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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五月初三，王叔文以皇帝名义任命原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行军司马。
此时驻扎在长安西面的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的最精锐部队，自从德宗回銮之后便一直让宦官执掌。王叔文的此项任命显然又在故伎重施。他希望把老将范希朝推到台前，取代宦官，再让心腹韩泰架空范希朝，掌握实权。
可王叔文这回的如意算盘是完全打错了。
军队不同于文官机构，仅凭天子的一纸任命状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军队的效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禁军将领和俱文珍等宦官首领之间早已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所以不要说韩泰这种年轻的文官根本无戏可唱，就算范希朝这种资历深厚的老将出马，那些禁军将领也不见得会买他的账。
很快，王叔文就会无奈地明白这一点。
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等人再次胁迫顺宗，以明升暗降的手段给王叔文加了一个户部侍郎衔，却免除了他的翰林学士一职。按理说，有了户部侍郎衔，这个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显得不重要了，但是问题在于，一直以来，王叔文都是利用这个职务坐镇翰林院，从而领导这场改革的，现在免去他的翰林学士身份，就等于把他逐出了改革派的大本营。
这一招很损，王叔文等人当然不能接受。王伾立即出面，上疏顺宗，请求保留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衔。然而，结果还是令王叔文等人大失所望。宦官集团很快以皇帝的名义答复，允许王叔文每隔三五天进一趟翰林院，但复职请求就免谈了。
王叔文痛苦而愤怒地意识到——此刻的天子李诵基本上已经被俱文珍等人控制了。
宦官势力的强大真的让他始料未及。
接下来的日子，更让王叔文痛苦和愤怒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
那并不是来自反对派的打击，而是来自改革阵营的内部分裂——宰相韦执谊已经从他的战友变成了敌人。
导致王叔文和韦执谊反目成仇的原因，首先是二人的性格和处世方法差别太大。王叔文操切忌刻，难以容人，树敌太众，而且对改革的期望值太高，打击政敌的手段太狠；而韦执谊性情则相对比较柔和，处事方式比较委婉，更讲究策略，但也少了一点正直，多了一些心计。
六月初，一个偶然事件使二人的这种潜在差异突然间转变成了公开矛盾。
事情源于一个叫羊士谔的地方官。
此人对王叔文的改革不满，于是就趁着进京办差的机会，在各种场合公然抨击王叔文的政策。王叔文勃然大怒，决定杀一儆百，准备以皇帝名义下诏，将羊士谔斩首。可韦执谊坚决反对。王叔文无奈，退了一步，要求将其乱棍打死。韦执谊还是不从，只把羊士谔贬为偏远山区的县尉。王叔文怒不可遏，就在人前人后痛骂韦执谊。二人就此闹僵。改革派的所有成员都为此深感不安，却又无计可施。
差不多在此前后，有一个类似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二人的矛盾。
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他的心腹刘辟来到长安，秘密会见王叔文，准备跟他缔结一个利益共同体。说起来，这个韦皋也算得上是个声威远播的牛人了。这些年来，自从有了他坐镇西川，穷凶极恶的吐蕃人就再也不能越过边境一步，在他手里吃了很多苦头。正因如此，所以韦皋一直有些居功自恃。他这次派刘辟来的目的，一来是跟王叔文这个朝中新贵套套近乎，二来是想跟他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韦皋觉得西川的地盘太小，想利用王叔文在朝中的影响力，帮他谋取东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山南西道（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把三川之地全部收入囊中。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当王叔文的外援，为他的改革行动摇旗呐喊，必要情况下也可以用武力相助。
如果王叔文世故一点、务实一点、灵活一点的话，他是不应该拒绝这个交易的。
因为，以韦皋的实力和威望而论，若他能成为改革派的盟友，对王叔文肯定会有极大的帮助。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叔文从来不是一个世故、务实、灵活的人，所以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交易。
当刘辟来见王叔文时，王叔文一照面就没给他好脸色看。刘辟心里当然不爽，所以说话的口气也就比较狂。他说：“太尉（韦皋的中央官职）让我向您表达诚意，如果您能将西川、东川、山南西道统统划归太尉管辖，那他必将以死相报；倘若不给，他也一定会用别的方式相报！”
王叔文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像韦皋这种武夫，他本来就不想结交，虽说此人有些军功，可说到底也是个军阀，这种人找上门来做交易，简直让王叔文觉得是对他的侮辱。此时此刻，这个看上去牛皮烘烘、其实屁也不是的说客居然还说什么“以别的方式相报”，这是在商量事情吗？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恐吓啊！
王叔文气得七窍生烟，当即把刘辟轰了出去，然后对韦执谊下达了收拾刘辟的命令。
这命令还是一个字：斩！
可韦执谊照旧还给他一个字：不！
刘辟没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就暂时留在京城没走，打算寻找其他的突破口。可几天后他就听说，羊士谔因为得罪王叔文差点被宰了，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赶紧一溜烟逃回了成都。
王叔文一听刘辟跑了，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到韦执谊身上。韦执谊就跟他打太极，派人去跟他道歉说：“我绝不会背弃我们当初的盟约，现在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曲线助成仁兄的事业啊！”
王叔文破口大骂，说他是在狡辩。
韦执谊也懒得再解释。
从此，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势同水火。
要说韦执谊这番道歉是在狡辩也并没有冤枉他，因为韦执谊确实有自己的小九九。
所谓观点的斗争都是假的，只有利益的斗争才是真的。
从前，同样作为年轻士子的时候，韦执谊当然也跟王叔文一样，满脑子都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可随着他在官场上待的时间越久，昔日的理想就显得越发苍白。尤其是当上宰相后，韦执谊更是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头上的乌纱更重要。所以，当王叔文仍然像过去那样对他指手画脚、甚至是颐指气使时，韦执谊的抵触和反感就是可想而知的。
说白了，他觉得以自己目前的宰相之尊，已经完全没必要再受王叔文的控制了。如果说这种行为是过河拆桥，那韦执谊宁可拆桥，也绝不甘心再当王叔文的傀儡和花瓶。
对于韦执谊的这种心态，王叔文自然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王叔文对韦执谊的痛恨就不仅仅是他对友情的背叛，而是他对改革事业的背叛。
在王叔文眼中，改革是理想，是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
可在韦执谊眼中，改革是什么呢？只不过是工具，是跳板，是他换取高官厚禄的投机手段。
想到这一切，王叔文除了满腔愤怒之外，只剩下一种心情。
那就是孤独。
一种充塞天地的巨大而无形的孤独。
一种举世浑浊我独清、举世蒙昧我独醒的孤独……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王叔文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不禁恼羞成怒，于是处心积虑地呈上了两道奏疏。
第一道是给皇帝李诵的：“陛下积劳成疾，而又日理万机，所以御体迟迟不能康复。请暂令太子监国，恭候陛下圣躬痊愈，再令太子回到东宫。臣位兼将相，而今所言，乃职责所在。”
第二道是给太子李纯的：“圣上把政事委托给臣子，然而所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流，虽身负重任，却任意赏罚，败坏朝纲，而且植党营私，内外勾结。臣深恐其祸起萧墙，倾太宗之盛业，毁殿下之家邦。愿殿下即日启奏皇上，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
这个韦皋显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这两道奏疏表明他拥有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王叔文的唯一靠山就是皇帝，除了皇帝，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叔文的敌人。所以，只要他韦皋跟太子李纯站在一起，而且想办法把李纯推上去，把顺宗搞下来，那么天下要收拾王叔文的人多了去了，根本用不着他韦皋本人动手。换句话说，哪一天把“太子监国”这事搞成了，哪一天王叔文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紧随着韦皋上疏之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也先后上疏顺宗，说的事跟韦皋一模一样。
反对王叔文的统一战线就这样在无形中建立起来了。
太子、宦官、藩镇，这三种势力绞在一起，唯一的结果只有一个——顺宗完了，改革完了，而王叔文也绝对是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