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孟子之学
儒家之学又称孔孟之道。与孔子并称的孟子是孔子第四代弟子，被奉为亚圣。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人，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代，其学宗师仲尼，倡导…仁政。
跟孔子一样，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孟子由寡居的母亲抚养成人。孟子的家原来在凫村（今曲阜马鞍山旁），此处紧邻墓地，时常能见到安葬死者的情景。幼年孟子很好奇，经常到墓地去玩耍，做模仿人家办丧事的游戏。孟母发现后，觉得此地不利于孩子成长，便搬到庙户营去居住。此地临近街市，车来人往，热闹非常。没过多久，孟母发现孟子整天地玩商人做买卖的游戏，觉得这里仍不是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于是再次搬家。这一次，她搬迁到邹县南关的学宫旁居住。受这里的环境影响，孟子又学着做读书、揖让、进退之类的游戏，孟母看到后觉得很满意，认为这种环境才适合孩子成长，于是便长期定居在这里。
后来，孟母就近供孩子上学读书，希望他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德操的人。可是，孟子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喜动不喜静，整日贪玩，不肯用功读书。有一天，孟子在学堂里读了一会儿书，觉得枯燥乏味没意思，便逃学回家了。此时，孟母正在家里开机织布，见孟子突然回来，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听孟子一说，孟母马上就火了，但她并没有发作，只是当着孟子的面平静地把自己正织的布匹劈为两截。孟子看到后很不理解，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孟母说：“你今天半路逃学，不和这一样吗？”孟子一听便觉得自己错了，马上告别母亲返回学校。从此，孟子再也不敢荒废学业。他早去晚归，非常刻苦，终于成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代儒宗。
流传颇广的蒙学课本《三字经》一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教子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今山东邹县孟庙内还立着“孟母三迁碑”和“孟母断机碑”，供游人参观。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早年还真做过为人办丧事的行当，但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孔子曾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孟母生活在儒学兴盛的邹鲁地区，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三位大圣人——孔子、子思和孟子的经历颇为类似。他们都是幼年丧父，由年轻的母亲守节抚孤，后来成为圣贤。这种经历和遭际不会对强调仁爱的儒学思想没有影响。儒家崇尚温柔敦厚、自强不息的君子人格，当与孤儿寡母的艰难处境有关。
孟子的时代，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等，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面对这种形势，孟子深怀担忧。他认为，当时之所以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主要是人们过于追逐私利所致。各国统治者利欲熏心，“上下交征利”，“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这种情况正像“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一样荒谬。生逢统治者“率兽而食人”、杀人而归罪于岁的乱世，孟子深感使命重大。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和以命世之才自居的担当意识，始终激励着孟子，使他辙环天下，四海为家，游说诸侯，宣扬仁政。
在各方豪士皆以攻伐之术献技于诸侯之际，孟子独崇孔子，以光大崇尚仁义的儒学为己任。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祖述唐虞三代之德，阐扬仲尼之意，治儒术而通五经，以行于天下。据《孟子》一书记载，孟子游说于齐、梁、鲁、邹、滕、薛、宋等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转）食于诸侯”。所到之处，诸侯皆以礼相待。梁惠王表示：“寡人愿安承教”。滕文公也派老师然友到邹国“问于孟子”。在齐国，“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在宋国，“馈七十镒而受”。在薛国，“馈五十镒而受”。齐宣王表示：“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曾“为卿于齐，出吊于滕”，后因反对伐燕而辞职离齐。通过孟子的不懈努力，儒家学说迎来了重大复兴。但是，各国统治者大多认为孟子之学过于“迂阔”，不切时用。
为推行仁政和王道，孟子经常与各方人士展开辩论，成为有名的“辩儒”。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禹掘地而注之海……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天下大悦。……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卒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此番高论，洋洋洒洒，纵横古今，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滔滔雄辩。
孟子的辩论，首先把矛头指向率兽食人的各国统治者，毫不留情地揭穿其假仁假义的卑污心理，而正之以爱民如己的王道思想，往往令其无地自容。《孟子》书中记载孟子游说各国统治者的情景，无不像一出出生动形象的活剧，既暴露了统治者的虚伪、狡诈、贪婪和愚蠢，也显示了孟子的正气、雄辩和机智；既是宣扬王道与仁政的儒学圣典，也是堪为后世楷模的文学绝笔。其次，孟子也把辩论的矛头指向杨、墨、农等其他诸子。通过辩难，孟子挫败了各家学说，阐扬了自己的儒学思想。墨家学者夷之认为，人们之间的爱不应有亲疏之别，只是实行时从父母开始罢了。孟子反问：“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他广证博引，滔滔雄辩，令夷之心中茫然若失，只好表示“衷心受教”。农家学者许行的弟子陈相传述许行的思想说，贤君应该与民同耕，自炊自食，兼理国事。孟子反问，许子自己是否衣食住行每样用品皆为自己所制？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于是，孟子辩论说：“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他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所以，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禽兽逼人，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陈相被问得无言以对，便换个话题说：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童子入市，也无人欺骗他。他主张：“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反驳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晚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也难免和他的弟子发生辩论。其性善论就是通过与告子、孟季子、公都子等学生的辩论阐发的。太史公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中少不了师徒之间的辩论之功。孟子的时代，正是百家争鸣高潮期，诸子百家妙论纷呈，侯王将相奇计横出，孟子因以为辩儒，乃时势所造，历史必然。
为了论证王道与仁政的合理性，孟子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学说。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性善论是孟子全部儒学思想的理论基础。
孔子推行仁道，是从天道健运、仁德流行来理解其合理性的，他把推行仁道看作顺天应人，因而充满自信地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随着时代变迁，问题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据王充记载，世子作《养书》一篇，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孔门弟子的新动向，说明人性问题已成为儒学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历史进入战国，百家争鸣更为热烈，孟子的学生一再提出人性善恶问题。公都子一口气列出三种人性论观点来问孟子：“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这使孟子不得不对人性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孟子主要通过驳斥告子的性无善恶论而提出自己的性善论主张。告子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反驳道：“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认为人的行为表现虽有善恶之分，但只有善行才是人性的真实表现；至于恶行，纯为形势所迫，是违背人之本性的。他进一步论证说，富岁则子弟多赖，凶岁则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比如那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多么茂美，用斧锯去砍伐它，还可以茂美吗？那树木日滋夜长，从不止息，而斧斤伐之，牛羊牧之，致成荒山秃岭。今见其光秃荒凉，以为它本来就是如此，这难道是山的本性吗？人也一样，岂无仁义之心？“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他认为，按照人的本性，是可以为善的。人之为恶，并非材质之罪。仁义礼智诸善德，在人身上皆有根芽，并非外加于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有的人之所以看上去近乎禽兽，是因为未能尽其善性。比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人皆有怵惕侧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人皆有此四善端，若能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若不充之，则虽事父母亦不可得。
孟子论性善，涉及一个人性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他指出，告子所说“生之谓性”和“食色性也”无法说明人与禽兽的区别。他反问：“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为此，他提出人有天赋的“良知良能”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基于人性本善的思想，孟子又提出“圣人与我同类”的人性平等观。他指出：圣人与人同耳。圣人之圣，在于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只要肯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也。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见善能迁。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与野人差不多。等他听一句善言、见一个善行，便欲效仿，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所以，只要主观上愿意，反身而诚，操存其心，成圣有何难哉？他指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生逢战国的孟子，面临的不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界，而且是一个七雄争权、诈伪并起、民不聊生的乱世。为此，他不但要对人性善恶作出回答，而且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推广仁政学说和王道思想。孟子的仁政学说，正是在与各国统治者的辩难和游说中产生的。
孟子指出，由于各国统治者的争竞和贪婪，当时的人民不但遭受着战争之苦，而且要忍受虐政之害。他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为此，他主张废止虐政和霸道，代之以仁政和王道，救民于水火，使天下归仁。他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在于是否得人心、是否用仁，而能否用仁关系到国家存亡。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王道之所以能王天下，在于它是符合人性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所以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为行王道于天下，孟子极力向统治者提供以仁政得民心的方法。他说：得人心有道，我所希望的就帮助人民得到它，我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人民身上，如此而已。他提出如下行仁政的方案：停止战争，正经界、行井田、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以使其不受饥寒，谨庠序以明教化，与民同乐。他认为，只要从这些方面着手，实行王道易如翻掌。他论证说，当今之世天下人君没有不嗜杀人的，“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仁政必从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悦；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悦；查询而不征关税，是天下之旅悦；助耕而不征田税，则天下之农悦；居住而不收人口地头税，则天下之民悦。若能做到这五点，则邻国人民仰之若父母，必不会跟随统治者来攻打。果真这样，自然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王道又有何难？
他指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的仁政王道学说，包含着一种十分可贵的民本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他还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甚至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有人问他：“臣弒其君，可乎？”他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这些思想已经相当激烈了，真有点“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味道。
孟子道性善，是希望人人通过自我努力成为圣贤，则天下归仁，王道之施自不待言。为此，他以先知先觉自况，把对民众的思想启蒙看作义不容辞的天命。他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他还说，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天未欲平天下则已，天如欲平治天下，则“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首先，孟子阐发了一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天人规则，要人们勿为一时之不幸而灰心。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就是说，现实可以很糟，处境可以很悲惨，但人们不必因此而颓丧，发展的契机往往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苦难的处境正是自我修养的好机会，只有悲惨的生活才能使人体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哲理。他指出：“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总之，一时的忧患不足惧，应把它看作炼心的好机会。
其次，孟子强调，不管在何种境况下，人都应该知耻，坚持正义，保养善心。他指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因为知耻，所以有所不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道德修养不难：“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有时候，为了正义，甚至连生命都可以在所不惜。“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对人来说，所欲所恶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贤者之贤，就在于未丧失此心而已。为了保持良心，提高道德修养，寡欲养心是很重要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操存良心，修养性情，是为人事天立命的根本。“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通过存心尽心之所以能够知性知天，是因为万物皆备于我的缘故：“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诚身求仁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所求者在自己身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所以，只要善求善养，没有不成功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为了鼓起人们修养道德的信心，孟子花了很多功夫来劝导。他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小大贵贱，是指肉体和心灵，他强调心灵对肉体的统率作用。“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使人被外物引诱。“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他要求人们应该努力把丢失了的良心找回来，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他对自暴自弃者提出严厉批评：“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为杜绝自暴自弃者的借口，孟子明确提出，居仁行义绝非不能，而是不为。他打比方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最后，孟子提出了养浩然之气、做顶天立地大丈夫的期望。他先教人如何培养勇气：北宫黝养勇的办法是，皮肉被刺也不屈退，眼睛被刺也不转睛，想着有一毫受挫于人就像在大街上被人鞭打一样屈辱，既不忍受贱民的侮辱，也不忍受万乘之主的欺辱，把刺杀万乘之主看得像刺杀卑贱小人一样，他心目中没有值得畏惧的诸侯，所以受到辱骂必然予以反击。孟施舍养勇的办法是，把不能战胜看得和能战胜一样，这样就无所畏惧了。孟子认为，只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还不够，更要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只有培养起与道义结合的浩然之气，才能理直气壮、勇敢无畏，做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他看来，倘若人人都能成为满腔正气的大丈夫，那么除霸道而兴王道，废虐政而行仁政，使天下归仁，人民安乐，又有何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