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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上到最高领导人，下可以到贩夫走卒，都在为一个小小的足球兴高采烈或是悲痛欲绝。按照某英国足球名人的说法：足球无关生死，但足球高于生死。看过一段智利队的宣传视频，两三分钟，非常感人。智利人在几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矿难救援所在地，让几十名获救的矿工来陈述，用一个盒子盛上矿场边上的沙土，说是要让球队把这杯土带到巴西去。他们说：智利人七十天都没有放弃，他们在巴西也决不放弃。最后，人们一起声嘶力竭地高呼“智利万岁”。太煽情了，我禁不住流泪了。无须多言，“世界杯”对一个国家、民族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意义已经爆棚。
社会凝聚力对于一个群体，不论是国家、民族还是其他的社会组织单位，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到生死存亡的战争、自然灾难，小到最基本的社会合作，没有社会凝聚力是不可想象的。南联盟分裂之时，那场血腥的战争让我们看到，国家丧失凝聚力的代价。我们自然也会思考，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统一的国家，其凝聚力来自何方？我们都自认为是中国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不会轻易改变，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考古学是否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呢？
图2.6 反复呈现的装饰主题。
最近读伊恩·霍德有关土耳其的沙特尔胡尤克遗址（Çatalhöyük）的研究，了解到一个八九千年前的史前社会。当然，我们更重要的目的是想知道后过程考古学是怎么进行相关研究的。霍德是后过程考古学的开创者之一，我们都听说过他，但只有很少人知道他究竟在研究什么问题，以及他所研究的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就沙特尔胡尤克这个遗址而言，霍德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所代表的史前社会，当时是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
沙特尔胡尤克遗址是一处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面积达13公顷。广泛的区域考古调查没有在附近发现其他的大遗址，甚至小遗址都很少，说明人们的聚居程度比较高，高峰时可能有居民3000人。这个遗址发掘到18个居住层，前后居住了上千年，有的墙面前后粉刷了近700次。但是这里没有发现阶级或是政权明显存在的证据，数以千计的人们何以能够有效地在一起生活上千年而没有分崩离析呢？
霍德的理论基础来自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权力就镶嵌在意义、知识与交谈之中。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则进一步发展了以上认识：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实践反映社会规则、价值倾向等，即无须刻意的政治管理，社会规则、意义、权力关系都已镶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就会为其所教化。
有了这些理论基础之后，霍德将之应用到考古材料的分析之中，他从空间与时间两个角度着手。空间上研究那些反复呈现的空间关系与表现形式——社会规则、意义、权力关系就镶嵌在其中，那些反反复复的维修、空间位置的一致性，以及空间分隔的固有习惯等日常实践都在发挥增强社会团结的作用。按照霍德的说法，一个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他或她将知道不同的人埋在不同的平台下，不同的石膏灰泥涂抹在不同的地方，某些区域需要打扫得更干净，不同的象征符号要用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人吃、坐、睡在不同的区域……社会规则由此深入孩子的脑海与心灵。
在时间上则表现为社会记忆的塑造。这个时期还没有文字，社会记忆只能通过社会生产的形式来进行。房屋本身就是社会记忆的形式，反复使用的木材、灰泥和空间等，不能简单用“传统”来抹杀它们，这些东西表明人们在积极地运用物质材料增强社会记忆，增加群体的认同感。形式远不止于此，广泛存在的室内葬、颅骨上的装饰行为，尤其是选择某些人（重要的人、老人）的颅骨，则进一步以神化或神秘化的形式（具体表现为各种仪式）强化了群体的记忆与认同。再者，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节律也会有所影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如此等等的时间关联，都会把社会规则、意义与权力关系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为了更好地理解后过程的理论方法，我们不妨看看当代社会以及历史时期人们是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除了前面所说的“世界杯”之外，我们这个时代广泛地利用文字、诗歌、音乐、建筑等形式，当然还应该包括考古学所关注的古代遗存，在空间与时间两个层面上实现群体认同与规范驯化。“9·11”恐怖袭击的时候我正在美国，我也有机会见识到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美国人对音乐的运用非常充分，那一曲用苏格兰风笛演奏的 Amazing grace 让旁观者落泪，同时也深化了悲伤。美国的国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节奏演唱，国旗也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教会则以上帝的名义把所有的人，不同种族的人，召唤在一起……美国人实际上运用了非常丰富的方式来促进社会凝聚力，孩子从小在升国旗时要学习把手放在胸口上，上学之后要学习历史，参观许多国家历史纪念地。他们没有专门的政治课，但教育效果似乎并不比我们差。
前面一直说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也许还应该说说没有凝聚力的社会。禁不住想到近代一盘散沙的中国，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社会凝聚力呢？此前的中国，以儒家思想为社会伦理的基础，即便是入主中原的元朝与清朝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崇孔夫子。曾经读《曾国藩家书》，他认为最佳的传家策略就是耕读，这是他从中国历史中得到的结论。然而，近代中国遭遇到严重的文化挑战，不仅政治上陷于腐朽的政治体制中，在价值认同上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孔家店”被打倒了，吴稚晖先生说是要烧尽古书。经过一系列的改良与革命，包括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民族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推翻三座大山，重建自己的价值认同。旧的腐朽的东西被抛弃，新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生长出来。社会变迁似乎总是以这样的途径进行的。当然，这种转型期的社会必定是纷乱的，从物质材料上也可以看出来。人与物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当遗老遗少们还沉浸在故纸堆中的时候，以科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剪辫子、穿西装、放小脚、上新式学校、用新式器具……中国人运用包括身体在内的物质传递新的价值认同，重建新的价值规范。
当代中国社会正遭受价值观危机。按照《天下无贼》中葛优演的小偷头目的说法：“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旧的价值观已不可能再赢得认同，人们陷入了迷惘之中。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的时候，我注意到新的中国社会正在崛起，中国民间社会展现出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从普遍的志愿者到慷慨解囊的大佬，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很好地凝聚在一起。我也注意到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能够有组织地开展交流活动，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似乎正在形成。他们借助网络时代的技术途径，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实现了松散组织的凝聚力。
这篇亦古亦今的小文其实有两个目的，一是考古学内的，了解后过程考古的目标、理论基础与方法，我们注意到西方考古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客观的考古材料变成了融入人自身的物质性，更关注史前社会关系的研究；二是我们或许应该向古人学习，善用物质材料（或称物质性），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后过程考古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那就是物质性的概念，物质浸透了人类的文化，是会“说话的”，而且人们是能够听懂的，会受其影响的。
我时不时梦想，如果我们的大学建得如精美的中国园林，而不像一个工厂，那么徜徉在其中的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何谓中国之美。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公民意识，将来进入社会之后，治学的能够精益求精，当官的能够清正廉明，从商的能够诚信公平，教育他们的最好方式并不是上几门空洞的课程，而是需要用切实的物质性来教育他们。中国古人之讲孝悌，在建筑空间的布置上、在季节礼仪的活动上、在日常生活的安排上……几乎无处不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今再提这样的伦理观，除了空洞的说辞，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物质性基础。新的物质性正在塑造新的社会关系，互联网时代的人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构建社会关系网络。过去的终究要过去，新生的力量让我们看到希望。
考古学是一门关注过去的学科，然而我们并不是为了过去而关注过去，我们是为了现在、未来而关注过去的。在中国文化重拾信心的时候，在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在“旧邦新命”、文化再造的时候，中国考古学所发现、所揭示、所构建的物质性，对于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将是重要的动力与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