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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考古学很强调研究文化适应方式，我自己也以之为题写过一些文章，但是从来没有专门思考过这个问题，何为文化适应方式？它是一种怎样的研究？怎么去研究它？它有什么优势与局限性？
于过程考古学而言，文化是人类适应外在世界的手段，是人体质之外的手段。与动物不一样的一点是，人主要依赖文化这一手段来适应外在世界，人没有虎狼的锋牙利爪，没有猎豹的速度，没有大象的气力，但是有锋利的刀斧，有快如闪电的交通工具，有移山填海的能量，这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从人类开始制作与使用工具，人类的文化也就起源了。尽管两三百万年来（也就是有了石器之后），人类的体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直立姿势更加完善，皮肤变得光滑，牙齿越来越少，骨骼越来越细，然而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变化是一日千里，人类已从茹毛饮血到探索外太空了。既然文化对人类如此重要，研究文化也就成了考古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人类的文化演化方式与形态自然也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内容。古人类学家负责人类体质研究，生化学家负责研究人类DNA，动植物考古学家负责研究与人相关的动植物遗存，其他门类的考古科学家负责诸如绝对年代、环境、物质遗存的成分与来源等的分析。考古学家负责什么呢？他们不应该仅仅是考古材料的发现与发掘者，还应该是文化的研究者，这是考古学家最重要的责任。顺理成章，文化适应方式研究应该是考古学家专属的研究内容。
知道为什么要研究文化适应方式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适应方式？通常而言，我们把文化适应方式理解为生计方式（subsistence），民以食为天，吃饱乃是硬道理，生计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将文化适应方式理解为生计方式无疑是过于偏狭了，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文化适应方式实际指文化系统所处的某种状态。文化系统包含众多子系统，最底层的是环境，然后是生计方式、聚落形态、人口等基础子系统，然后是亲属关系、社会组织等社会子系统，最上面还有礼仪、意识形态等。子系统相互关联，宛如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关于文化系统的构成，不同学者各自有自己的体系。不过，文化系统观基本都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文化系统观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不难理解。当然，也许有人会问，文化是系统的吗？文化系统具有一定可识别的状态特征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举个现实的例子或许有助于理解。一般地说，人类社会可以分为狩猎采集、农业与工商业三个阶段或类型，与之对应的是不同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甚至是意识形态，狩猎采集社会基本都过着流动的生活，只是利用水生资源尤其是海洋资源的群体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定居，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基本都流行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农业社会开始以定居生活为主，有复杂的社会组织，有少量的政治中心，比较典型的意识形态如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工商业社会的聚落形态是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通常不再以家庭为中心，而是以社群为中心，最典型的社会组织形态是民主体制，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也很不一样。中国当代的许多问题就跟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有关，比如说在农村很少有垃圾这样的东西，乱扔垃圾不是一个问题，农村地域广阔，随地吐痰也不是什么问题，更没有人潮汹涌的路口，但是当一切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不免让人愤怒。于是，有人将之上升到人种或文化传统的高度，其实就是不适应的问题。当然，形成新的习惯，恐怕还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
这个例子说明文化系统是存在状态特征的，是可以区分出若干阶段的；而且我们可以确切地说，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水平的确会影响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习惯。文化系统中的诸子系统之间是能够相互作用的。下面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知道文化系统存在大尺度的状态特征，但是文化系统是否能够还原成若干小的系统呢？就好比我们说历史存在规律一样，通常都是在大的时间尺度上讲的，很难简单地用到小时间尺度的事件中。的确，考古学研究文化系统，在什么尺度上是合适的呢？这真是一个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
目前考古学上运用文化系统的概念实际上存在一个预设（assumption），即假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就是一个文化系统，也就是可以研究其文化适应方式的单位。当然，这个预设有一定的问题。我们知道考古学文化是由一定时空范围内共享某些物质文化特征的人群所创造的。这个时空范围可能是很大的，以红山文化为例，它持续的时间超过千年，地理环境包括山区、冲积平原、草原，实际上同属红山文化的人群可能采用多样的生计方式，有的群体可能偏重于狩猎，有的则是以农业为主。而且在千余年的时间中肯定还有不少的变化。将之定义为一个文化系统多少有点勉为其难，我们可以假定所有共享红山文化特征的人们可能存在一个社会互动圈，这个假定是可以成立的！否则不可能共享相同的物质文化特征。实际上，除了“考古学文化”之外，考古学还真没有更好的概念可以利用，虽然它不完美，但这是我们了解得最清楚的、与具体材料能够直接对应的概念。究其根本，文化系统针对一个人类群体而言，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人类群体的规模，小到一个游群（band），然后可以是某一区域内相互关联的群体。只是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准确地知道每个群体的边界，所以不得不利用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而从理论上来说，文化系统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具体来说，文化系统中的生计方式研究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骨材料。目前对人骨材料进行同位素分析是最直接的证据，古人究竟吃了多少C3或C4植物，同位素分析是可以判别的。理论上说，遗址中发现再多粮食作物遗存，与古人对它的依赖程度并不成正比。比如说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不少粮食遗存，可能为粟，但是此时粟在人们饮食的比重不足四分之一（假如磁山文化跟后李文化差不多的话）。
（2）动植物遗存。这是仅次于人骨材料的直接证据。动植物是否驯化、各自的比例与来源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指标。植物考古与动物考古，以及基于DNA研究的生物考古已有一系列手段来研究它们。考古学家通常仅仅需要参考他们的研究就可以了。
（3）工具组合。这是考古学家研究的主要内容。工具组合及其功能是较为间接的证据，但是这类证据中包含的信息还是比较丰富的，需要下功夫提炼。一个是理论推导，狩猎采集者与农业生产者对工具的需要是不一样的，高度流动的狩猎采集者基本不大可能设计制作一些难以携带的耐用工具，流动性较低或已经定居的农业生产者才会投入人力物力去制作磨制石器工具。当然，判断流动性高低的指标并不限于此，打制石器组合也可以用来研究流动性。优质外来原料多无疑是流动性高的标志，流动性低的群体更多会选用本地的原料；打制石器的技术也会有所区别，流动性低的群体制作打制石器时更多倾向于采用权宜性工具生产技术，因为他们有耐用的磨制石器，打制石器不过是补充，不值得投入太多劳动。这些理论推导有助于我们去观察工具组合的差异，发现不同特征的意义。工具组合的另一个分析方法是功能分析，石器功能分析技术已有较为系统的方法论体系，通过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种工具大致的功能范围，尽管有时不能准确知道其特定功能。比如我们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有了中耕除草用的锄头，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它代表原始的精耕细作农业已经形成。工具组合类型、比例以及与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比较，也能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还是以磁山遗址为例，其上下文化层砍伐工具、挖掘工具的比例都差不多，但是石镰与大量石磨盘、石磨棒在上文化层出现，下文化层却非常罕见且破碎，上下文化层之间的变化还是明显的。
（4）特征器物。就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陶器的出现就是标志。陶器是很容易破碎的器物，不适合长距离搬运。若还是从流动性的分析出发，陶器的出现无疑是流动性下降的标志。流动性是狩猎采集者文化系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就好比农业生产之于农业社会、工商业之于当代社会一样，因为流动采食是史前狩猎采集者获取食物资源的基本方式。特征器物除了陶器之外，还包括磨制石器工具、石磨盘与石磨棒、石质容器，这些东西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都开始出现，跟一年中某个季节流动性降低（其余时间出外狩猎，流动性仍然很高），建立较为固定的中心营地相关。与之相应，因为人们在一个遗址中居住的时间比以前更长，所需要进行的活动类型也会增多，器物组合的多样性也会提高。简言之，通过特征器物也是可以佐证史前文化适应方式的变化的。
（5）遗址结构或聚落形态。旧石器时代晚期说不上有完整的聚落，所以用遗址结构这个术语。新石器时代有了定居的村落，可以说有了聚落形态。这个方面的研究所能提供的信息也是比较丰富的。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方面：①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我们知道狩猎采集者跟农业生产者所需要的环境资源是不一样的，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需要生活在猎物众多，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考虑清洁的饮水，一般都是有泉水或是有小溪流的地方，还有燃料，以及避风。而农业生产者需要靠近耕地（好的耕地应该土壤平坦开阔，深厚肥沃，灌溉便利），其他条件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所以从遗址的分布环境也是可以推测出生计形态的，当然不是孤立遗址的分析，而是要看整体。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如磁山文化），可以看到遗址的分布不断从山麓、盆地迁往平原地区。②遗址的废弃过程，农业起源的早期，人们的定居能力还不强，可能会季节性地离开，离开时可能会有计划地储备或安置工具或食物，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回来，所以遗址中通常会保留较为完整的遗存。③居址的空间布局，比如泥河湾马鞍山遗址出现了类似于新石器时代的灶坑，东胡林遗址有了墓葬，南庄头遗址有木结构等。我们知道，人们在一地居留的时间越长，在这个地方投入的劳动就越多，包括更牢固的建筑、更耐用的工具。④遗址的器物组合，它也属于遗址结构分析的一个部分。⑤这里还应该提一下微空间的形态，因为目前研究比较少，所以只能简单提及。人们如果在一地居留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就可能清理活动区，活动区的功能区分也会比较明显。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不仅因为这样更便利，也便于传递社会信息（这是我的地方）。所以微观空间分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古人的流动程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化适应方式研究适合于那些文化适应方式存在明显变化的时代或地区，比如说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比如说燕山南北地区。考古学上唯一的一条规律就是，没有哪一种理论方法能够包打天下，一定的理论方法解决一定的问题。文化适应方式研究的理论方法原理大多立足于狩猎采集者的文化生态、行为生态学，这也就决定了它适合研究农业起源一类的问题。当然，相关的研究还可以拓展，比如建立某个区域的适应方式，甚至可以以某个遗址为中心进行研究。以上所说的只是概略的史前文化适应方式，具体研究的时候，还需要深入到材料中去，擅长不同方法的研究者可能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包括石器分析、遗址过程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
最后要说的是，文化适应方式研究并不是考古学研究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开始。目前文化适应方式其实还是相当片面的，它侧重的是人群的经济形态，对于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等几乎没有触及，并没有全面地反映文化系统的状态。但是，如果一旦研究到诸如意识形态的问题，文化适应方式就是重要的背景关联，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同时，文化适应方式研究暗含着一个假设，文化变迁是为了适应外在条件的改变，而没有考虑到文化内在的自我发展。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类文化是具有历史累积性的，或者说叫作发展，一代一代地不断改良，不断提高，这是人类文化的特质，适应性其实只是文化的自然性的一面。了解文化适应方式研究局限性跟肯定它的优势一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