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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其实也许用“限定”更合适）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中国现代革命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通过上层建筑的革命建立新中国的，而不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要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民族工商业相当不发达的社会。当时我无法再想下去，只是觉得困惑。最近读到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理论，正好肯定我的想法。她系统研究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后，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革命创造了随其而至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级是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而非之前出现的。很有意思吧！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具有足够的能动性，可以重构自身的经济基础。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不对，而是说中国革命者并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所制约，而是充分发挥了能动性，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进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解释社会发展的一般结构特征，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革命者是能动的主体，可以利用这种结构特征来重构社会基础。如果换位思考，从能动性出发，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新的视角，看到的东西就迥然不同了。理论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我们经常说考古学要“透物见人”，也许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特征，即人能够区别其他物种的特征。从彻底的进化论者看来，人与其他物种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所骄傲的科技、文化不过都是适应的产物，就像澳大利亚的蚂蚁能够造出五米高的蚁丘，相当于人类盖了近千米高的摩天大楼。所以，即便跟蚂蚁相比，人类并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地方。还有种说法，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离开了社会，就不可能共享知识，失去了力量。这种说法仍然没法把人与蚂蚁区分开来，按照这种观念组织社会，那么绝大多数人就只能像蚂蚁一样过日子。从创世论者看来，人是神的选民，享受了特别的眷顾，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自恋式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并不足以说明人的本质属性。
“能动性”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物种如人类这般能够利用自然规律，能够如此蔑视自然规律。地球引力把所有人吸附在地面上，但是人类运用科技把自己送上了太空，享受无重力的环境。人类不断地进行发明创造，积累知识，从制作一件简单石片到制造宇宙飞船（当然也包括能够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认识自然规律并克服其约束的过程。如果是在社会领域，就像上面所说的中国革命者，他们利用一种革命学说，但不囿于既定的说法，重构社会的经济基础。回到我们的常识中，能动性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虽然我们像动物一样，需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才能生存下去；虽然我们时时感到裹挟在种种社会关系之中，不能自已；虽然我们很容易沉浸在虚幻的梦想之中，忘记真实的世界，但是我们最欣赏自己的，就是对逆境的超越。几乎任何时代，我们最偏爱的人生哲学都以“自强不息”为内核。我们都知道，人注定成为什么，不会有人真正羡慕，在内心中认同的往往是那些几乎注定不能成功的人通过努力最后获得了成功。用这样一种“心灵鸡汤”式的说法来讨论“能动性”的概念似乎不那么合适，不过便于理解；另外，一个哲学观念要想得到真正的支持，必定是不违常识的。
因此，我们可以把能动性看作人本质的特征。我们研究人，如果没有研究过能动性，是否太可惜了呢？在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的文化历史考古中，考古学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同享的标准，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反映人类行为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须考虑能动性的问题。过程考古学强调考古学的科学性，把难以把握的人的能动性视为一个常量，不予考虑，或者说，能动性已经融入到了文化适应这样的概念中了。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过程考古学没有给予能动性单独的考量。为什么过程考古学没有将能动性作为重要的研究目标呢？这与其目标有关，过程考古学特别侧重考古推理的过程，希望让考古学早日摆脱文化历史考古中较为常见的想当然的推理。
而今考古学研究为什么开始关注能动性了呢？这与考古学的“人文转向”有关，时代背景、思潮、科学发展都在推波助澜；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也有推动作用
。广义上说，能动性考古也可以算作后过程考古的一种。它不再视考古材料为客观之物，而是人行动的条件之一。古人利用种种关系与物质条件，构建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这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本体观，它强调心物一体论，反对把物质世界与人的认识对立看待，人的实践是融合两者的。如果我们将考古学的核心问题视为理解人、理解考古材料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说，能动性考古颠覆了既有的看法，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以农业起源这样重大的考古学问题来说，习惯上，我们将农业起源看作人类对食物资源变化的反应，简单地说，就是“为了吃饭”。考古学家们研究文化发展［如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Braidwood），我似乎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动物绝灭［如保罗·马丁（Paul Martin）］、人口增长（如宾福德）、适合驯化的动植物的有无［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气候的稳定性［如皮特·理查森（Peter Richerson）］等因素，从而解释为什么农业起源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地区。从这些角度来看，农业都是人类迫不得已的行动。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思考，颠覆一下我们的本体论，如果是先有上层建筑的革命，或者说至少部分地区如此，那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农业或称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某些社会阶层用以构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当前解释理论中的“宴飨理论”近似之，农业是为了显示威望的产物。简言之，就是为了“请客吃饭”。为了大摆宴席时食物充足，有面子，就需要有足够的生产剩余，因此必须扩大生产。这样的理论跟我们对现实的观察是不矛盾的。在老家农村，乡亲们平时省吃俭用，婚丧嫁娶以及盖房子时却极其浪费，很少从实用的角度考虑。现当代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或译作布尔迪厄）所言，这些表面上形式化的东西实际是积累的信用，就像货币一样，需要的时候可以支付。的确，很难想象一户从不参与人情往来的人家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方便地得到帮助。
同样也可以用这样的视角来思考国家起源问题。按照经典理论，私有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阶级分化，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就是立足于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考古材料中很少能够发现私有制的证据，也很难知道阶级的存在。通常只是发现高等级首领的墓葬，我们在国家诞生以前的社会中很少看到奴隶存在的证据。这也就是说，如果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的话，奴隶主与奴隶这两个阶级可能是国家形成之后产生的，是统治阶层通过暴力手段制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并由此而生成一系列的仪式、意识形态等。比如说，他们说大自然中狼就得吃羊，羊就是给狼吃的；他们的阶层或族群就是狼的化身，其他的阶层或族群就是羊的化身等。这样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中还是很有市场的，这显然可以用来服务于某种社会结构，固化某种阶级意识。太多的时候，我们几乎是迷信经济决定论，而对真实的历史反而视而不见。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很好地说明了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如何创造经济基础的。
在本体论上的挑战无疑是考古学理论的巨大飞跃。这样的换位思考可以大大拓展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作为人文的考古学由此诞生了，虽然作为科学的考古学还在继续。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考古材料是古人活动的遗留，古人的活动是发生过的真实，考古学家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复原这样的真实。从人文的角度来看，考古材料是人实践过程中参与其中的物质条件（物质条件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材料，如白音长汗遗址对面的蛤蟆石，牛河梁遗址所对的猪首山）。物质条件与人之实践的联系不可割裂，割裂就失去了意义（蛤蟆石不过是一块天然侵蚀的岩石，猪首山就是天然的山峰而已）。因为有人所赋予的意义，物质条件就不再只是外在的客观存在，而是参与到人之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就像蛤蟆石吸引从兴隆洼文化（也许还有小河西文化）到小河沿文化时期的人们在同一个地方住，而这个位置朝向东北，并不是很合宜，当代的村庄没有这么布局的。尤其有意义的是，在此基础上绵延而来的风水思想一直影响至今，还有起源于兴隆洼文化的“龙”的形象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此时，重要的不是科学的“真实性”，而是历史的文化传承。物质不再是外在的客观之物，而是融入到人之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
以上零碎的认识只是一点对考古学本体论的尝试性再思考。我们应该注意去思考一下根本的问题，因为这是推动考古学重大进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