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斯特龙伯格(Roland Stromberg)的《西方现代思想史》(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与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 Trigger)的《考古学思想史》( 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有个感受,书的前面都写得非常精彩,但是前者写到后现代思想,后者写到后过程考古学的时候,就逊色了许多。这并不难理解,年纪大了,理解与接受新的理论就没有那么容易了。理论思维属于人生的某个阶段,人年轻之时是属于诗歌的,热情迸发,活力四射,但理性不足。另外知识积累与实践阅历也不够,不大能深入地进行理论思考。人老了,已经形成了认识并习惯了某些认识,知识阅历胜于抽象思考。所以说,理论思考属于中年之时,此时不做这样的思考,恐怕这辈子也不会这么想了。于是我也就有了一点忧患意识,理论思考工作要先行,其他工作暂且先搁一边。
这些文字是典型的沙发考古学,是坐在沙发上的思考所得,沙发是适合沉思的地方。事实上,早上醒来是我头脑最清醒的时候,我相信人的头脑在睡梦中也是工作的,早上醒来,常常发现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想法。当然,想法的产生并不总是不期而遇的,偶尔也会进行一些推敲,迫使自己去思考某个问题。另外,我是一个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不是忙人,因为无所事事,所以有时间胡思乱想。在吉林大学任教时,长春这座塞外之城也适合做这样的事情,不热闹,也不炎热。尤其可爱的是拥有漫长的冬天,你哪里也不能去,如果没有课的话,就只能关在家中读书、思考、写点东西。于是我可以思考一些本门学科最基本的问题,如考古学能不能存在、有没有意义等不甚着边际的问题。或者说,这样的问题也只适合在大学这种象牙塔中做,就像大型研究工程更适合在研究所中做一样。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所做的工作是我的专攻。理论思考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有学术传统的原因,有现实压力的原因,还有学术训练的原因。我个人有一点哲学上的爱好,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染上了一点“清谈”的“恶习”,我们宿舍在一楼,常有不同院系的同学光顾,又由于考古系的同学长时间在野外,宿舍也就成了旅店,常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朋友来借宿。几瓶啤酒,一碟开花豆,就可以争论到半夜。这些争论现在回想起来,不是说因此明白了什么道理,而是说它是一种很好的知识训练,所有的争论最后都会回到最基本的前提上来。念博士期间追随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博士,他是一位考古学理论的巨匠。许多时候,并不是感到收获的幸福,而是挫折的痛苦,我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受到严峻的挑战。虽然在美国学习了六年,上了一系列的课程,坦率地说,许多我都是囫囵吞枣,并没有真正理解。2004年毕业以来,尤其是2006年来长春之后,我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深入地读些经典原作,能够专心地进行一些基础问题的思考,这些文字也是我的学习心得。可能依旧不成熟,可能相当偏颇,鉴于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理论思考的薄弱,我也就不惮于献丑了,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有所促进。
思考学科基本问题的另一个驱动力来自学生,他们宛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毫不犹豫地追问考古学中一些人人尽可能避免的问题:考古学有什么用?考古学科学吗?考古学能够称得上一门真正的学科吗?我们真的是在做研究吗?我们应该如何去“透物见人”……其实,在我自己开始学习考古学的时候,就曾经问过这些问题,但是那个时候,我回答不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问错了问题。二十年,几乎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这些问题需要被给予回答,至少应该有一些回答的尝试,本书就是尝试之作。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涉及考古学科最基础的内容,甚至是形而上学的方面,还涉及我们的认识论,即我们如何看过去,如何看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考古材料。过去并没有死去,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影响着我们的思考;当然,如果考古学家不小心的话,过去依旧可能被杀死!过去之物也不是死的,过去不是,现在依旧不是,将来更不可能是。它们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载体,而且会说话,可以把信息传递给同时代的人们,也可以传递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同样,考古学家在研究中也有风险,不小心的话,就可能让过去之物彻底地死去。
我们需要看看当代考古学,尤其是西方考古学是怎么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长时期的学术隔离与分支发展,中西考古学之间共通的东西较之从前反而少了。与此同时,当代考古学日新月异,有些发展已经不容易理解。虽然在这个信息传递高度发达的时代,知道这些东西并不困难,然而知道与理解是两个层次,知道是起点,理解是桥梁,在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达到有所创造的终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考古学所发生的“人文转向”还在进行中,对于我来说,走向“科学”的考古学(过程考古学)就曾经太新颖,以至于难以理解。当我刚刚理解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却发现它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我们仍需努力追赶。
我们自然也应该反思一下中国考古学是怎么做的,我们是否做错了,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好,问题主要出在哪里,如此等等。反思是痛苦的,人的本能偏好是肯定自我。反思是超越本能的,是人类文化本质属性之一,因为它,人类拥有文化而不只是本能。体系、范式、流派、指导理论……反思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宛如CT扫描。中国考古学研究是断裂的,我不得不说,它的高层理论与考古材料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其透物见人的推理链条至少缺少两个环节。需要强调的是,反思不等于否定,我们都知道中国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的批评可能有一点儿尖锐,甚至有一点儿刺耳,但是我希望得到读者的谅解,我跟大家一样,都希望中国考古学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爱之深,才责之切。
当然,相对于建设,批评更容易。我想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说:我也知道这些不足,问题是怎么去做,而不是仅仅指出来而已。在后面的若干个章节中(第六至第十章),我重点讨论的就是应该怎么去做。所谓研究,就是运用合适的理论、方法与材料去解决某个问题。我讲到“理论的视角”“考古学的方法”,然后从三个层面讲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从一个我所熟悉的地区、一个长期学习的学科和一个长期研究的大问题出发。在理论层面上,我反复强调理论的层次,但没有忽视地层学与类型学,而是将之放在考古学理论最基础的层面上,在它之上还有关于考古材料形成过程的理论,还有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重建的理论,还有关于人类行为、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宏观理论,最后还有关于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反思,它们构成考古学透物见人推理的五个层次。在方法上(第七章),我最基本的立场仍然是强调科学,一方面科学是作为一般方法论,它是以理性、客观、真理等为核心的;另一方面是科学分析方法,可以称为考古科学,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尽管我对科学有着不少的批评(尤其是第四章),但仍然不得不说,科学或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科学却是万万不能的。对于当代中国考古学而言,作为科学的考古学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良药,当然我们也需要防备打着科学旗号的招摇撞骗。
我用很大的篇幅(第八章)讲了一个考古学透物见人的故事,其中包括我的一些研究实践和研究构想。就我的专业学科旧石器考古而言(第九章),我讨论的主要是一些基本的方法,中国旧石器考古是一门相对稚嫩的考古学分支学科,天地很广阔,还需要很多有志之士的参与。在运用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材料方面,我对于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无疑是最成熟的(第十章),遗憾的是,这里我只是提供了一些概要性的思考,详细的研究过程还需要参见《史前的现代化》一书。
考古学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考古学的梦想,就是透物见人,通过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材料去了解已经远去的时代,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社会、文化等。考古学家就像侦探一样,从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发现古代的奥秘;考古学家又像“萨满”(用现代的语汇,也许应该叫艺术家)一样倾听“物的交谈”。当代考古学的透物见人就是从科学与人文两个视角并驾齐驱地进行的。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有一些出人意料的惊喜。最后我用了一个章节来展望考古学的未来(第十一章),其中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的关系,追根溯源,发现它不过是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考古学版。我的立场是清晰的,也可以说是中庸的,我既反对自然科学式的把中国考古学与西方考古学接轨,也反对认为中国考古学仅立足于自己的问题与材料,就可以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我深信未来中国考古学必定要站在西方考古学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中国考古学要成长起来,必定要有自己在理论、方法与实践上的创造。
我在博士论文研究笔记本的扉页上曾经抄录过叔本华的一句话: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与生命。本书的思考都是个人读书、研究、教学中的一点心得。人云文章如孩子,总是自己的好。的确如此,这里的有些文章自己反复读过许多遍,倒是那些写给专业期刊的论文很少有这样的待遇。期刊论文为了符合一定的格式,总是不免雕琢。“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非妙手,这些文章确实是偶得的,因为不少文字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2010年春,我开始写“博文”(新浪博客“穴居的猎人”),几年下来写了三四百篇,或长或短,我的思考也日渐专注,于是有了本书的文字。
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常有非常好的学术随笔,倒是专著方面乏善可陈,大抵因为中国人不大善于逻辑,不善于层层推进地论证,所以看起来始终都像散文。为了避免这样的弊端,我尽力按照研究的逻辑组织选取相关的文字,分成相互关联的章节。上文我简述了这些章节之间的联系与最核心的观点。我希望这些文字如同砖石,通过逻辑的组织能够成为一栋优美的建筑,希望它们既具有功能上的合力,也具有形式上的审美。当然,这只是我的期望,是否真的实现了,有待读者鉴定。
之所以把这些文字拿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国内考古学理论领域少有相关的思考,我的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可能有点抛砖引玉的意义;另一方面,读者可能更愿意接受这种朋友交谈式的真实,而不是上课式的、布道式的或是报告式的。微微的调侃,静静的沉思,我自己享受了这个过程,如果我自己都不喜欢,怎么敢期望读者喜欢呢?这不是一本需要从头开始读的书——我就不这样读书,总是抽取其中精彩的地方去看,然后决定是否通读它。由于写这些文章跨越了数年时间,所以有些内容不免有些絮叨。另外,有些文字曾经在《中国文物报》等报刊上发表过,这里基于底稿重新进行了编辑,可能跟原来的文字有区别。
最后要感谢所有参与我课程的学生,许多思考都是他们激发的。感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各位师友的抬爱,感谢朱泓老师的鼓励与支持,因为他们,本书最后能够付梓。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和责任编辑,使得本书有机会增订再版。
陈胜前
2013年7月4日于吉林大学
2017年5月10日于北京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