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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英文的考古学著作，context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词。查词典的话，其基本意思是“跟某事或某物相关的、有助于了解它的情境、事件或信息”（1. the situation, events, or information that are related to something and that help you to understand it; 2. the words that come just before and after a word or sentence and the that help you understand its meaning）。若要翻译成一个对应的中文词汇，有点儿困难，有时译作“关联”，有时译作“条件”或“背景”，有时还译作“情境”。具体译作什么，也要取决于context。中文之中似乎没有一个词包含context的所有意思。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说一说呢？原因是这个词在考古学文献中极普遍，尤其是它不仅出现在传统文化历史考古中，也出现于过程考古学的研究中；在后过程的考古学研究中，它变得更加重要了。后过程考古学有时又称为关联考古（contextual archaeology），一下子把这个词的重要性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也就是说，它不仅普遍，而且涉及考古学发展变化的关键点，仿佛考古学身上的“人中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发展“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心轴，所以，也就值得说一说了。
考古学最基本的目标就是要理解所得到的实物材料。不管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我们希望了解它们的意义。而要理解某事或某物，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了解它所存在的背景、条件、关联等。就像某格言所说的：要想知道一个人怎么样，看看他的朋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狼与狈相投，英雄与英雄相惜。没有关联背景，很多东西都无法理解。好比中国人说英语，口音可能比印度人还纯正，但是美国人常常听不懂。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说的都是单词，一个一个的单词，而没有把单词放在具有关联的句子之中，所以常常不得不指手画脚，以增加关联。正是因为忽视关联背景，所以我们的英语学得不好，而且花费的精力巨大。通过关联去记忆或理解比孤立地去做容易得多（到现在才体会到这一点，想来都不免悔恨）。我们常讲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因地制宜，不要断章取义等等，都是对关联背景的强调。
近代考古学就是通过发展关联性而成长起来的，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或是古典艺术史都不曾注意到物质遗存之间的关联性，所以也就失去了许多关键的信息。博学如沈括者也相信原始石斧乃是雷电所致，称之为雷石或雷楔。他还真在雷电之后推倒一棵树，从下面发现了“雷石”，然后他肯定了雷电与“雷石”之间的关系。沈括倒是注意到了某种关联性，但是这种推断是一种迷信或神秘主义的。人们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后来古物收藏越来越丰富，人们需要了解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希望知道最基本的信息是古物是什么时代的，是从哪里来的东西。要知道这些信息，最好是器物本身有年代落款，但是史前或原史（如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很少器物有年代标识，就是历史时期的器物也不是都有年款的。所以，此时要了解一件器物的年代，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一件跟它共出而且有年款的器物。“三代论之父”汤姆森就利用共存关系来建立了最早的“三代论”。当时他很幸运地面对部分墓葬材料，从前的整理者把同一墓葬出土的器物都放在了一个包裹里，于是他就有了一些所谓“封闭的单位”（closed finds）。以之为基础，确立石器、青铜与铁器三个时代，同时建立了三个时代的基本器物组合特征，比如说玻璃器只出现在铁器时代。正是通过关联性，考古学有了第一个人类历史年表。汤姆森之前的约翰·温克尔曼（Johan J. Wenckelmann）也已经注意到关联的重要性，不同雕塑所在的位置对于其身份的断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对关联性的注意，也就没有近代考古学。
近代考古学后来发展出一系列严格的方法来获取遗存之间的关系。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平剖面结合的地层学方法。首先注意到的是地层叠压关系，早的在下面，晚的在上面；然后注意到自然地层与人类活动影响的地层区分；后来越来越注意地层的平面特征，即所谓的水平揭露法。考古学家就像刑侦专家一样希望看到完整的“现场”，了解同一时期不同遗存之间的关系。近代考古学以田野考古为基本特征，而田野考古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完整地揭露遗存的平剖面关系，哪些东西早，哪些东西晚。田野考古学兴起的过程中，两个英国人居功至伟。一个是著名的皮特·里弗斯（Peter Rivers）将军，他继承了丰厚的遗产，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在自己的地产上发掘古迹。他把军人的严格运用到发掘之中，据说他巨细无遗的记录即便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仍嫌过分，但是后人的确可以根据他当初的发掘记录来复原遗址。另一位是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他的探方发掘法让考古关联可以用数学来定义。后来更有了哈里斯方格，让考古学家更好地判断地层关系。设若没有这些方法，考古学仍将是孤立地研究古物的学问，尤其是面对没有年代参照物的史前时代，将一筹莫展。通过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器物组合，考古学成为一门可以探索荒渺无稽时代的学问。
相对于文化历史考古之于时空关联的强调，过程考古所强调的关联多是功能的，因为过程考古学家希望了解古人究竟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么做等。要了解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靠某件器物肯定是不行的，器物组合也不够。为了使推理更可靠，过程考古学提出要发展中程理论，在考古材料与人类行为之间建立起某些原理性的认识，民族考古、实验考古、行为考古应运而生。尽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是很难得到的，但是这些研究所能提供的参考价值是无人能够否定的。比如说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动物骨骼，地层中同时还发现了石器。一般我们会假定这些动物骨骼是人类狩猎所致。然而，民族考古研究告诉我们狩猎采集者并不可能把猎获的大型动物运回中心营地，往往仅带回某些部位，像鄂伦春猎人只是带回一些晒干的肉条，骨架就地敲骨吸髓，熬汤喝掉，爱斯基摩人也是如此。狩猎采集者高度流动，他们更可能让人去趋就食物，而非让食物来趋就人。如果这种认识能够成立，那么狩猎采集者在同一地点遇到各种各样猎物的概率有多高呢？除非是干旱地区的水源边，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巧合。自然原因完全可能形成动物化石的富集，恐龙化石就不用说了。记得在山西保德一带做地质考察时，六百多万年前地层中，动物化石就很丰富，难道说这也是人类狩猎所致？
上述例子表明，过程考古学所希望得到的关联要合乎逻辑，近现代的狩猎采集者为什么做，那是基于经济的考虑，人是理性的。所以，推理过程中的关联要符合理性的原则，经济的、社会的、生物学的，如此等等，统称为功能的。过程考古学强调的另一种关联是环境背景，鉴于人的想法难以揣度，考古学家更应该研究能够测度的东西。环境变量便于测度，而且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发现在环境中，在环境中获取资源；行为无疑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研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关联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更进一步，过程考古学高度强调文化生态、行为生态以及进化生态，其中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理解人类文化演化的关键所在。好比说，为什么农业会起源呢？人口因素、环境因素是最经常被研究的变量。采用农业，需要狩猎采集者放弃从前久已适应的生计方式，为什么他们会放弃，而采用一种更辛苦的生计方式呢？自然因素（如全新世更稳定的气候、中东有最多的大种子植物、末次冰期结束后环境剧变包括大动物绝灭等）与社会因素（人口增加、社会竞争加剧、宴飨成为主要的社会竞争手段等）都可以用来解释农业起源的原因。
回到现实中来，我们是如何理解人类行为的呢？好比说穿衣，当然它有保暖的作用，但是穿什么衣服，如何穿衣，却是很少考虑保暖这个最基本的功能的。男人在脖子上吊根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领带，女孩子穿着使膝盖冻得生疼的短裙，都不是简单的功能解释能够回答的。穿衣是一项有意义的行为，有的是为了展示个性，有的是为了美，有的是因为场合需要，还有的仅仅为了随意——随意也是有意义的，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的。不理解衣服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的意义，是不可能理解穿衣这种行为的。服装是具有意义的物质文化，人们用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社会的、精神的，只有很少一点点才是为了保暖）。理解物质文化的意义是微妙而困难的，在海滩上身着比基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若是在大街上就可能引发交通拥堵，同样的物质存在于不同的情境下意义迥异！所以，要把握物质文化的意义，就必须了解所关联的情境。
物质文化的意义都是象征的，一种物质遗存具体象征什么很少有规律可循，比如说青蛙，有些族群将之视为勇敢的象征，有的不然。物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当自由，这也就使得物质文化的象征变得难以捉摸。不过，按照结构主义者的说法，词语的含义可能会不断改变，但是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物质文化的结构是可以探讨的，就好比我们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结构，不仅仅体现在哲学思想上，而且还体现在艺术、建筑、礼仪，甚至是农业生产中，这样的结构还存在于我们的认识论中——我们喜欢把外界拟人化，结果失去了客观的角度，科学发展不起来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结构是一个可以重点探讨的方向。次之，物质文化往往都是多义的，同一套衣服，男性与女性相比，看法可能完全不同；红配绿在城市里看相当俗艳，但是在偏远的乡村，却相当漂亮。多角度考察物质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不同视角可能都是合理的。角度越多，就越可能发现物质文化丰富多样的含义。再者，把物质文化当成“文本”，除了多元的解读之外，还需要在关联中理解文本，脱离了关联，文本就会变得不可解读。寻找关联，尽可能多的关联，是理解物质文化的基本途径。
怎样才能理解人呢？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对于我们理解古人同样有启发。设身处地替他人想一下，尽管你不是他，但是这么想一想，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今天的人不是古人，但我们也需要设身处地体验一下，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古人呢？现象学的考古学非常强调体验，体验也是它的基本方法。在场的体验是一种透彻的理解方式，没有体验，也就没有真正的理解。
当代考古学的发掘工作与分析整理越来越细致了，其基本的内核就是寻找关联。一部考古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寻找关联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