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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发展的两条道路

给本科生开“考古学史”的课程,实际讲的是“考古学思想史”,用特里格所著《考古学思想史》作为基本参考书。通过这门课程,我们大致了解考古学形成的基本道路;同时,时间深度的优势又赋予我们一种事后的明智。“风物长宜放眼量”,通过长时间尺度的审察,我们可以把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看得更清楚一点。

特里格博士一直高度关注考古学的客观与主观的问题,这也是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区别。他提出“不断积累的考古材料会对阐释施予越来越大的制约。反过来,对这些资料的利用也会增强考古研究的客观性,并提高这些资料在了解整个人类历史,以及人类一般条件上的价值”(参考该书“第2版说明”,陈淳译)。特里格博士虽然不大赞同宾福德的某些观点,但在整体上还是倾向考古学应该追求客观,即我们经常所说的,也许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得到真理,但我们可以无限接近它。

如果拿客观性的追求去衡量后过程考古学,那么它纯粹就是垃圾,或者说仅仅在讨论人类过去的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历史背景上有些许的贡献——这些过程考古学实际也可以做,而且也的确做了,如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的“认知考古”,伦福儒的“认知-过程考古”等。

考古学其实一直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的:一条是科学的道路,追求客观;另一条是社会与文化的道路,追求更好地服务人类社会。考古学的前身在西方是古物学,在中国我们称为“金石学”。古物学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发展成为“科学的古物学”,随着西方古典科学的兴起,人们开始用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古物,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了近代考古学。沿着这条科学的道路,过程考古学宣称要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如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科学。然而考古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以我们更熟悉的金石学为例,它代表士大夫阶层重要的文化生活,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中国的书法家从金石文字中找到自然的“生机”与古朴的气韵。西方的古物学同样如此,古希腊、罗马的古典考古对西方文明的意义是怎么说也不为过的。

一件器物、一个遗址包含的不仅仅是它自身具有的意义,即历史进程中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如这件器物用作了炊具,这个遗址经过了反复的居住。这些发生过的事情是客观事实,考古学家也试图努力恢复这些事实,这是纯粹的科学研究。但是考古学研究并不限于此,我们还要探索这些遗存在当时社会,以及我们当代社会中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很显然不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是人们赋予它们的。古代的人们赋予物质以他们所期望的意义,我们当代社会也同样如此。所以考古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民族主义,追溯到中产阶级,追溯到时代流行的种种思潮,如此等等。

任何物质的存在都具有这样的两层意义,包括我们的身体,一方面它是体质的、生物的,另一方面它又是文化的、社会的。从男女上来说,有sex与gender的区别。我们因此可以说,考古学一方面尽可能地追求客观,追求真理;另一方面,它又尽可能地追求主观,追求贴近历史,贴近社会,贴近人之本身。如果我们忽视了后者,那么就可能大大低估后过程考古学的意义。 iF7RXvUKk/XZZZ9jEIhgrrbQ7brnmqu9MNf8q/zMRJXtfMWxwHmbMNFZsNJeX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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