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学的高峰

哲学家牟宗三在讲中国哲学的未来时说，中国哲学是否有未来取决于中哲学是能够消化西方哲学，就像宋明之时中的儒学消化佛学一样；消化西方哲学的标志就是消化了它的高峰，西方哲学的高峰就是康德。带着牟先生的问题，我想到中国考古学，我也曾经说过，中国考古学的未来一定要站在西方考古学的肩膀上，而不是匍匐于其脚下。但是，我们要消化西方考古学的什么呢？西方考古学的高峰又是什么呢？

中国现代考古学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当然，基础还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2012年春“北大考古90周年”的系庆也是从马衡先生开设金石学课程算起的。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从西方引进的田野考古方法，也就是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进而形成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构架。田野考古学是否就是西方考古学的高峰呢？地层学、类型学是否是西方考古学中仅有的值得中国考古学学习的内容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军事史。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领教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洋务运动建了一批兵工厂，失败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技术只能解一时之难，还得从更根本的地方着手，于是去学科学、学经济、学法律、学逻辑、学哲学、学艺术……前后百年，中国人一直都在摸索，怎么才能赶上去呢？我们到现在还在探索，不过眉目似乎比较清楚了。然而，在文化上，即便是技术先进的日本也只能勉强自保，说不上消化了西方文化。

从学习科学的角度来说，接受实验技术、方法相对比较容易，君不见中国的科学实验室有许多比西方还先进的设备吗？但是当代中国科学与西方的主要差距显然不是设备，恐怕更多的是科学思维与科学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关注西方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上，如学习各种科技手段，小到DNA，大到区域调查应用GIS。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能得到大笔的资金支持。技术层面的东西按特里格的分类，可以归为低层理论，主要是为了获得考古材料的特征（pattern-recognition）。特里格同时区分了中层理论与高层理论：中层理论回答考古材料特征的行为意义，即考古材料代表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如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高层理论解决考古学中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按他的说法，考古学中很少有高层理论。我理解的高层理论涉及考古学的本体论（比如说什么是考古材料）、认识论（考古学家如何建立起可靠的知识或理论）、价值观（考古学为谁服务）等。19世纪以来影响考古学最大的高层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后现代哲学等。

如果考古学只在材料特征的层面上打转，中层与高层理论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但是这么做考古学，非常乏味，考古学真的是在与垃圾破烂打交道。如果考古学能够拓展到中高层次，考古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就将非常广阔，不仅关系历史的重建，而且与现实社会也密切相关；考古材料就不再是一堆破烂，而是鲜活的人类生活了。

就中层理论而言，西方考古学借鉴了过去数百年间积累的民族学材料。西方帝国主义曾在全世界进行殖民活动，遇到了发展程度各异的族群，因此收集到了极其丰富的民族学信息，这些东西是史前考古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参考。我们在学考古学的时候，时常会产生疑问，这些东西是怎么用的呢？当时的社会形态如何呢？如果你早就在自然历史或民族学博物馆见过这些东西，通过影像资料见到过类似的生活，理解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正因为缺乏民族学的参考，以及文化人类学的关研究，我们的考古学者只能从现代社会的理解出发，比如想当然地认为狩猎采集者像农民一样总住在一个地方。

当代考古学应该怎么发展呢？这是高层理论思考的问题，宾福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走科学道路，考古学应该采用科学的原理与方法，明确预设与前提，建立严格的推理；而后过程的研究者则指出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考古学应该发展多元话语，没有唯一正确的考古学，好的考古学应该有丰富多彩的表达。宾福德所受到的影响是科学哲学，后过程考古学的基础是后现代哲学，都可谓根红苗正，与时俱进。

显然，学习具体的技术应用是最简单与快捷的，然而，我们不难知道西方考古学真正的高峰何在。我们学习西方考古学，不能仅仅停留在低层理论（方法）层面上，应该是更上一层楼，消化其中高层的精华。我们不能只取表皮，而扔掉内核。“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若是取法乎下，又能得到什么呢？ JI8EtauSHRRndCJkpJqtey7Jo/xNmqHdd0iQZ0Dhnl5G0Of/vFmemPmnBLS472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