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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在草原上开了没多久，就到达了目标地——回鹘牙帐城。古城原来叫额尔多巴立克（Ordubulik），现在的名称是卡剌巴拉克斯（Karabalgos）。抵达后，我们并未直接进古城，而是向南驶去，在一堆石碑前停下，这时是15点45分。
这就是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在北纬47°18′685″，东经102°40′388″，海拔1499米处。费志尼的蒙古时代就见过这块大碑。19世纪70年代俄国学者雅德林采夫（N.Yadrintsev）发现九姓可汗碑时，九姓可汗碑碑身已破碎为若干块，余下来的如今散落在方圆几十米的草丛中，大小共有十六块。
近代帝国的扩张行动，无不从旅行家开始，看似漫无目标的个人探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决策者那根紧绷的神经。雅德林采夫，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优秀的作家。1889年，他在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资助下，来到蒙古地区考察，在卡剌巴拉克斯古城附近，注意到一些花岗岩的石块。
这些石块离城约600步远，躺在一些壕沟和土丘旁。经过仔细观察，雅德林采夫在石块上发现一些图案，好像是一只鹿，或者龙的形象。在找到石碑的顶部以后，才知道它当初是一座方尖碑，圆形碑首的侧面刻着三条龙，也就是说龙在下面是左右相交的。石碑的纹饰雕刻甚至可以用精美来形容。整个石碑有一半保存完整。石碑上竟刻有雅德林采夫熟悉的鲁尼文，使他惊喜不已。更让他激动的是在另一些石块上还发现汉字和一些乍看上去像蒙古文的文字，雅德林采夫确定它是回鹘文。又过了两周，从当地蒙古人口里获知刻有同样两块碑文石碑的下落，兴高采烈地带着石碑的拓片回到了俄国。
雅德林采夫将自己的发现和拓制的拓片，分送给欧洲许多大学者，引起学术界很大的轰动。俄国科学院开始筹划以B.B拉德洛夫院士为首的鄂尔浑流域考察队。
不料，正在此时，一支规模不大的芬兰考察队却捷足先登。原来，当时芬兰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阿尔泰、西伯利亚是芬兰—乌戈尔人的故乡，古代芬兰人在那里曾经有过发达的文明。其实，这也是当时学术崇尚“东方幻觉”的一个组成部分，促使芬兰学者在遥远的蒙古寻找祖先的遗迹。1890年年初，芬兰人才获得雅德林采夫发现的信息，5月考察队就已经飞快抵达蒙古，8月调查工作结束。三年后鲁尼文的鄂尔浑碑铭在芬兰出版。
1890年夏天，俄国人以拉德洛夫为首的考察队来到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第二年著名的《蒙古古物图录》问世。仅在一年中两部突厥碑铭同时出版，使鲁尼文碑铭研究获得神速进步，并一发不可收拾。后来森安孝夫等复原了九姓可汗碑，碑高近3.6米，正面宽度在176厘米以上，碑侧面厚70厘米以上，四面抹角有5.5厘米宽，也刻有文字。
九姓回鹘可汗碑上部的雕龙
九姓回鹘可汗碑上共有三种文字，汉文、鲁尼文、粟特文。石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作者是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恩，记载的是保义可汗的事迹，又称作《保义可汗碑》。当时的回鹘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用中亚通行的粟特语字母来拼写回鹘语，这才有回鹘可汗碑上出现粟特文的情况。
可汗碑规制巨大，即使在中国内地也是一通非常宏大的碑刻，以其中的一块残碑为例，残高100厘米、宽150厘米，这些并没有什么，而它的厚度竟有72厘米，远远超过所谓突厥三大碑，可以说是整个蒙古高原第一碑。回鹘可汗城被黠戛斯人攻陷后，摩尼教寺院及九姓可汗碑遭到了黠戛斯人的破坏。黠戛斯人据说也使用突厥文，当然也能看懂碑文，碑文之中有多处记录回鹘人攻打黠戛斯部的内容，这部分属于黠戛斯人毁坏的重点。
九姓回鹘可汗碑上的鲁尼文、粟特文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一部鲁尼文、粟特文的研究史
最近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其中发现关于景教僧尼的词语
九姓可汗碑中文碑额“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神碑”，回鹘文碑额，回鹘学家释读的意思是“九姓回鹘碑受命自月神而成为幸福治国英雄伟大圣智可汗碑”。
据研究，碑文中鲁尼、粟特、汉文三者文字内容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一篇文章的三种翻译，而是独自成文。回鹘宰相汉文造诣相当高，颂文朗朗上口，这里抄一段：“闻夫乾坤开辟，日月照临。受君之命，光宝天下。德化照明，四方辐辏。刑罚峭峻，八表为仁。”
当然，九姓可汗碑的重要并不在于它的规模宏大、文辞华丽，碑文中记载回鹘人改宗摩尼教的经历，是引起学术界追捧的原因。
回鹘人原本信奉萨满教。萨满教是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所崇拜的对象有苍天大地、日月星辰、风雷雨电等一切自然现象，依赖的是巫术。回鹘人打仗常有巫师随行，军国大事依巫师占卜而行，史籍中有巫师祈风降雪的记载：唐代宗时，回鹘人接受唐朝请求，组成联军，共抗吐蕃。在灵台（今甘肃灵台县）一带，回鹘知吐蕃军力强盛，便由巫师祈风降雪。可怜的吐蕃人，史书载“吐蕃寒冻，弓矢皆废，披毡徐进”，被联军尽杀于蔽野。
安史之乱后，回鹘葛勒可汗与大将郭子仪共讨叛军，学术界一般认为回鹘人信奉摩尼教大约在这个时候。平定安史之乱后，回鹘由洛阳引进摩尼教教士，九姓可汗碑载，“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微三际。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于回鹘”。摩尼教征服了回鹘。早年间吐鲁番发现的一件摩尼教文书残件，记录同一事件更为形象，看得出并非一帆风顺，有着艰难的选择：牟羽天王与民众讨论两天两夜。第二天，天王斋戒，受到极大的病苦，他的心灵才有所触动。继续斋戒，他精神若有所失、忐忑不安。后来牟羽天王召集大会，跪在大家面前，乞求饶恕他的罪行。看来触及心灵的改变，总得颇费几番周折。
摩尼教流传回鹘，重要的贡献就是采用粟特语的字母拼写回鹘语，促进了后来回鹘文的创制。九姓可汗碑鲁尼文的研究，除了雅德林采夫外，拉德洛夫（F.W.Radloff）、伯希和也有杰出的贡献。最近鲁尼文、粟特文研究，则有赖于日本突厥语专家森安孝夫、粟特语专家吉田丰。中国学人在这场国际竞赛中，除了汉文的研究外，对其他两种文字并无突出成绩。最近林梅村、罗新等人重新研究了这块巨碑，相信会有所贡献。
九姓回鹘可汗碑碑额
对九姓回鹘可汗碑上的鲁尼文、粟特文的研究
实际上就是这两种文学的学术史
最近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又在其中发现关于景教僧尼的词语
石碑上鲁尼文刻字
距离九姓回鹘可汗碑西北约百米处，有一隆起的高台，现在高台上基本看不清形制，但周围散布着很多砖、瓦。森安孝夫认为这就是一座摩尼教寺院。这是个相当不错的想法，如是摩尼教寺院，那么就和不远处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摩尼教建筑遗迹。
不过，鲁尼文的文字虽长达百行，但人们辨识出来的内容并不是很丰富；粟特文也有类似的问题，分属十余块上的文字，缀合起来颇有困难；中文部分虽然也有缺失，但经李文田、罗振玉、王国维及程溯洛、林梅村等人的细心释读，前后文句基本上可以连接通读。这样来说，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的史料价值，仍然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