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考古》

西方考古学的精华

在美国学了六年考古学，如同唐僧西天取经一般，总想取到真经。我以在出前对西方考古学的了解，认为应该去学习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个想法倒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太笼统，好像什么都没有说。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很多，更可怕的是新的东西还在不断涌现。旧的如“新考古学”还没有搞明白，什么“后过程考古学”“进化论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等又都快成明日黄花了。即使于新考古学而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西方考古学领地里遍地是金子，捡金子的总不如产金子的。有没有“点金之术”呢？西方考古学产生如此丰富的理论和方法的秘诀在哪里呢？我们能不能够学习呢？回顾反思之后，觉得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西方考古学中最突出的方法就是多学科的研究分析，从遗址的调查、探测、发掘到实验室的土壤、植物、动物的分析。现在分析手段越来越多，考古学家从有限的考古材料中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丰富，当然研究成本也越来越高昂。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多学科的研究也是纸上谈兵。拜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之赐，我国考古学研究中资金缺乏的情况已有所缓解。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可能是中国考古学近二十年发展中做得最好的方面。我们的问题是学科之间的渗透程度还不够，如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植物与从植物学的角度分析植物完全是两回事。现在中国考古学家中已经有一些人涉足这些相关学科，这是个可喜的现象，但是数量还十分有限。考古学家需要走出考古学的领域，同时这也会增加考古学家的多样性，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多学科的研究并不限于分析，在西方考古学中，多学科的理论渗透是考古学理论的重要源泉。新考古学的诞生不仅仅是考古学自身发展的产物，它也受惠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哲学思潮的繁荣。后过程考古学的产生更离不开后现代思潮在欧洲的兴起。现代进化论研究的进展使一个宏观的理论能够进入到考古实践之中；同样，现代认知科学的进步使认知考古学成为一个新兴的领域。从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反思考古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考古学理论在探索与反思中得到不断的创新。理论探索是我国考古学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与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有关，理论的多样性很小，惯性的力量还在限制探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科学内部诸学科之间更缺乏渗透与交流，比如经济学理论在西方考古学中广泛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变迁。理论是一个学科实践的先导，在地层学、类型学主导的考古学研究中，必然是以田野发掘为中心、以描述分类为基本任务。试想这门学科以解决问题为中心、以解释现象为宗旨，我们会期待出现怎样的理论呢？考古学是一门边缘学科，从理论史上来看，其所有重要的理论几乎都来自其他学科，如地层学来自地质学，类型学来自生物学。每一种新的理论的兴起都深受同时代思潮、科学发展的影响。理论探索的生命力在于突破自身惯性与良性的学术批评。布雷恩·费根（Brain Fagan）在总结20世纪后半期考古学发展时指出三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计算机和其他新科学方法的运用，第二是理论的进步，第三是考古学家队伍的扩大。理论之功，三分天下有其一。

在美学习时，我注意到这些所谓的新理论、新方法，内考古学界并非不知道，但为什么看不到经常的运用与探索呢？我想这与专业人才的缺乏有关。西方考古学也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就是人才队伍的扩大与专业化素质的提高。从《美国人类学年鉴》（AAA GUIDE）可以看到，1948～1997年，北美大学已培养了11599名人类学博士，其中50%属于文化人类学，10%属于生物人类学，30%多属于考古学领域，也就是说接近4000名考古学博士在北美工作。过去的30年里，北美每年毕业400～500名人类学博士，以三分之一属考古学专业计算，每年就有上百名年轻的专业人才加入研究队伍中，这还不算同属英美学术圈，如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培养的人才。学术合作、交流都要求一定的学术人才规模。另一个表现比较明显的是学术团体的扩大，1946年美国考古学协会（SAA）只有661名成员，而到2000年时已有6500名成员了。言之，西方考古学的精华首先应该是其高度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相比而言，我国专业的考古人才非常缺乏，很多工作无人开展。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培养考古学的博士，至今也不过百余人。从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我们的专业教育很不系统，受过专业教育的考古人才又就业困难。这和我们的用人体制很有关系，同时也因为人才教育的同质性太强，在横向上没有拓展出去，如一些交叉的领域很少有人搞，大家挤在一个方向上，自然显得人太多了。

当我们在批评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到西方考古学所拥有的特殊的文化资源。在西方数百年的全世界殖民过程，以及现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考古学积累了巨量的人类学资料，尤其是关于狩猎采集者的材料是史前考古学家研究之中不可或缺的参考。如今这些偏远的民族基本都消失了，西方的人类学材料是唯一可以依凭的参考框架了。

另外，西方考古学家在全球范围内的考古活动也积累了丰富的有关全世界的考古材料与研究，这也是我们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参考框架。因此，我们在发展中国考古学时离不开这些知识资源，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翻译工作还任重而道远。

最后，西方考古学也是其整个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西方学术研究多元竞争的合作机制，相对透明、公平、专业的评议制度等对考古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总而言之，“洋为中用”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在根本上下功夫，立足长远，以求有朝一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