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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及欧洲的考古学都视考古学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然而回顾考古学形成的历史，却并不能为这种说法找到充分的理由。拿我们相对熟悉的金石学来说，一开始就是研究传世与出土的古代器物。按照古物学宗师吕大临的说法，金石学的宗旨就是要“探其制作之意，以补经传之阙亡”。宋朝士大夫好古成风，尤其是三代鼎彝之器，以之寄托政治文化理想。换句话说，金石学就是收集与研究古代器物，从而实现文化传承的目的，非常的人文主义。人们用金石古物来承载文化传统，显然它要比文字更加具体、直接。看看汉代粗朴端庄的灰陶罐，你不难想象那是个“马革裹尸还”的豪情时代，造假绝对是受到鄙弃的；再看看唐朝的陶马，膘肥体壮，尖耳环眼，精神抖擞，这是一个雍容大度的时代，人们是不屑于一些下三烂的做法的。今天我们看到汉唐古物，形容仿佛其气象，不能不受一些激励，不能不有些汗颜。西方的古物学也近似之，以古希腊、罗马古物为主要收集与研究的对象，古希腊与罗马是西方古代文化中的两个高峰，一个偏向精神创造，一个偏向现实工程营建。西方不如中国有良好的古代典籍，又有“黑暗时代”的中断，所以其古物更是承载了西方文化的命脉。古物不需要说话，也无须文字说明，当一个西方人看到维纳斯的雕像的时候，不可能不为古希腊完美的理念而触动。
中国与西方的考古学史都表明，考古学并不是从历史中来的，也不是以服务历史研究为目的的，自然也不可能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考古学跟历史学高度相关，但是考古学所研究的领域往往都不是历史学所能研究的，甚至都不是它所关注的。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是史前史，它就不是历史学所能研究的，而是考古学专属的研究领域。即便是在这个领域，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起源、技术的起源、心智的起源、艺术的起源，如此等等，都是人最基本的特点，近乎哲学，并不像历史学。考古学研究实物遗存，按照后过程考古学的说法，叫作物质文化。历史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物质文化，所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说，历史学其实是考古学的一个部分，都是研究物质文化的！听惯了历史学是老大的说法，突然看到这种观点，是不是有点儿觉得考古学僭越了？这里澄清一下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或许有助于考古学摆脱历史学的限制：将考古学视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严重限制了考古学的发展！从考古学的形成期到现在，都没有证据表明考古学从属于历史学。
先师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曾提出要让考古学成为人类学，并说如果考古学不是人类学，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是针对传统考古学沉湎于材料的分期排队，不问考古材料有何意义而言的。成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将关注一个鲜活的包括方方面面的文化系统，从环境、生计、人口、社会组织、宗教礼仪，直至意识形态。通过研究考古材料，我们就可能像拼图一样，复原古代的文化系统。而且即使考古材料是残缺的，借助人类学理论的襄助，考古学家可能窥一斑而知全豹，就好比说一个还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绝不可能发展出城市，建立国家，更不可能发展民主法治的观念。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考古学是否成为人类学呢？尽管考古学跟从前一样还在人类学系中，但是考古学与最典型的人类学，也就是文化或社会人类学的关系，是愈行愈远，而非靠近融合了。后来宾福德也承认考古学日益成为自己了。考古学为什么没能成为人类学呢？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文。因为科学，是说考古学研究考古材料就像自然科学家一样，需要严格的分析与验证；因为人文，是指考古学研究的物质材料是文化的载体，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它几乎就是唯一的载体。考古学这两项重大的任务与人类学的目标都不相符。人类学虽然也以文化为研究目标，但它关注的是文化发展的机制与文化多样性。
近半个世纪前，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就倡言考古学就是考古学是考古学（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 is archaeology），这口号相当响亮，但是霍德还是批判他不够考古学，他还是在运用数学、地理等方法做考古学。按他的说法，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考古学，那就是因为考古学研究的物质文化。按中国考古学的理解，就是考古材料，古人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这个认识其实与过程考古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考古学关注的是何时何地的何种活动，而没有像过程考古学那样继续追问：实物材料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何以能够反映人类活动？考古学家何以能够知道古人的活动？人类为什么要这样活动？如此等等。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一方面就像科学家那样，在蛛丝马迹之中了解古人活动的真相，了解史前人类的生活面貌，了解人类的由来；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又像艺术家，寻找物质文化的意义，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汉风唐韵，当代人重新体验物质文化传递的意义。后者虽不是科学，但也不是胡乱猜测，因为描述，于是更加贴近；因为体验，于是过去又融入了现实之中。
考古学的世界还不仅仅局限于此，它还可以超越考古学而存在。在哲学家如福柯、拉康的视野中，考古学就是观察世界的隐喻。它隐喻的是一种方法，一种考察知识与心灵的方法。面对现实世界，考古学于我自己而言，就是理解它的途径。所谓人的世界，是一个有别于动物的世界。人与动物，人与自然，进而是文化与自然。要了解人需要了解文化，要了解人与动物的区别，就要明晓人为与自然的区别，其实也就是文化。文化！文化是理解人的关键。文化从古至今，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这些老套的话早已不新鲜。“文化”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一是它不是自然的，二是“文·化”，人在自己的世界中融入了文化。所以，不要告诉我哪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说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是文化的！我通过文化来看这个世界：有的文化开放，有的封闭；有的愚昧，有的智慧；有的和谐，有的矛盾……那都是人类社会群体发展出来的，每个个体都是参与者，如果你不能创造文化，你就可能附和某种文化。从考古学的视野望过去，我能够感觉到我们就像某种液体中的生物，在其中游走生存而浑然不觉，而这液体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每个细胞都似乎被它渗透了，考察它，既痛苦，又有种清醒的快感。
作为理解世界方法的考古学同样保留着它的基本特性，从物质材料或文化来了解世界。我们惯于从生活中的种种物质细节来了解人。我看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他说人生就像一个舞台，空间的诸多细节都会呈现出一个人的观念与情感。考古学是一个酷爱管中窥豹的学科。它是一门从垃圾中窥视真理的学问。不要跟我说谁谁说过，不要跟我说哪本名著上提过，研究古代的遗留，通过科学的分析，通过切实的感受体验，我们仿佛直面那个时代。也正是运用这个方法，我们同样可以了解当代社会。行走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走进商品琳琅满目的卖场，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知道我生活在一个把物质欲望无穷放大的时代。最近读了加缪的小说，有一种共鸣的荒诞感，世界看起来一切都很合理，然而一切又那么不可思议。这是一个物质与精神撕裂的时代，从我们的物质，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来。考古学赋予我们以这样的视角。
我想说的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是可以存在的，它并不需要成为其他学科。它的历史与现实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仅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存在，它也可以用来考察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