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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自我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必须共同解决的难题。在世界反贫困斗争中，既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多、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资源禀赋分布不均、致贫原因多样等困难，也要看到中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反贫困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议。萨缪尔森(Samuelson,1992)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写道：“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奥本海默(Oppenheim,1993)也认为，贫困概念模糊，具备不确定性，随时间、空间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朗特里(Rowntree,1901)最早对贫困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他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最少生活必需品的费用，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认为，真正的贫困是指贫困人口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即缺少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国情，将贫困界定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或服务致使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人们对贫困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静态到动态、从客观到主观、从确定到模糊、从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并且，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贫困的概念被不断丰富。经济学概念的贫困主要指具体的物质层面的收入贫困、消费贫困和资产贫困；社会学概念的贫困主要指个人或群体的能力、知识和社会接受程度的稀缺性；政治学层面的贫困则涉及阶级理论和公民权利剥夺（田龙鹏,2016)。由此可见，贫困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多领域交叉的矛盾点。
贫困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贫困仅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即物质资料匮乏，生活不能实现温饱，土地贫瘠，生产条件恶劣，缺乏产业创新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生产难以维持；广义上，贫困则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意义上的贫困，营养不足（营养不良）、人口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文盲人口多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文贫困”的概念，就属于广义贫困的范畴。它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不仅涉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而且考虑了人均寿命长短，以及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的好坏程度。狭义的贫困与广义的贫困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循环累积（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
贫困也可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地域的差异使得贫困的内涵更加丰富。阿玛蒂亚·森认为，无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饥荒总会被认为是赤贫的表现。由此可见，在贫困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见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以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因此，相对贫困分析方法只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阿玛蒂亚·森,2011)。事实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现象往往共存。美国学者奥本海默认为“贫困是物质上、社会上、情感上的匮乏”。显然，相对贫困的含义多样，不易界定，而绝对贫困（生存贫困）意思明确，多表现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不避寒”的状况，即马克思所说的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赤贫。
不同时期衡量贫困的标准会有所变化。从贫困的含义所反映的内容看，贫困又可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收入贫困就是指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能力贫困就是指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权利贫困则是指政治和文化权利缺乏（郭熙保,2005)。当前，国内外多从生物学角度，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目标，以必需消费品和必要服务的最低费用为基础，划分“消费标准”或“贫困标准”。
国际上通常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或算术平均数的50%～60%作为该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2015年为每人每天1.9美元（见表1-1）；中国的贫困标准也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进行调整。2008年以前，中国存在两个贫困标准：第一个是绝对贫困标准，即以每人每天2 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结合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所制定的标准，该标准随物价调整,1986年为206元,2007年提高至785元；第二个是低收入标准,2000年为865元,2007年调整为1 067元。2008年进行改革后，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统一使用1 067元作为贫困标准;2010年该标准随物价变化进一步上调为1 274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贫困标准，这个标准比2010年提高了80.5%，使扶贫覆盖人群增至约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3.4%(范小建,2011)。
表1-1 世界银行各年公布的国际贫困标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相关年度《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仍有一定距离，也要看到中国贫困标准在不断上调，肯定中国政府对反贫困工作的重视。从表1-2中1985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基本食品消费支出需求统计数据可知，中国贫困标准制定较为合理，可基本满足物价变动下农村居民的最低食品消费，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
表1-2 中国1985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基本食品消费支出需求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2016)数据整理而得。
贫困，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难题。研究贫困问题，必须搞清为什么一定要治理贫困，为什么贫困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穷人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如图1-1所示，早期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贫困陷阱多由物质匮乏、投资不足所引致，而后期的贫困陷阱理论被诸多学者完善，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被扩展到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疾病灾害等。如利比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国家的贫困极大程度上源于各种体制弊端（政治僵化、官员腐败、管理不当、暴力动乱等），这些弊端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但马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其他大部分地区，虽不存在类似的体制弊端，却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这就难以用早期的贫困陷阱理论来解释了（习明明、郭熙保,2012)。
图1-1 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产业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00.
由此可见，贫困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并通过贫困恶性循环造成贫困加剧（如图1-2所示）：无钱就学、就医，导致获取知识和医疗保障的途径受阻，影响国民整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无钱投资开发，致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报酬的途径受阻，只能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损；由于身心发展受到局限，贫困在代际传递，使得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矛盾加深，由此甚至引发社会不安定、恐怖主义活动、局部战争等，成为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定时炸弹。
图1-2 贫困危害传递示意图
第一，贫困危及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文明是历经几千年进化而构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贫困的存在会危及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体现为：贫困导致无钱就医（就医途径受阻）、无钱入学（获取知识的途径受阻），严重影响人的身心的健康发展，进而加剧贫困。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实而知礼节”“穷山恶水出刁民”等名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物质基础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而贫困恰恰起因于物质基础薄弱。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婴儿和儿童占死亡人口的比例是15%，60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则超过50%。而在贫穷国家,5岁以下的孩子约占死亡人口的30%，这一比例之所以较高主要是因为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称的“儿童疾病”（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麻疹）等传染病的肆虐。除此之外，贫困地区疟疾、艾滋病、营养不良死亡（主要是缺乏食物导致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导致贫血（饮食中缺乏铁导致铁元素的摄入不足）甚至死亡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这种由贫困导致的身心发展不健全，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而这种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还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并通过基因和生活习惯“遗传”给下一代。研究发现，健康水平恶化会通过影响居民的长期创收能力造成贫困脆弱性的上升，具体来说，居民健康水平每下降10%，贫困脆弱性约上升6%(黄潇,2013)。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贫困程度越高的大病农户面临的筹资约束问题越严重，而贫困农户“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和“因病致病”的风险则更大（马志雄、丁士军、张银银等,2013)，极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和精神素养低下，极大程度上危及“穷二代”的个人发展，致使贫困代际传递和扩散，瓦解人类整体文明。
第二，贫困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稀缺容易导致贫困地区的生态承载力突破极限，“反噬”地区发展力，使贫困地区陷入“生态脆弱—诱发贫困—掠夺资源—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杨文静,2016)。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与地形有关，诸多研究表明，贫困人口多集中于山区，这些地区多呈现资源禀赋匮乏、生产生活条件差、经济落后的特征。由于生产投资少、科技水平低，农户只能采用大肆毁林开荒、毁草种粮的掠夺式开发模式进行生产，导致了“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这种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短期内可能实现经济迅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进一步提高贫困程度，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印度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全国有70%的地表水遭到污染,80%的居民得不到干净的饮用水，一些贫苦地区长期过量采伐林木、毁林开荒，导致森林面积不断缩小。中国一直秉承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观，“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三个层面阐明了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要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让经济发展、全面脱贫与绿色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第三，贫困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经济发展强调效率，社会发展强调公平。因此，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上。贫困人口在经济属性上被边缘化，也导致其在社会属性上被孤立，很难通过经济手段和人际关系主动摆脱贫困陷阱。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仍存在极端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既存在于各国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现象，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瑞典只有不到0.5%的儿童在年满一周岁之前死亡，而莫桑比克却有将近15%的儿童活不到一周岁。在萨尔瓦多，受过教育的母亲所生婴儿的死亡率为2%，而文盲母亲所生婴儿的死亡率却高达10%。在厄立特里亚，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儿童免疫注射率接近100%，而最贫穷的1/5的家庭的儿童免疫注射率仅为50%(世界银行,2006)。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贫困的代际传递，即，要防止通过家庭内部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使子女重复上一代的贫困境遇（恶性遗传链）（王瑾,2008)；必须警惕贫困人口的疾病问题，防止疾病传染和扩散，致使因病致贫现象更加严重；必须警惕贫困问题的反复和加剧，防止因贫丧志、越扶越贫。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使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第四，贫困破坏政治稳定。从世界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贫困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往往就要“挨打”。国家贫困往往伴随经济不景气、军事科技力量薄弱、信息获取滞后等，导致其在与他国的博弈中处于落后地位，为强国的“侵略”提供了可能性。对于贫困个体或群体而言，物质的极度匮乏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使人产生仇富或报复社会的不良心理。恐怖主义的参与者往往来自久经贫困和战火的国家，他们不满社会的不公平，从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情绪。同理，极度贫困会使人走向极端，例如丧失奋斗动力、自暴自弃，抑或走上犯罪道路。贫困和发展不平衡一直困扰着人类，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国内部冲突、国家间纷争、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背后都有贫困的阴影。贫困问题严重扰乱了世界的和平稳定。
第五，贫困阻碍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10.7%。世界贫困现象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贫富差距较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较为贫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近82%的财富，而人口占比近75%的发展中国家却仅拥有18%的财富。阿玛蒂亚·森认为，研究贫困问题，首先就要厘清贫困是只与穷人（或富人）的利益有关，还是与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均有关？实际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源环境共有化、人口外迁移民趋势
，人类作为具有合作属性的群体动物，不可能割裂为个人或某国，而是通过外部性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即穷人的贫困将影响富人的利益，穷国的贫困将影响富国的利益。换言之，贫困关注的焦点虽然在于贫困人口的利益，但反贫困将有益于全人类。因此，贫困不仅仅是个人或某国的问题，还是全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
消除贫困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前提。哲学家康德等人认为“天赋人权”，即强调人生而平等，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贫困的核心症结在于基本权利的丧失。我们必须警惕并解决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疾病肆虐的问题，因获取知识的途径匮乏引起个人发展受阻，因缺乏投资和再生产能力引起贫困代际传递，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根据《国际人权文书》的定义，消除贫困，有助于保障人权。《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第28份年度发展报告）将重点放在探讨公平在发展中的作用上。“公平”的第一要义是实现“机会公平”，具体而言，首先个人发展应由自身努力程度等内部因素所决定，而不是受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家等外界因素的限制；其次，要“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的权利。综上，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类享有获得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并通过获得均等的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并分享减贫成果之积极行为来实现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人权的逻辑要素（汪习根,2012)。换言之，反贫困的实质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是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不懈追求（钱箭星,2000)。
消除贫困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增长点。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强相关性是发展经济学中程式化的核心事实之一。贫困人口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解决贫困问题将提高国内就业率，带动农业或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实现产业复兴，从供给侧角度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解决贫困问题，即提高贫困人口的创收能力、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将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从需求侧角度带动经济发展。贫困地区物质匮乏，往往是经济发展的空白地带，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症结，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将极大地促进消费，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进而激发当地的经济活力。贫困地区的产业扶持，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使其学会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创业的可能性，使贫困人口拥有自力更生、实现个人发展、对抗贫困的“造血”能力。
消除贫困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支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更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对立的，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首先，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不是为了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共同富裕也反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生产资料由剥削劳动者的条件变成了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从而为消灭阶级对立创造了条件。再次，共同富裕还反映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后果。按劳分配只承认劳动贡献的差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排除了生产资料占有和资本积累的差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样就不会产生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最后，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计划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受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极分化，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张宇,2017)。在世界反贫困行列中，中国反贫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心。中国反贫困四十年的光辉历程，体现了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然而，战乱、饥荒、贫穷等诸多发展问题限制了儿童的发展，并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伤害。联合国报告强调，儿童贫困的社会代价最大。儿童身心发育的机会只有一次，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把给予儿童健康成长所必需的资源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否则将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贫困，并非仅仅出现在贫困地区或贫困国家，城市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各种贫困问题，而贫民窟和战乱地区的贫困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
贫困作为全球性问题，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最易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和内战等复杂问题的伤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城市中的儿童正日益成为最贫困、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当下，全球有1/2的儿童生活在城市里，这一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2/3。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大量农村贫困儿童随外出打工的父母转移到城市，但由于获取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的途径受限，贫困问题更加严重。这些贫困儿童还面临着当童工、被拐卖等各种严重问题。
欧洲一些国家的儿童教育也存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异，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长期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重点关注发达国家的儿童问题。该报告指出，在全世界35个发达国家，共有3 0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在29个欧洲国家,1 300万儿童缺少健康成长发育所需的一些必要资源。这份报告中的贫困指的是相对贫困，贫困线被定义为居民可支配家庭收入低于所在国家中位收入的50%，但和战乱饥荒地区相比要好得多。这份报告强调，即使是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儿童的生活状况也仍有很大差异，说明政府政策和资金投入对于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目前印度全国约有9 700万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占城市总人口的25.7%，其中约有760万为6岁以下儿童，占城市儿童总数的13.1%，即每8名6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名生活在贫民窟。印度“拯救儿童组织”新德里办公室媒体负责人瓦雷·辛格说，约有47%的当地儿童营养不良，有48%的女童过早出嫁，有70%的5岁以下儿童患有贫血症。而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缺少教育资源是最大的问题。根据新德里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仅新德里市就有大约25万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孩子失学。
沙特《中东报》报道说，在也门，几乎一半人因战乱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成为弱势群体，其中儿童更是“弱者中的弱者”，许多孩子每天连起码的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有的甚至辍学当童工，过早地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非洲，这样的儿童还有很多。冲突、饥饿、健康和缺少教育机会等，仍是非洲很多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全球适龄儿童中未能入学人数最多的地区。去年东非之角地区发生严重粮食危机和饥荒，成千上万的索马里儿童在逃荒的路上渴死、饿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里副代表弗雷德里克表示，马里北部的儿童正遭遇巨大的灾难，这里的孩子们辍学、营养不良、流离失所并面临严重的人权威胁。据报道，在该国北部30万流离失所者中，有近一半是儿童，甚至有一些儿童被强迫加入武装组织。非洲中部和西部多个国家灾情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超过100万儿童面临生存威胁。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复杂多样的贫困问题，贫困对儿童的危害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消除贫困。
资料来源：人民网驻亚非美欧各大洲记者现场报道世界儿童生存状况[J].人民日报,2012 06 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