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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至少是广义上的。历史学研究发生于过去的事，其研究似乎已经有固定的套路。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都有内因、外因，必定都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解释史前历史变化的时候，从人类起源到农业起源到文明起源，无不采用这样的解释逻辑。当然，不是每位研究者都会采用如此综合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者采取的视角可能有所区别，或从理论或从材料或从方法上，但是内含的假设都是一样的：历史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是客观的存在。研究者唯一的任务就是要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如何发生，等等。于是，就有前面所说的那一套研究思路。
历史与现实的差异太明显了！我们看到的现实、把握的现实、体验的现实却是充满了偶然性的。生命的无常不会因为男女老幼而有所区别。刚刚还在飞机上谈笑，转眼就成了黄泉路上客；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结果路边店铺煤气爆炸，路人遇难；仅仅因为一两句口角，就有人行凶伤人……这样的故事（事故）每天可以读到，慢慢也都习以为常了，最后成了一组数字，比如说，全世界每年死于狂犬病的有五万人，中国每年死于车祸的有几十万人，等等。当鲜活的生命变为数字的时候，历史的必然性就开始体现了。以狂犬病为例，95%的死亡都发生在亚洲，可以追溯的直接原因就是狗没有打疫苗，更进一步的解释就是社会管理的混乱，上升到文化高度就是某些人好攀比，还可以归因于人性的弱点，害怕孤独，喜欢炫耀……总之，原因总是多方面的，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表面的、有深层的。狗养多了，不打疫苗，总会出问题的，概率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条件。五万人，其中可能包括许多孩子、年轻人，他们未来的可能还没有得到展现，其中或许可能产生比尔·盖茨、希特勒这样或正面或负面影响历史的人物，但是他们很不幸，成了人世间匆匆的过客。每一个人的故事似乎都是无常的恶作剧。
回到历史研究中，一切都是必然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而已。无论如何，生活还在继续，历史还将延续。通过无数偶然性的叠加，我们看到必然性的形成。比如说车祸是偶然的，是所谓不测风云、飞来横祸，由此人们开始关注汽车的安全性以及交通规范，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发明、风险管理以及人们的行为规范，最后可能形成习惯——严格遵守汽车这种机器的原则。精于机械加工的德国人也因此形成了严格、精密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的现代时期很短，还保留着许多前现代的东西，所以做许多事都是“差不多就行”，在规范面前非常随意。当我们在讨论不同文化传统区别的时候，其实它们都是历史上由无数偶然性事件造就的必然性，我们有时称之为规律或规律性的认识（pattern）。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战场上子弹不长眼睛，战术水平高的，会躲一些，可能活下来，但不等于绝对就能避开。有的人倒下了，有的人活了下来，生死一线，防不胜防。但是，在总结战争胜败的时候，我们知道其中存在许多必然因素。推而广之，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我们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就是必然性。
在必然性面前，个体通常被消解了，成为一个个枯燥的数据。就像宣传文字的话语：在历史的滚滚洪流面前……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时代的轨迹……个体，无数偶然性事件的主体，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就如同风中的尘埃、海滩上的沙子、大海中的水滴。当个体都已消失在无名之中的时候，历史也就成了干巴巴的必然性了（各种各样规律性的认识）。在个体发展还不明晰，材料证据保存又十分薄弱的史前时代，个体几乎无从说起。
然而，我们研究历史，仍旧需要通过个体性的事件来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是古代的遗留，那些没有被自然与文化过程破坏的遗留之物。一个遗址、一个活动区、一个器物组合就好比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通过一滴水，我们可以部分地了解海洋，我们无须去研究每一滴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考古学研究就如同通过一滴水去了解海洋，它通过个体事件去透视历史。通过若干个遗址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时代；通过一组器物组合，我们或可以了解一种文化的风格。或许有人会质疑，每个个体的事件可能都是不同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盲人摸象！这样的质疑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不要忘记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在研究必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大象在那里，只是我们的了解太粗略，我们把所有的大象都视为同一的，没有区分。
我们不是盲人，但是我们缺少真正触摸大象的过程。存在是一种体验！一道菜多么好吃，不是说出来的，而是需要亲自尝一口。无论必然的趋势多么不可避免，无论规律多么严格，都无法取代体验。历史研究之所以干巴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忽视体验，考古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历史学的这个不足。现象学的考古学尤其强调这一点。我现在有一种认识，实验考古学并不仅仅是一种验证器物功能或是某种过程的手段，它也是一种体验的方式。试一试用砾石制作一件砍砸器，然后用它去砍伐树木，在没有金属工具帮助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人唯一能够加工一根木矛或是挖掘棒的方法。你需要找到合适大小与形状的砾石：太大，你无法握持；太小，又不敷使用。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原料，不是所有的石头都能够制作砍砸器，砂岩就不合适，不利于打击的花岗岩也不合适，硬度太低的如石灰岩不合用，硬度太高如某些石英岩加工难度非常大，也不适用。因为有这些实验考古的体验，我于是可以说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砍砸器的人们对自己的栖居区域与石器制作工艺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生活于河流的中游区域，石料大小形状合适，他们选择最便于加工的角页岩来制作砍砸器，而没有选择砂岩，很少选用难以加工的石英岩，对石质优良但原料稀少的燧石也是罕有问津。砍砸器不过是即用即弃的权宜性工具，用不着花费太多的精力。实验是一种体验，考古学的魅力之一，就是它的体验性。历史变成了切实的、鲜活的、设身处地的个体体验。
个体呈现的巅峰还不是体验，而是人类主体的能动性。很多人相信历史规律，的确，历史并非没有规律，虽然有一点儿模糊。只是人如何认识到它，又如何去利用它，并不是那么固定的。总有人自以为历史规律站在自己这一边；也有人认为历史就是一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最近读到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著有《大国的兴衰》）的新著《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 Engineers of Victory: The Problem Solvers Who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十分分明的战争，1942年之后，同盟国的胜利已经不可避免，但是《二战解密》告诉我们，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其间还经历了许多困扰与挫败，是一些“工程人员”（各个方面的专家）发展种种奇思妙想，解决了那些难题。从中不难看出，无论历史趋势多么明显，规律多么可靠，都需要人创造性的工作。因为创造，历史才丰富多彩。古今兵法，几句话就可以说完，但是运用之妙，却是变化多端的。个体的创造（包括背叛某些规律），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值得总结，值得汲取。长期以来，考古学都是一种被动的考古学，人就像陀螺一样，被各种因素驱使。然而，我们需要知道，人真正的历史乃是人自身创造的历史。考古学家柴尔德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人创造了自身。
强调必然性研究的是过程考古学，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以揭示历史规律为目的。强调个体，强调偶然性、体验与能动性的是后过程考古学。两者之间无疑是互补的，互相不可替代。然而这样“铁的”认识仍然无法取代上述的思考。规律或许真的不难认识，难的更可能是体验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