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推动世界反贫困的主力军

放眼世界，贫困问题的深化、扩散、演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世界反贫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中国由于自身人口众多，地形复杂，人均资源禀赋不足，以及区域间、城乡间的巨大差异，贫困问题较为严重。然而，通过积极开展一系列反贫困工作，中国在世界反贫困行动中充当主力军，在反贫困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肯定地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一、世界的贫困状况

世界贫困现状仍不容乐观。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全球有26亿居民缺少基础卫生设施,15亿人缺乏住房保障,20亿人缺乏饮水保障，全球20%的儿童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20%的儿童营养不良。世界贫富差距存在区域性集中的特征，全球有59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380美元以下，其中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48个国家，有33个在非洲,13个在亚太地区,2个在拉丁美洲（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世界各国的贫困状况不一，资源禀赋方面的先天缺陷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引发并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和扩散。从世界整体格局来看，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例如，非洲的贫困随生态灾难和战争而不断蔓延，亚洲的贫困人口也呈增长态势，南美洲的金融动荡致使众多人口陷入贫困。1976年至今，美国贫困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4%，中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5%，而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增加了46%；1995年收入不到贫困线一半的贫困人口有1 390万,1996年增加至1 440万。俄罗斯有1 000多万人生活在政府确定的“最低食品消费线”以下（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

二、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反贫困战略

联合国长期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源环境共有化、人口外迁移民，人类是具有合作属性的群体动物，所以贫困会通过外部性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因此，贫困问题必须受到世界各国的共同重视。为使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工作形成合力，联合国等世界组织先后发布了诸多宣言，旨在引起全世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推动世界消除贫困工作的开展。例如,1922年12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1995年3月，联合国在于丹麦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在联合国会议上，各国代表集中讨论了消除贫困、社会融洽、促进发展的问题，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行动、共商大计，最终消除贫困，兑现《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贫困是全球性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对此，各国政府都应该积极行动，制定最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和世界反贫困工作方向保持一致并积极贡献力量。

1969年联合国《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第二部分“目标”第十条（丙）项为：“消除贫困；保证不断地改进生活水平和给以公平的收入分配。”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则有多处涉及消除极端贫穷（绝对贫困）或消除贫困的目标（湛中乐、苏宇,2010)。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发布的《共同宣言》和《行动纲领》均表示要以果断的国际行动和国际合作努力消除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设置了八大目标，将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摆在了首要地位，而普及初级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条件，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斗争，加强全球伙伴合作关系等目标一定程度上都要与消除贫困紧密挂钩，换言之，消除贫困是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基础保障。因此，世界各国在消除本国贫困、支援他国反贫困的过程中，都应积极探索；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应艰苦奋斗，与贫困抗争。

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专门的反贫困政策体系。美国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扶持，如补充保障收入计划主要是向低收入的老人、盲人、残疾人提供帮助；家庭帮助计划主要是向有“需抚养的儿童”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食品券计划是向低收入者发放在指定副食店使用的仅限于购买食品的有价凭证；医疗补贴计划向低收入的老人、盲人、残疾人、孕妇和多子女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帮助等。欧洲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关注积极的经济活动者，而且关注失业人群和老年人、残疾人，如1942年出台的《贝弗里奇报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报告主张向每位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建立完善的综合社会保障制度。除此之外，欧洲各国都根据最低生活和生存需要划定了贫困线，规定凡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无论身居何地、收入来源如何，都可获得同样标准的生活帮助（何慧超,2008)。为消除贫困，巴西卢拉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家庭补助金(Bolsa Familia)减贫计划，该计划每个月向最低收入阶层的母亲提供现金援助，目前是每个孩子每月12美元，或者平均每个家庭每月35美元，已惠及超过1 200万个家庭，受惠人口占巴西人口的1/4(佩里·安德森,2012)；2008年，巴西政府将社会福利预算由部门上报的118亿雷亚尔增加到165亿雷亚尔，新增的47亿雷亚尔主要用于家庭补助金计划（陆绮雯,2007)；此外，为改善农村贫困状况，巴西政府早在1993年就实施了农村贫困缓减与消除计划,1993—2009年，该计划已使1 300多万农村居民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2010)。俄罗斯政府从2009年开始将事业补助最高金额提高了1.5倍，通过住房抵押贷款代理机构重组了失业人员的抵押贷款债务，提高了居民补贴制度的针对性，补偿居民支付的住房公用设施支出，资助大学生，包括开展低息教育贷款实验（年利率不超过11.5%)，加大国家扶持力度，以卢布定期支付全公费大学生在读期间的教育费用，对强制性医疗保险给予额外的财政支持（钟建平等,2011)。

反贫困行动中国际合作日趋频繁。贫困是阻碍世界发展的难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不断深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更加多元化、交融化、发散化，如环境污染、疾病传染、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资源危机、金融危机、核扩散、恐怖袭击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困问题等可能迅速越过国界，在全球传播，给全球带来挑战与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全球合作以应对上述问题，这对全球治理的范畴、结构、机制、路径、方法和效率等提出了更加迫切、更高的要求。“南南合作”“南北对话”都是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和谐统一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林跃勤、周文等,2014)，林毅夫认为，高收入国家对低收入国家提供适当的援助，不仅能缓解或消除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而且能实现双赢。例如，在高收入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机会非常有限，很难通过国内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外）都受到财政能力薄弱或外汇储备不足的限制，需要外来帮助，因此，发达国家也可以创造条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帮扶力度，从而实现双赢（林毅夫,2012)。

世界反贫困工作既要借助各国反贫困的内生性动力，也不能忽视国家间相互合作和借鉴他国经验共同促进国际反贫困事业成功的重要性。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8%，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2010年GDP占世界GDP总量的18.08%(见表1-3)，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张兵、李翠莲,2011)。由此可见，金砖国家的贫困问题具有代表性，换言之，解决金砖国家的贫困问题对于世界反贫困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金砖国家在国情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为反贫困方面的合作和经验借鉴提供了基础。各国资源的互补也的确为金砖国家合作反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从国土面积来看，金砖五国地域辽阔，俄罗斯世界第一，中国第三，巴西第五，印度和南非的国土面积也均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从人口数量来看，截至2011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别达到13亿和11亿，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口也都超过1亿，南非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数量已接近5 000万；从生产力要素禀赋来看，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南非被称为“钻石之国”。在金砖国家的反贫困行动中，中国和印度扮演着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巴西、俄罗斯、南非则扮演着原材料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五国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互补优势，也使其合作更具稳定性与潜力，这些都为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拥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消除贫困的物质基础和反贫困的动力来源。而且，在反贫困领域这种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合作效果的取得，也为金砖国家进一步“扩容”打下了基础。

早在20世纪末，金砖国家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包括南方共同市场(1991)、上海合作组织(1996)、东盟10+1/10+3合作机制(1997)、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1995)、欧亚经济共同体(2000)、非洲联盟(2002)等。金砖国家一直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针对贫困这一难题，金砖国家齐心合力、共同治理，在促进就业、增加生活补贴、缩小贫富差距、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从国际视角来看，金砖各国在21世纪的国家发展规划中，都把减少贫困、强国富民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反贫困由国家的“内部事务”上升到“国际高度”。我们要明确各个国家的反贫困工作的胜利，不仅离不开本国政府的努力，而且离不开联合国的积极倡导和各国共同反贫困的良好氛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就国内现实而言，金砖国家长期受累于贫困的负外部性的影响，成为各国取得更大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基于对反贫困的共同诉求，金砖国家在反贫困领域较为顺利地达成了合作意向，使反贫困事业得以顺利推进。正是类似于金砖国家之间的这种国际合作，促进了反贫困工作的顺利推进，我们应看到世界各国在反贫困工作中的贡献与努力！

三、中国反贫困难点诸多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受制于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反贫困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国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仍然比较落后，国民文化素质还有待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尽完善，经济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产业协同等因素制约，部分地区出现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生病、伤残、就学、受灾、缺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动、缺资金、缺基础设施等多种原因导致部分人群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由此可见，在中国，导致贫困的原因多样，且各种原因互相叠加。因此，中国不仅贫困人口数量多，而且贫困的成因复杂、程度较深，导致中国的反贫困事业难度大、障碍多、任务重。

中国人口众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图1-3所示），中国人口众多,1978年为96259万人,20年后(1998年）已攀升至124 761万人，涨幅近30%。而根据2015年年末人口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已突破14亿大关。1978—1985年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1986—1993年，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至8.22%；1994—2000年，贫困发生率继续降至3.4%。我们不仅要看到近几十年来中国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由30.7%下降至3.4%)，而且要看到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大幅增加，二者综合说明了中国减贫数量之大、速度之快。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6)》。

中国疆域辽阔，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形多样，山区面积较大，占总面积的2/3,一定程度上给交通运输、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从海拔角度而言，中国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水岭，即越靠近东部沿海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越快。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这些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可见，以地形为核心的自然要素是主要的致贫因子，如地形高程、地形破碎度、平均坡度与区域贫困化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李双成等,2005)。周亮等(2015)研究了秦巴连片特困地区80个县区地形起伏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形起伏与人口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区域地形起伏与所在县区人口密度、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即地区地形起伏越大，人口密度越小，经济发展所受限制越大，相反，地形越平缓，经济活动则越频繁，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集中，由此可见，地形起伏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从中国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消费统计数据（见表1-4)可知，平原、丘陵、山地贫困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降低，其中，平原和丘陵贫困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无几，但考虑人均消费支出，则可明显得出平原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更为宽裕。当然，我们也能从数据中得出，食品烟酒一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平原地区最小，丘陵地区次之，山地地区最大。

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由于上文讨论的地形方面的原因，中国自西向东呈现三级阶梯，经济发展因此受限，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快的特征（由表1-4、表1-5数据对比而得）。加之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整体造成了中国区域间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如表1-5所示，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该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60.1%；中部地区次之，其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28.2%；东部及东北地区贫困人口共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11.6%，整体呈现出贫困程度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表1-6详细划分了中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分布情况，西部地区有9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部地区有7个，东部地区只有2个，基本上印证了中国贫困现象在地理环境上的特征。

注：根据新的地区划分标准，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沪、苏、浙、闽、鲁、粤和琼共10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晋、皖、赣、豫、湘、鄂共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桂、川、渝、黔、滇、藏、陕、甘、青、宁和新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黑、吉和辽3个省。对原来的地区划分所做的调整是：将东部地区的辽宁和中部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划归东北地区；将东部地区的广西和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划归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宋洪远。农村改革三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366.

由上述分析可知，西部地区是贫困的集中区域。西部地区的贫困现象严重，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贫困导致环境恶化和多育，而环境恶化和多育又使贫困得以延续。因此，贫困地区人口增加、环境恶化与贫困加剧之间存在叠加性的因果关系（如图1-4所示）。这种“贫困—多育—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成为西部地区贫困的特征之一（王必达,2003)。

资料来源 : 王必达 . 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11.

城乡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难点，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 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为0.3到0.4表示收入差距较为合理，基尼系数为0.4到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而基尼系数在0.5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纵观1997年到2015年的数据,2000年前我国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3到0.4之间，而21世纪以后我国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到0.5之间,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值达到最高峰0.491,险些突破0.5的大关（见图1-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收入方面，按照可比价计算，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高出210元,1990年这一数值增至824元，而到2004年这一数值达到1 600元左右，换言之，城乡间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增至1990年的约8倍。在消费方面，如表1 7所示，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要大于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说明在农村食物消费仍占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而城市部分人口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教育、娱乐等非食物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也较为显著，例如教育经费投入、就学机会（教育可及性）、教育质量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较大。2002年，全国有431个县九年义务教育未达标，这些县全部位于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总人口为10 761万，占到当年全国人口总数的8.8%。 在医疗卫生方面，地区间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质量和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如2001年的数据显示，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2人，而农村每千人只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4人；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00年年底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已达到70%以上，而在农村这一指标却不足4%。

整体而言，我国的地理环境、贫困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主要体现为：地势越高，自然环境越差，贫困发生的概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贫困人口越集中；中、西部贫困现象严重；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类似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和环境等多个因素共同制约个人和当地发展的“贫困陷阱”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我国的反贫困工作较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更多的疑难杂症和本身特有的矛盾亟待解决。面对这些难题，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作为主力军在世界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四、中国与其他国家反贫困进展的比较

中国经济发展更快。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在发展与治理方面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既是本国提升自身在全球发展与治理中的地位的要求，也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全球和谐稳定的贡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发展贡献了突出力量。例如,201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的测算，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7%，意味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39%(IMF测算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比美国的贡献率(0.6个百分点）高一倍。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整个欧盟。因而，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林跃勤、周文等,2014)。在当今世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其2016年经济增长率为6.6%，落后于中国的6.7%，IMF还降低了对印度2017财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幅度为1个百分点。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占到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总量的73%。其中，印度和南非的增长与俄罗斯和巴西的衰退大致能够相抵。如果抛开中国，那么其他金砖国家2016年GDP增长率平均仅为3.2%。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仅有3 678.7亿元，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随着农村制度改革、经济逐渐开放，我国历经近40年的努力探索，终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由我国1978年至2016年GDP的折线图（图1-6)可知，近40年来我国经济体量逐年攀升,21世纪以来GDP增长迅速。而放眼国际（如图1-7所示），中国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在国情和国际地位上本较为相似，但后四者的经济并不景气,GDP增长较慢。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发展，取得的成果逐渐让诸多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在等级关系中，我们发现弱国服从于强国，小国服从于大国，小国和弱国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提高了强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中国在国际环境中，一直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权并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得到了世界公认，中国作为大国在享有国际权利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大国的责任。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6)、《中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GDP现价数据。

中国减贫力度更大。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研究了世界银行关于1980—2008年全球贫困情况的数据，发现全世界每日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的人口，已从1981年的15亿下降到2008年的8.05亿。由于同一时期，据数据统计全球人口数量增加了近20亿，因此，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速度（不到30年，就从原先的42%下降到14%)要比贫困人口绝对数的下降速度快许多。安格斯·迪顿指出，这一成就，可以说完完全全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如果将中国的贡献排除在外，那么在1981年时，全球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是7.85亿，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是7.08亿。同样，如果不包括中国的人口，那么这一时期的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1981年的29%下降到2008年的16%，相比包括中国的人口后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速度，这一数据变化实在没什么惊人之处（安格斯·迪顿,2014)。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减贫数量和减贫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见图1-8和表1-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其中世界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以该年所有可得的该数据指标（即其他国家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平均值作为粗略参考。

由表1-9可知,2009年印度在所有金砖国家中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9.7%，其后依次为巴西、俄罗斯和中国，三者占比分别为16.2%、12.7%和1.8%。南非当前数据缺失，但从历史数据来看，其贫困指数估计也不低。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即各个国家所制定的贫困线存在差异，但是贫困指数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贫困程度。从表1-9中的数据对比可知，我国在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其他四国的反贫困之路仍任重道远。

我国在减贫绝对量上，远超其他四国，但从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来看，我国离胜利仍有一段路要走。从表1-10、表1-11的数据可知，印度的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都大于其他国家。南非国内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6以上。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除巴西外，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说明贫富差距状况在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金砖国家”在反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贫困人口的收入在逐年增加，贫困程度日益减轻。

从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来看，俄罗斯国内贫富差距较小，而我国虽然整体上更加远离绝对贫困的困扰，但由于贫富差距较大，相对贫困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必须肯定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国家整体的富足程度远超世界同类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我国现在仍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并进一步调整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除此之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在健康福利保障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例如从儿童BCG疫苗接种比例这一指标来看，如图1-9所示，自2008年起我国适龄儿童接种疫苗的比例已接近100%。国家对于儿童健康和传染病防治的重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健康问题带来的贫困，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在反贫困工作中的不懈努力。

五、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

2017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无疑是中国在世界反贫困斗争史上树立的重要里程碑。四十年来，我国在世界反贫困过程中充当主力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的机制，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等，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寻求变革的同时并不颠覆或抛开全球治理机制的担当。在经济方面，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40%以上，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动力。巴西作为全球主要的原料产地，未来将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林跃勤、周文等,2014)。正是因为长期坚持多维扶贫，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我国自身来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多，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13年至2016年，我国连续4年年度脱贫人数超过1 200万人，累计脱贫5 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年底的4.5%。这充分表明，在国际社会还在对多维贫困进行理论探索之时，我们党已经在实践中开创了多维扶贫的崭新事业（陈宗胜,2017)。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则是非洲。长期以来，中国将“加强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洲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高度关注，竭尽全力帮助非洲国家减贫。要解决非洲国家的贫困问题，只能靠发展。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集中多方力量，全力以赴，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例如，减免非洲国家的外债，增加公共援助，促进贸易的公平公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振兴农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教育水平；积极培养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保护生态环境，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等常见疾病；等等。

在促进区域发展和减贫等议题上，中非双方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合作。通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推动脱贫，是中国在反贫困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的非洲与中国面临的情况类似，人口中农民占比较高，消除贫困的关键是让农民脱贫。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调整土地经营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收入显著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消除贫困的力度。1978年，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到了1999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3 400万（夏吉生,2006)。中国在上述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引起了非洲国家的浓厚兴趣。2000年10月12日，一场名为“消除贫困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在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召开，就中国的减贫经验进行研讨。非洲国家代表认为，中国在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农业效率方面的经验，对于非洲反贫困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

农业合作在中非合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建立农技指导站和试验站，开展水稻新品种、蔬菜和甘蔗等农作物的引种和试种，推广新技术，并兴建农产品加工厂等配套设施。到20世纪末期，由中国援建的大型农场数量已达90个，面积达4万多公顷；糖厂11座，甘蔗日处理能力达到5 400吨；承接灌溉项目近30个，建成水井600多眼（夏吉生,2006)。中非农业合作成效显著，当地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农民掌握了一些适宜的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技能，收入增加，生活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脱贫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 bsZj4HeXvffkfPKIDtqsz+CSKWsEd6SUg8O1Ctt2MOU9SVGBUe2ADFyFWVjqI6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