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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中发生了所谓的人文转向，兴起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的一系列考古学流派，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标签性的描述：相对主义、考古材料即文本、多元阐释，如此等等。目前还很少看到深入其哲学前提的分析，“人文”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面前，倡导人文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是不是想分一点儿残羹剩饭？窃以为理解“人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对于中国考古学，而且对于作为考古学研究者的个人，尤其是学生，更是如此。
目前对于学生而言，理解考古学作为科学已不那么困难，因为考古学研究具体的实物材料，有关观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实物材料（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客观的）的检验。考古学家的研究程序跟自然科学家非常相似，考古学下野外去调查、发掘，回实验室做分析，还做实验，也穿上了白大褂，俨然也是科学家了！为什么考古学没有成为自然科学呢？考古学家做实验，能够验证的只是古今一致的地方，如石器的破片力学（符合物理学的原理）、使用的基本效率（古人与今人的体质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残留物的保存（符合化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古今还是具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我们现在过着城市生活，在用电脑写作，而我们的祖先还在荒野上漂泊，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比如说当代社会青年男女成家常常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而两万年前的古人可能根本就不能理解爱情——爱情是近代社会的产物，甚至都不能理解“家”是什么！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人类行为与文化都具有社会历史情境性，这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特征，原子构成、分子组合、物种进化、板块构造都不需要考虑社会历史情境。
考古学本身的形成也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为什么要搞考古学研究呢？特里格说跟近代西方社会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科学的革命等因素密切相关。最早提出三代论的丹麦人汤姆森就有构建民族历史，重现昔日荣光，增强民族认同的心理诉求，因为当时的丹麦被拿破仑侵略了。特里格的《考古学思想史》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把考古学研究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说考古学在进步。
承认历史是理解人文的前提之一。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过程考古学将“考古学作为人类学”的观点，过程考古学立足于进化论，尤其是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的文化进化论，以及朱利安·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进化与历史有什么不一样呢？不都是在说过去吗？进化不也是一种历史吗？当然是的，进化是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阐释。也就是说，历史的就不只是进化的，历史还有非进化的一面。进化揭示的是一种历史必然性，即事物必定要向某个方向发展，服从某种规律；“历史的”就是在必然性之外，还承认偶然性。后过程考古学的代表人物伊恩·霍德（Ian Hodder）写过一部书《欧洲的驯化：新石器时代的结构与偶然性》（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经过辩证唯物主义训练的我们，对必然性与偶然性这样的矛盾并不陌生，不过在这个科学（在中国，科学即等于自然科学）主导人类认识的时代，所谓偶然性仅仅被视为必然性的体现形式而已，通常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就好比说，人生的每一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在的必然性。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是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的。人生的每一天都很重要，我的人生就是由每一天的生活构成的，无论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每一天都必不可少，过好每一天才构成我人生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具体的细节比那些所谓的规律、必然性更重要。历史的每一刻都是历史的构成部分，对于研究宝贵考古材料的考古学家而言，他们并不能随意选择研究材料（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有机会保存下来，每一份材料都弥足珍贵），他们研究的那个时刻或时段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同人生中的某一天。后过程考古学家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过程考古学家”，因为他们更关注过去的每一天，他们更关注历史的过程。
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过程考古学的第二个方面是“考古学作为科学”，认为过程考古学以获取“通则”“规律”“必然性”等的努力既不成功，也不可能，更没有必要。这跟上面的说法是一致的，为什么考古学不应该以寻求“科学规律”为目标呢？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究竟有没有规律呢？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值得思考一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因为缺乏科学性而饱受诟病，自然科学家对社会人文学科中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总是嗤之以鼻，打心眼儿里认为这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宽容一点儿的认为这样的研究太虚，不实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是经济学（不少经济学家基本就是数学家），当代经济学中第一有效的规律应该就是市场经济规律，不分国家、历史背景，凡是没有采用市场经济的国家，如以前的社会主义集团，统统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最后不得不改弦易辙。中国因为改得早，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奇迹。市场经济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规律，恐怕没有经济学家能够说清楚，而在运用之中，成败利钝，也是天远地隔。经济学家的解释也是马后炮居多，即便预测成功了，也很难将这种成功复制。《孙子兵法》类似之，古往今来，打仗的人几乎没有不读的，你也很难说《孙子兵法》不是有关战争的基本原理，但是有人凭借它打胜仗，有的打败仗，有的时胜时败。我们都知道《孙子兵法》并不错，问题在于活学活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离不开社会历史情境（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后过程考古学有时管自己叫“contextual archaeology”（情境考古学），原理（统一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很单（如市场经济原理、《孙子兵法》等），真正有意义的是情境，这才是最难以把握的。人类的过去时代纠结着许多关系，如性别、阶级、族群、身体等。以身体为例，视觉（看）在近现代才开始拥有垄断性的知觉途径，看的垄断导致人与外在世界的悬隔。考古学家因为是从现在去了解过去的，于是把今天的关系延伸到对过去的研究中了，它构成不同的视角，如东方或西方的视角、殖民者或原住民的视角、男性或女性的视角等。这些都不是科学所能概括的，虽然科学总是实践的理由。就拿周围的建筑景观来说，谁是真正的决定者呢？男性、五六十岁、理工科大学毕业……恐怕是这个社会权力阶层的普遍形象。具体的情境是高度复杂的，它要求人去理解，它不是信息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关联与互动。
理解考古学的“人文转向”需要以“人”为中心。什么是人的世界呢？我们生活的城市就是人的世界，我们需要适应当然还有气候或其他自然条件，其实这些已经不重要了，空调就使炎热如迪拜、潮湿如香港者都成了宜居城市，而四季分明的温带城市北京变得相当不宜居。我们讨论的房价、文化生活、食物，乃至空气都是人的产物。即便如此，有的人仍然酷爱北京，有的人恨之入骨，有的人是爱恨交加，不同态度于是选择不同的生活策略。人什么时候生活在“纯自然”的条件中呢？晚年的柴尔德也认识到这一点，人生活的世界是他们认知的世界，就像澳大利亚土著，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还在使用自己的土地与资源（在梦中），通过利用那些区域，他们就与祖先还保持着联系。人的世界是自由与创造的世界，哲学家于是说人创造了城市，也曾经创造了乡村，更早的时候他们还可能创造了荒野。那些看起来“原始的”荒野其实也曾经经过狩猎采集者的改造，他们使用工具，尤其是“火”，他们经常用火来清理自己的土地。似乎可以这么说，当人类运用物质改造世界的时候，他们也就把自己贯穿到物质之中了，也就是后过程考古学家所说的“物质性”（materiality），物质已经不再是外在的客观之物，它与人是不可分离的了。
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一切都必须能够被科学解释，凡是不能被科学解释的都是错误的，或是值得怀疑的。人作为一种生物，应该符合进化论。自从进化论结合了基因学说之后，人类的属性更进一步还原成了DNA，经常看到科学进展的报道，人类的某种疾病跟哪一段基因有关，某种性格也可以追溯到某个基因的位置……如果研究者愿意的话，人类的属性似乎应该更简单，因为决定DNA性质的不过是数学运算，生命的本质不过是不同的编码而已，用0、1二进制的编码就已经回答了。生命是否可以这样还原呢？人类的属性是否可以这样还原呢？在化学层面上，生命不过是分子之间的关联；在物理层面上，生命是粒子之间的运动。现在，我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即一种科学理论应该是在某个层次上适用的，认为在所有层面上都适用是可笑的。把物理学运用于股市分析有一定的价值，但因此就认为物理学的定律适用于人类复杂的经济行为，就是一种简单的还原论。生物进化论是在生命层次上适用的理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类的发展超越了生命的一般层次，人生活于自己制造（remade）的世界中，除了人以外，没有物种是这样的！所以，将生物进化论简单地运用到人类身上，或者像社会生物学，或是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没有证明生物进化论，而是证明了人生活于自己制造的世界中——这样的理论支持了某些特殊的政策，如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如果上述说法成立，不同的科学理论有自己适用的层次，那么，有关人类的属性应当有属于自己的理论。当代考古学家运用能动性理论就是其一，人作为能动者运用物质文化建构自身的世界。若不承认人存在能动性，那么人与其他动物就没有区别，那么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所有规则都是“自然法则”，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说法正是利益既得者激赏的，我有钱，那是因为我优秀；我有权力，那是因为我更适应，反抗或是反对被修理、被惩罚都是合理的。如果从能动性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社会中所谓的性别、阶级、阶层、民族、地域等区分都是历史的，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都是人为的，某一群体通过建构一定的制度来确定某种群体的认同，如男性是坚强的，女性是柔弱的；男性是理性的，女性是感性的；男性是科学的，女性是艺术的；男性才适合做考古学，女性是不适合的……中国历史上更是用三纲五常、裹小脚、闺房等来限制女性，这些过时的东西已经被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当然还留下了不少，又产生了不少。人是能动者，有时做的事聪明善良，有的时候愚蠢邪恶，科学创造属于前者，种族主义、奴隶制属于后者。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是不能离开能动性的，离开了这一点，也就是把人回归到生物层面上在研究。从深层次里说，这样的研究并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掩盖，即通过所谓客观化掩盖人类能动性所创造的种种制度的事实。
当代考古学“人文转向”就是回到人更本质的层面上，显然，科学还没有发展出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它，所以这样的研究也就显得不那么科学。回归历史，回到人之本身，就是让考古学回到真正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而非一厢情愿地加入科学的行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