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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兴学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上古国学的传承人、中国儒学的创始人，是儒教的教祖、中国的圣人。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创立儒学。
儒者之名，古已有之。《周礼·天官》叙“大宰”之职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古之儒者教民的“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贵族教育子弟的六种技艺学术。《周礼·地官》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据传，五礼指吉、凶、宾、军、嘉等礼仪，六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古乐，五射指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射箭技术，五御（驭）指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等驾车技术，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书写艺术，九数指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等计算技术。
俞樾注：“古谓术士为儒。凡有一术可称，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别。此经所谓儒者，止是术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术也。儒以道得民，谓以道术得民也。”许慎《说文解字》云：“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礼记·儒行》疏引《郑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儒者乃古代术士，性格柔顺，做事柔和，精通六艺，是教化百姓的老师。据考证，甲骨文“需”即原始“儒”字，“需”字造形与儒者的巫祝宗教活动有关。胡适认为，殷商宗教礼仪的职业主持者是最早的儒者，他们掌管丧礼、占卜、巫祝和祈祷等事，是一批经过特别训练的宗教职业者。
《论语》记述了孔子唯一一次说儒的情景：“子谓子夏曰：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表明春秋末年儒者职业正在分化：有为上层服务的，有为下层服务的。古之儒者以六艺教民，而孔子既教“六艺”也教“六经”，且以“六经”为主。“六艺”本义是礼、乐、射、御、书、数，相当于今天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内容，“六艺”后来又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相当于今天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内容。孔子把古代教育的内容由“旧六艺”发展为“新六艺”，他也由旧儒变为新儒，从而创立儒家学派。
孔子创立儒家后，儒者逐渐转型，“儒”成了儒学及其信徒的专称。儒学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教育子弟、培养国主、崇尚仁义、推行仁政。崇信孔子学说的人称为儒士，也泛指一般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又称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社会上涌现大量儒生。儒生指通经之士，也泛指一般读书人。汉代的博士官称为儒臣，后来凡读书人出身或有学问的大臣都称为儒臣。古代读书人喜欢戴一种方形头巾，称为儒巾。林景熙诗《元日得家书喜》云：“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到了明代，儒巾一般为举人之未第者所戴。按照明清科举制度，凡应考秀才的儒生，不论年龄大小，统称为儒童（或称文童、童生）。儒者所宗仰的人称为儒宗。儒生兼行医者，称为儒医。儒生兼经商者，称为儒商。作为文官的儒者若带兵打仗，又称儒将。《史记》有《儒林列传》，儒林指儒家的学术界。汉儒扬雄云：“通天地人之谓儒”。《后汉书·杜林传》云：“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世科举取士，有“博学鸿儒科”。
儒家之学，始于孔子。孔子的祖先，可上溯至商代末数第二位天子帝乙。帝乙的长子名启。启母生启时尚未为正妃，生纣时始为正妃，故启年长是庶出，纣年幼是嫡出。后来，启封子爵于微（今山东梁山西北），纣作了天子。纣王是有名的暴君，重蹈夏桀的覆辙，断送了殷商五百年江山。微子启见商朝将亡，曾数谏纣王，纣不纳谏，遂出走。周武王灭商时，启向周乞降，封于宋，为宋国君，续殷祀。启的第四代子孙弗父何把君位让给弟弟厉公，自己做了宋国的公卿。弗父何的后代有正考父者，曾为宋戴公等三世的佐臣，作有《商颂》十二篇。正考父的儿子公孙嘉，字孔父，其后代以孔为姓，此乃孔姓由来。孔父嘉官至司马，因内乱身亡，其子被迫迁鲁，从此失去卿位，由贵族降为士族。孔父之子为木金父，生睾夷。睾生防叔，为鲁防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为鲁陬邑宰（鲁国的下级武官），是一位著名的武士，他先娶施氏，生有九女；晚年又娶十七岁的颜氏征在为妻，两人于尼丘祷神求子，“野合而孕”，后生孔子。据说孔子出生时头若尼丘，故取名为丘，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生于鲁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南，时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幼年丧父，母亲颜氏带他来到鲁国都城曲阜，住在阙里。孔子少时，尤重先王之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十几岁时，颜氏去世。颜氏生前不让孔子知道其父的墓地，孔子将其殡于五父之衢（鲁国城内的街道）。后来陬人挽父之母把叔梁纥的墓地告诉孔子，孔子又把颜氏和父亲合葬于防山。孔子为母戴孝期间，有季氏飨士。孔子以士族身份参加，遭阳虎贬黜：“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忍辱而返。由于生活艰难，孔子不得不干一些被贵族们视为下贱的事情。他曾为鲁国权臣季氏家族当过“委吏”（管理仓库）和“田乘”（管理牛羊）。
孔子少时有大志，极好学，曾向苌弘学音乐、向师襄学弹琴。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成年后，“身长九尺六寸”，人称“长人”。孔子十七岁时，鲁大夫孟厘子病重将死，诫其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既没，若必师之。”孔子十九岁时，娶宋氏女为妻，次年生子，名鲤，字伯鱼。
鲁昭公二十年，孔子三十岁。因齐师伐鲁，齐景公和晏婴来到鲁国，慕名拜访孔子。齐景公问：“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孔子答：“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颇以为是。孔子后来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竭力维护周礼，挽救衰世。鲁国权臣季氏窃用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僭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其中唱道：“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有诸侯们前来助祭，天子主祭，庄严肃穆。孔子气愤地说：这样的诗句怎么能用到三家祭祖的庙堂上呢？为了救治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每次进入太庙都向工作人员问礼，希望提醒人们遵守礼制。季氏家人讥讽说：“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孔子说：“是礼也！”强调把规矩问清楚再进入正是礼的要求。孔门弟子子贡想把每月初一祭祖庙的活羊省掉，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因好礼和授徒而名声远播。有位边防官想拜见孔子，便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他见过孔子后，对孔门弟子说：“你们何必担心没有做官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要以夫子为木铎来警醒世人！”
为了实现以礼治国的理想，孔子积极投身政治生活。三十五岁时，孔子避鲁乱入齐，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希望有用于齐景公。曾与齐太师论乐，闻《韶》音而学之，竟“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说，治国之要在守礼，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安其位，国乃治。齐景公叹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后来齐景公再次问政，孔子又说：“政在节财。”意思是为政之要不可奢侈浪费。齐景公有任用孔子之意，被晏婴所阻。孔子对晏婴印象不错，说他“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可晏婴对孔子并不认可，他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于是，齐景公改变了主意，对孔子说：“奉子以季氏，吾不能。”遂以中卿之职待之。即便为中卿，仍有很多人不满，齐国的大夫们欲加害于孔子，齐景公只得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启程，返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局混乱。阳虎轻季氏，季氏僭公室，陪臣执国政，大夫以下皆离正道。孔子若去从政，只能与季氏一道背离公室，所以尽管阳虎有请用之意，孔子却退而不仕，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传播自己的治国思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居鲁不仕，有人来问他：“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在孔子看来，“为政”不一定要“从政”，推行仁义、复兴礼乐、培养治国之才也是为政。定公问政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五十一岁时，阳虎之乱结束。为平息国人对内乱的不满情绪，三桓任用颇有声望的孔子。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齐鲁于夹谷会盟，孔子相礼。齐人计划用蛮人劫持鲁定公，孔子识破其机，面责齐景公道：“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景公无奈，退兵作罢。
孔子仕鲁的另一政绩是堕三都。三都乃三桓采邑，名属三桓，实为邑宰把持，成了陪臣执国命的根据地。孔子经过全面准备而付诸实施。在堕费过程中，公孙不狃乘子路出兵于费之际，率兵袭击空虚的鲁都。孔子镇定自若，指挥国人击败公孙不狃的部队，使堕费成功。可是，孔子仕鲁并未长久。三桓任用孔子本来动机不纯，更况孔子以礼行事对其构成危险。困境一旦过去，他们便不再支持孔子。孔子无奈，只好借口季桓子三日不朝之事辞职。
孔子离鲁适卫，曾拜见卫君的夫人南子，希望通过她的帮助有用于卫君。可是，非但无果，反而引起了子路的怀疑，孔子只好发誓说自己是清白的。孔子曾长期滞留卫国，并往来于郑、宋、曹、蔡、陈等国，多次遭受围困、驱逐和迫害，栖栖遑遑，累累若丧家之犬，但他不屈不挠，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师徒一行被困于陈蔡之野，断粮七日，从者病而不兴，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孔子满腔热忱却不受欢迎，这有其社会历史原因，而弟子颜回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德。仁的内涵很丰富，综合各种说法，可以说：仁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君子之性，庶民之归。仁德的核心是爱人。
仁，从二从人，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男女相爱，结为夫妇，产生社会的细胞——家庭。由家庭，而有父母和子女，产生慈、孝、友、悌等人伦关系。推而广之，则有君臣、上下等社会关系。孔子从这里看到了“仁”在一切社会关系中的基础地位。更进一步，孔子看到，天虽然不像人一样有言语，却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仿佛有感情、有意志一样。天地合气，阴阳感应以相与，而万物化生，仿佛也是一种仁爱。与老子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反，孔子把天道之健生看作仁德的体现，确立了“与命与仁”的信仰追求。
孔子常把爱好仁德与爱好美色联系起来，希望人们像爱好美色一样爱好仁德。这种联系不是偶然的。人之爱色，是秉受自天的自然之性。天地之道，因阴阳相摩而生生不已，仁德流行；男女之道，因异性相感而产生爱情，以至于子孙繁衍。孔子所说的仁爱，不是短暂的情感冲动，而是一种持久、深沉的道德修养，是君子“知天命”之后的道德自觉。孔子说，他的弟子颜回能够“其心三月不违仁”，应该是遵从孔子教化、长期修行的结果。
孔子对弟子的要求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他看来，仁德虽为一种内心修养，却必须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体现在人事上。他认为，为仁的根本是孝悌，只有先对自己的父母孝顺，尊敬自己的兄长，才能谈得上其他礼节。父母与兄长有生育抚养之恩，对他们报以仁爱是自然的事情，是为仁的第一步。把家庭中的仁爱推广开去，泛爱一切人，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本思路。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门弟子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去践履，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要求君子要成人之美，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用孔门弟子子夏的话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子强调礼乐教化，但认为礼乐的根本在于仁德修养，把仁德看作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道德基础。在爱人的基础上，仁德还包括许多内容，如“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必有勇”“仁者不忧”“仁者寿”等，倡导一种安泰、达观、不忧不惧而又勇往直前、率性而行的道德修养。孔学把礼视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要求弟子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那就是：恭敬、宽厚、诚信、机敏、慈惠，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这五者之中，孔子更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孔学还强调守死善道、杀身成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又要求保持和而不同、坚守正义的君子之操。
西周以降，王权式微，朝政衰败。王权衰微造成中央文化机构废驰，文职人员和政教典籍流散四野，民间文教随之兴起。除孔子外，较早从事私人教育的还有叔向、壶丘子林、邓析和少正卯等。所授内容，无非三代以来的政教知识。由于各人掌握的材料不同，教学中的取舍和取向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或教派。孔子以其渊博的政教知识、强烈的人文情怀、积极的救世热忱，成为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教育家，被后世奉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儒家成为中国国学的最早学派，孔子成为中国国学的象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语四——怪、力、乱、神。孔子授徒，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之教，以六经为主，尤重诗礼。对其子伯鱼，即以诗礼为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据说子路乃无恒之庸人，未入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则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以聒贤圣之耳，甚至凌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乃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而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此事不仅说明孔子有教无类、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也说明礼教之重要。关于学诗，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其功用之多。
孔子行教，以救世为目的。他推行仁义，重整道德伦理秩序，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他一方面对各国君主抱有极大希冀和热忱，力求通过参与政事活动和回应君主们的政教咨询以达其志，另一方面则积极讲学授徒，通过教育活动来传播治国思想。
孔子曾把其教育内容分为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德行居首，德行的中心是仁。仁学既是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孔子教育实践的核心。把德行排在政事前面，表明孔子已有德行重于政事、内圣重于外王的倾向。德行在政事活动中主要表现为对礼的遵循和践履，仁德的修养成为践礼和从政的基础。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学而知之。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对学生，孔子也以刻苦好学来要求。他对颜回的好学精神极为赞赏，颜回也因好学而成为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他认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他主张学习的态度要诚实，要学思结合。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言其余，则寡悔。”“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知、求实、慎思、明辨，是孔子对为学的基本要求。
孔子强调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谓“悱”，是思考问题而没有想通的状态；所谓“愤”，是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状态。只有到这个时候，孔子才加以启发，让学生的思想得以通达顺畅。有一次，子贡思考出一个做人的道理，便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既有肯定，又有提升。经这么一启发，子贡马上引《诗》来表明：“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见学生能举一反三，便表扬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尤显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意。
孔子还强调因材施教。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对于不同的弟子问仁，他的回答不同，皆有针对性。勇敢进取的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而行为退缩的冉有问同样的话，孔子则说：“闻斯行诸！”他的指导思想是：冉有退，故进之；子路兼人，故退之。务必使弟子们都能补偏救弊，向健全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