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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个看似重要，其实不怎么重要的考古学问题。“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基础的方面——哲学又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它所探讨的是有关实在本质的基本问题。比如说，什么使得两个不同时间里的某个东西成为同一事物呢？什么使得某人终其一生成为同一人呢？哲学就这些问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回答就不一样。这个问题跟考古学有关系，严重地说，它关系到考古学存在的基本理由。考古学是通过实物遗存去研究过去的学科，实物遗存是当下的存在，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过去已经远去了，当代研究者并没有时间机器可以回到过去观察事情发生的过程。简言之，考古学是通过研究现在去研究过去的！通过研究现在能够了解过去吗？古今差异无疑非常显著，就像当代社会不同代际之间尚且有代沟一样，古今的代沟是当代代沟的n倍，古今之间还能够沟通吗？于是，考古学家借助动物行为学，尤其是现生高等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还有民族考古学、实验考古学等方法来架设从古到今的桥梁。这些桥梁同样是现在的，虽然它模拟的是过去。这些桥梁靠得住吗？
考古学形而上学的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古今同一性”的问题，如果古今完全不能贯通，那么考古学的存在是没有道理可言的；如果有可能贯通，那么考古学还能够“苟延残喘”。自然科学中似乎没有这样的麻烦，宇宙大爆炸至今时间不可谓不长，物理学家不用考虑古今同一性。古今同一的问题首先是从地质学中兴起的，英国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最早提出来，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将之系统化，成为其名著《地质学原理》（ Principle of Geology ）的基石。他认为作用于过去的地质营力同样作用于现在，这是一条普遍的自然规律，地质变化渐进、缓慢、稳定……古今一致是地质学研究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达尔文建立了进化论，回答了物种起源的千古难题，震动了整个人类的思想。
考古学还没有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涉及人类社会的问题自然是最复杂的，不仅仅要考虑时间因素，还要考虑系统复杂性的增长，更要命的是还要考虑人本身的能动性——人就是一个喜欢违背自然规律的物种。所以，问题变得非常复杂，这么复杂的问题显然不可能通过“大而化之”（就形而上学说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解决，一个简捷的途径就是分层次地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您如果认为世界是不可分的，那么当代科学就完全不成立了。然而，在科学的力量面前，擅长“大而化之”的中国人不得不低头。世界可不可分不是一个问题，至少现在还不是，因为现在我们还需要学习“分之析之”。
我曾经将考古学理论分为五个层面，这里再引述一下：一是在考古材料存在特征层面上，主要是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二是关于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即考古材料是怎么来的，如何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特征；三是关于透物见人的，从静态的考古特征如何去了解动态的古代人类行为、社会与文化；四是关于人类行为、社会与文化的，这个层面已经超越了考古学，是把古代历史与当代现实贯通起来看了；五是考古学对自身的反思，考古学如何才能有效地研究过去？历史与当前的考古研究实践有着怎样的问题？五个层面的划分一方面基于考古学的研究过程，另一方面基于考古学的研究深度。当代考古学研究实践都是在这五个层面上进行的，在每个层面上都可以独立进行研究，但是高层的研究必须以低层的研究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高层只是就深度而言，并不是说低层的研究不重要或是水平低，就像盖房子需要基础一样）。
下面回过头来看形而上学的问题在这不同层面上的反映。最容易理解的可能是考古地层学，因为它脱胎于地质地层学，“古今一致”的原理是一致的。地质学中没有问题，考古学中自然也没有问题。考古类型学主要是通过器物的分类排列来确定相对年代与文化阶段，后来延伸到探讨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其潜在的假设是通过文化风格因素的分析可以了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联程度。前面的工作问题不大，分类排列，分期断代，关键是准确与否，它不涉及形而上学的层面。后面的工作问题比较大，今天对文化风格的判断能否反映过去人群的关系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考古学在考古类型学上的发展其实已经进入了透物见人的层面，至少它试图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探讨古代社会关系，所以可以把它搁在透物见人的层面上一起谈。
第二个层面是有关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这方面的研究内开展得非常少，仿佛古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那里了，等着我们去发现。实际上，考古学材料的形成受制于诸多因素，迈克尔·谢弗（Michael B. Schiffer）将之分为文化过程与自然过程，自然过程主要涉及埋藏学，这回到了地质学层面上。难以解决的是文化形成过程，就拿废弃过程来说，哪些东西会被废弃？哪些东西暂时不会被废弃？谢弗的废弃理论主要是建筑在近现代社会的观察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一直呼吁建立文化废弃过程的理论，从1987年他出版《考古记录的形成过程》（ Formation Processe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到现在，理论的构建遇到了困难，最大的障碍也就是古今是否一致的形而上学问题。
OK！我们现在知道考古学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问题。也许这里可以先把第三个层面，即考古学研究最核心的工作暂且搁置，先说说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研究通常是由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哲学来做的，它们讨论的问题比考古学更宏观，理论发展的历史也更长。对于历史学来说，存在古今一致的形而上学难题吗？我们常说要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知道的历史规律就是历史上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人类学存在多种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如摩尔根的从蒙昧到文明、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从游群到国家，都有点规律探索的味道。反复揣摩这些学科的研究，我有个体会：对这些学科而言，古今是否一致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即假定古今必定一致或不一致，而是一个正在研究的问题。这样的说法很重要，我们不能把所研究的问题与预设混淆起来。考古学并非假定古今一致或是不一致，而是要发展诸多的研究方法来确定它们。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第三个层面上来了，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要透物见人，我们希望了解古人吃了什么，怎么谋生，如何繁衍，社会如何组织，群体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如何，如此等等问题形成考古学中众多的分支学科，如我们最经常应用到的陶器分析、石器分析、聚落形态分析等。最近几年我研究磨制石器的功能，主要通过石器分类特征分析、使用痕迹观察、工艺设计分析、实验考古、民族考古学，再辅之以比较研究与背景关联分析等去断定某一器物的功能，进而探讨它在当时社会生产中的意义。我的研究无疑都是依托于当前的存在，为了提论断的准确性，我尽可能地发展多线条与关联的推理，避免孤立的证据。当然，即便我自信自己是对的，但这并不保证我不会犯错。我完全可能犯错。我犯错的原因跟我的方法、研究态度、研究条件等相关，跟古今是否一致无关。我需要做的是把当下的事实严密地组织起来，得出一个逻辑合理的结论。古今是否一致对我的研究影响微乎其微，我根本不需要考虑它。
说到这里，我禁不住想起人生观的问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都不相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差异显著，一个人的美食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毒药。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需要寻求共同的生活原则，因为没有它们，我们所有人就没法生活于世。古今或许真的完全不同，但是寻求共通之处仍然是我们研究的着力点。考古学的天命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仅仅寻求古今的共通点，还寻求自然与人的共通点。考古学发展的诸多方法中往往只在某一点上能够通透古今，而非在所有的方面，考古学的整体使命也只是寻求某些关键点上的共通。某个点上，人与恐龙、人与粪土都能联系上，古今之间的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个年轻人总是思考人生意义这样的大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真正有意义的往往就是把握好今天，把握当下。一个切实做事的人往往会“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已经忘记去追问人生意义了，虽然人生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大抵也是如此，解决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手头上的工作认认真真地做好，切切实实地丰富考古学透物见人的途径，考古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就不会真正困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