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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每一门学科的基础，设若物理学没有“力”的概念，化学中没有“原子”“分子”“结构”的概念，那么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门现代科学了。更别提数学、逻辑学，完全是概念关系的运算推理。古往今来的哲学也差不多，设若马克思主义没有“物质”“运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这些概念，也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了。
流行于考古学中的“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性是毋庸疑的，没有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了文化历史考古学——这是第一个使考古学称得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考古学文化概念开始应用之前，研究考古材料的学者很头痛面前堆积如山的材料，孤立的器物就是知道了年代、出土层位，还能让考古学家了解什么呢？柴尔德用“考古学文化”来重建欧洲史前史，用它来研究史前人群的关系。尽管他也知道一个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就等于一个社会组织单位，但是在没有更合适的概念可用的情况下，“考古学文化”也就勉为其难了。它对于建立史前考古遗存分布的时空框架，将考古材料有序化功不可没。在“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家发展出“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等概念，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主要理论体系。
考古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新概念的出现、老概念的拓展，以及部分概念的死亡。还是以“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为例，它脱胎于人类学“文化”的概念，到了过程考古学研究中，“文化”这个词又回到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含义，文化是人类适应周围世界的手段，不同于动物以改变自身生物特征适应环境的方式。到了后过程考古学研究中，“文化”成了“文本”，需要而且可以反复阐释；“文化”成了人类能动性的表现方式，文化不是死的形式，而是活的手段，人用它来改变世界，改变人自身，改变所谓的规律与规定。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是一组恒定的规则体系；而在进化论考古学家来看，“文化”是“模因”（文化基因）的载体。也正是因为概念的不断更新与拓展，考古学研究在不断进步。考古学的停滞与僵化，也表现于概念的固化与神化上。就像古希腊生气勃勃的学术研究被罗马的实用主义戕害后，又被中世纪的神学体系固化，造就了欧洲将近千年的“黑暗时代”。
概念的构建是中国考古学的弱项，这也许与中国文化偏重于形象思维、直觉的传统有关，我们对于抽象、逻辑的东西相对不那么擅长。我到现在都不大能看外国的长篇小说，实在搞不懂就那么点儿事，居然可以写上几百上千页。而拿中国最像古典长篇小说的《红楼梦》来说，也是一章一回的，就像在看一幕一幕的戏剧。逻辑的观念第一次触动我，还是宾福德批评我的作业论文的时候，他说我的行文缺乏逻辑力量，是一种典型中国式写法，总是从时代、地域或是器物分类出发，而没有想到围绕一个问题，用各种方法“歼”它。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构建概念呢？过于模糊的概念肯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像物理学上曾经流行的“以太”（听说现在又有所复兴了，不过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帮助）。“文化”这个概念考古学家很早就知道，但是用得非常泛泛，什么都是“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没有东西不是“文化”的。如此浮泛的概念显然徒劳无功，后来考古学家发明了“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限定了概念的边界，极大地促进了考古学研究。
概念的应用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开始时往往是借鉴而来，边界不清楚，后来经过反复调整，达到一个最佳的契合状态；然后就会拓展其用途，也就是开始了泛化的过程，从此这个概念也就走下坡路了，我名之为“边际效应递减”。如今“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也有点泛化，如“细石器文化”“小石器文化”等旧石器考古中运用的概念很少有意义，其他如“草原文化”“彩陶文化”等近似之。
考古学概念的提出应该能够解决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过于宽泛的概念是没有太大帮助的，中国考古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到考古材料，中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如何在考古材料中定义“生产力”呢？如何确定“经济基础”呢？石器技术就能等于“生产力”？等于“经济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也曾为此头痛，后来发展起来的“中程理论”，试图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层理论与考古材料间架起一道桥梁，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方法就是他们的尝试努力。
概念是重要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概念的构建对于一门学科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概念并非没有副作用，尤其是那些非常有用的概念，长期使用后容易固化人们的思想。所以考古学研究中需要不断地反思概念、批判概念，不能被批判的概念只有宗教！我们衡量一门学科进步的尺度也跟概念更新的程度有关，研究范式的转换往往表现为基本概念的更替，一门学科的停滞则与其基本概念的泛化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