信古今中外的一家之言，以为是不容推翻的定见，又不能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凭一孔之见而扬扬自得。我不喜欢“述而不作”，仅仅评述名家之论而不阐发个人见解。但是明确写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学术观点还是政治观点，总是有风险的。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写作本书的目的，自然也包括希望它对中国政治建设有点滴的促进作用。我在书中既不刻意回避中国，又无意借谈论国外影射国内。在谈到中国时，言不及义或未能尽言之处，只能请读者谅解了。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为阐发自己的看法而引经据典时，都尽量做了符合学术规范的注释，但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而是希望写成一册通俗的政治知识读本。如果能够成为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那就更好了。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朋友的鼎力相助。萧辉女士为“五大目标”的理解和定位搜集了大量资料，并且修订了全书的注释。陆宁波女士仔细审读了全稿，除纠正了行文中诸多谬误之外，更对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徐贝女士为我安排出许多整段时间用于写作，使我的工作和生活不至于杂乱无章。如果没有中信出版集团编辑的奉献，本书会有更多的缺憾，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家庭美满，是我本人生活的终极目标之一。感谢妻子和儿子给了我充分的幸福感和埋头于学术的自由。哥哥、姐姐、弟弟都曾经帮助我渡过生活上的难关，并以各自的成就激励着我。父亲教给我对学术的信仰和孜孜以求、永不停歇的态度，母亲则教给我做人的道德准则和对新生事物的热情。是家人的亲情和身边无处不在的友情，让我在步入古人所说的“古稀之年”时，有勇气和精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017年深秋于北京大学北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