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儒经的流传，在汉代出现两种版本。一种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儒生们口耳相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的今文经，另一种是后来在孔壁中发现、用先秦各国文字写成的古文经。由于两种版本的经文和解释不同，导致儒家经学出现了长达两千年的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
纵观儒家经学史，在学术倾向上有汉学与宋学之别。广义的汉学包括西汉的今文经学和东汉的古文经学及其支流，狭义的汉学仅指东汉以后的古文经学。宋学是指宋儒继承和发挥思孟学派的“性命义理”之学并兼综佛、道二教思想而形成的“性理学”，也就是一般所谓宋明理学或道学。宋学与思孟学派、董仲舒新儒学、魏晋玄学以及隋唐之中国化佛学思潮一脉相承，实际上是今文经学的变种。如此说来，儒家经学实际上只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相互作用、交替登场的历史。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其实质还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
秦始皇焚书之后，儒家经典除《易经》以卜筮之书得以幸存，其余各经皆为秦火所毁。入汉之后，五经传授全靠记忆，师徒之间一代代口耳相传，由汉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书。由于记忆不确、口音不清等原因，西汉经学形成许多不同的师法和家法，这些师法和家法不能随意改变。汉武帝初设五经博士时规定：“各以家法教授”。后来增设博士时，这个传统被保留下来。终西汉之世，共设了十四个博士，即：三个易经博士（施氏、孟氏、梁丘氏），三个书经博士（欧阳生、大夏侯、小夏侯），三个诗经博士（申培、辕固生、韩婴），三个礼经博士（大戴、小戴、庆氏），两个春秋博士（颜氏和严氏）。其中，《春秋公羊传》强调大一统、华夷之别、尊主弱臣和复九世之仇，最得汉武帝宠信。有人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归根到底是尊《春秋公羊传》。上述各经皆用西汉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经，以之为依据的儒术就是今文经学。
在今文经学传承发展的同时，有一些古本经典被从地下或孔壁中发掘出来，包括在孔子宅壁中发现的《礼记》《孝经》《尚书》《论语》，以及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左氏传》《周官》《礼经》《古孝经》《礼古经》等。这些典籍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称为古文经。西汉两百年间，一直是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古文经虽有传本，但或藏秘府，或于民间流传，不立于学官。西汉末年，刘歆向哀帝建议把《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博士反对，刘歆又写了《移让太常博士书》予以反击，从而开始了今古文之争。
王莽篡汉时，出于学习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需要，大力佑助古文经，使《周礼》《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立于学官。光武帝上台后又尽罢古文经，今文经又一次受到尊崇和褒奖，但古文经并未被扼杀，古文经学家仍然可以做官和讲学。古文经内容丰富而新颖，东汉时诵习者甚众，出现了许多古文经学大师，其中以马融的成就最大。马融学问广博，兼通各经，弟子数千，他遍注群经，首开贯通今古文经学之先河。马融的弟子郑玄更是博习古文经、今文经和谶纬之学，他采用今文经学的长处遍注群经，融今古文经学于一炉，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论，成为两汉经学的总结者。此后，今文经学便由郑学取而代之了。
今文经和古文经原本只是记录文字不同，后来却发展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他们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史料解释、治学原则和方法上多有分歧。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手定，孔子删定六经是经学的开辟时代；古文经学家则认为，六经只是古代史料，并非始于孔子。今文经学家以孔子为政治家兼宗教家，尊孔子为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的素王，认为六经是孔子的治国之道，偏爱其中的微言大义，注重从中寻求和阐发治国安邦的道理；古文经学家则以孔子为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把六经当史料看，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古文经学家把六经当史料，所以按时代顺序排列各经：伏羲画八卦，所以《易经》列第一；《书经》首篇为《尧典》，所以列第二；《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所以列第三；《礼》《乐》是周公所作，分列第四和第五；《春秋》是鲁史，由孔子整理而成，列在最后。今文经学家把六经当成孔子教授学生的不同课程，其中《诗》《书》《礼》《乐》为初级课程，分列在前；《易》和《春秋》为高等课程，所以排列在后。
从学统上说，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今文经学家把六经看成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古文经学家则只把孔子看成古代史籍的继往开来者；今文经学家一般好讲阴阳五行、灾异谶纬及天人合一之学，古文经学家则注重名物训诂，学风朴实而烦琐。此外，今文经学家以为古文经的传授不大可靠，疑为刘歆伪造，斥古文经学为变乱师法；古文经学家则以为今文经只靠口耳相传，是秦火之残余，斥今文经学家为抱残守缺。
总的来看，今文经学长于哲学思辨，善言性与天道，是孔孟之道开拓者，受到哲学界和思想史界重视；古文经学长于考据训诂，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开拓者，多得语文学界青睐。
东汉初年，儒家经学呈现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互相冲突的景象。总的情况是，今文经学根基深厚，古文经学势头日高，谶纬之学也登上了统治思想宝座，形成三家鼎立之势。建初四年（公元79年），杨终向章帝建议：“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所谓章句之徒破坏大体，是说各方经师皆以己说解经，标新立异，六经章句越来越烦琐，内容互相冲突，难以担当国学重任，必须加以统一才行。于是，章帝下诏说：“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共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问题，侍中淳于恭把诸儒的解答上奏，章帝亲临白虎观，以诏制作出裁决。后令史臣班固撰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学者大都是今文经学家，讨论的也大多是今文经学的问题，所以《白虎通义》主要是一部统一今文经学的国学法典。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贾逵、班固等少数古文经学家，而裁判者章帝也爱好古文经学，所以《白虎通义》也受到古文经学的影响。谶纬之学的基本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论与今文经学是一致的，所以《白虎通义》也保留了不少纬书中的内容。另外，在殿文中对答最好的是丁鸿，被誉为“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的特点是兼通今古文。因此，《白虎通义》虽以今文经学为主，却也可以视为三家学说的初步综合，反映了东汉经学的发展方向。后来，今古文经学终于在郑玄等人的著作中达到统一。
《白虎通义》共汇集儒教经学的43个条目进行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如对爵、号、谥、三纲、六纪、宗族、姓名、嫁娶、崩薨、丧服、三军、诛伐、五刑、社稷、封公侯、巡狩、考黜、谏诤、致仕、耕桑、商贾等各个方面都有规范性解释和说明，具有经义标准和国家法规的性质。
《白虎通义》的中心思想是为封建君主专制作论证，所以首先对三纲六纪作了规定：“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诗》云‘亹亹文王，纲纪四方’。”
《白虎通义》的名词解释包含了不少哲学思想，如关于天地、五行、人、性情等。关于天地：“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地者，易也，言养万物怀妊，交易变化也。”“天道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为天地动而不别，行而不离。所以左旋右周者，犹君臣阴阳相对之义。”关于五行：“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谓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一行，尊于天也。”“火者阳也，尊，故上；水者阴也，卑，故下；木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关于人：“人含五常而生，声有五音。”“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禀天气所以生者也。”“命者，何谓也？人之寿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记验：有寿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随命以应行。”“死之为言澌，精气穷也。”“尸之为言失也，陈也，失气亡神，形体独陈。”关于性情：“性情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决》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就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这些思想综合了三家学说，是对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汉代经学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西汉盛行今文经学，即十四博士之学，主要代表有伏胜、叔孙通、晁错（从伏胜受《尚书》）、胡母生（传《公羊春秋》，为齐学之祖）、辕固生（传《齐诗》）、韩婴（开创韩诗学）、孔安国（作《古文尚书》和《古文孝经传》）、董仲舒、公孙弘、江公（传《穀梁春秋》）、儿宽（传《今文尚书》和《穀梁春秋》）、夏侯胜（治《今文尚书》）、后苍（传《今文礼》）、韦玄成（治《鲁诗》）、匡衡（治《齐诗》）、戴圣（治《小戴礼记》）、翟方进（治《穀梁春秋》），以及刘向、刘歆父子。其中，刘歆既是今文经学大家，又是第一个倡导古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在汉武帝时陆续发现，一直在民间私授。西汉末年以后，通过刘歆的努力和王莽的支持，古文经学逐渐兴起，到东汉中叶已大有取代今文经学地位而跃居独尊之势。东汉古文经学的主要代表有郑兴（东汉初左氏学大家）、郑众（郑兴之子）、卫宏（治《毛诗》《古文尚书》）、孔奋（从刘歆受左氏学）、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贾逵（兼通《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穀梁传》等）、许慎、马融、卢植（著《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和郑玄等。其中，被誉为“五经无双”的许慎是当时公认的古文经学大师，著《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有力地捍卫了古文经学的地位。此外，马融有弟子数千，对古文经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学生郑玄在古文经学的立场上兼采今文学的经说，取得了古文经学的最后胜利。
许慎（约公元58—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约生于东汉明帝时期，少年时博习今文学经籍，后来拜古文经学大家贾逵为师，学习古文经学。许慎曾做郡守的属官功曹史，掌人事及其他政务，“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颇显儒者美德，被举为孝廉，并被授予太尉南阁祭酒之职，后来又升为洨县之长。其《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析字音的名著，成为后人解读先秦典籍的桥梁，极受语文学家推崇。但此书的写作动机是为了捍卫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发展到东汉，其内部已经腐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胡乱发挥，烦琐之极，更有用谶纬附会经义，早已失去经学原旨。为重新焕发儒学的生命力，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转向古文经学，一方面斥责今文经学的谶纬妖妄，同时极力强调文字训诂对治经的重要性。卢植在给皇帝的奏疏中说：“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他认为，训诂不明则经义不彰，应该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把它作为经学的基础性内容。许慎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正因为如此，他才撰写《说文解字》，以发挥“五经之道”。
《说文解字》有正文14篇，另有自序一篇，收字9 353个，异体字1 000多个，解说词133 400多字，对每个汉字皆从音形义几方面逐一分析和解说，成为集古文经训诂之大成的经学名著。许慎在自序中讲到所依据的经传书目，有《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和《孝经》等，都是古文经传，这又使它成为第一部系统研究先秦语言文字的语文学名著。此外，许慎还有《五经异义》等书，专主古文经学，今佚。据史书记载，当时流传有“五经无双许叔重”的评语，这说明许慎无愧于古文经学大师的美名。
在王莽灭亡和东汉建立的过程中，士族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在东汉初期，士族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儒生们享受了空前的尊宠和荣誉。不仅“三老”“五更”受到尊养，连皇帝本人也以充当经学大师的门生为荣。可是，随着士族力量的不断增长，他们总想把皇权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最终导致皇权与士族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各种社会力量中，最便于皇帝利用的是宦官和外戚。皇帝信用宦官和外戚来对付士族，必然招致士族和儒生们反对。他们上书说：“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又说：“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这种矛盾的激化和升级，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所谓党锢之祸，实质是宦官、外戚和皇权共同打击士族及经学知识分子的惨剧，其中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导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走向衰落。
党锢之祸连续发生过数次。第一次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于是，张成弟子勾结宦官，“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皇帝早想收拾这邦士族知识分子，得此借口，马上下诏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人入狱。后虽释放，却终身不许做官。三年后，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挟持下，又收捕李膺、杜密等一百多人下狱处死，并陆续杀死、流放、囚禁六七百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灵帝又在宦官挟制下命令凡党人之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这被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司马光说：“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这两次党祸，堪比秦朝的“焚坑”之祸，对儒家经学造成了致命打击。
党锢之祸的发生，也与朝政腐败及广大儒生对弊政的尖锐抨击有关。“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汉代儒术独尊，经学繁荣，社会上儒生激增。他们手捧经书，志行高洁，自以为“修大道”“有经艺之本”“道胜于事”，看不起文吏和官场腐败。与儒生们怀才不遇的心情和对官场的激烈批评相反，文吏们却看不起这帮在野知识分子，把他们看成一帮死守章句、不晓事理的废物。
王充说：“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儒生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循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也。”“儒生学大义，以道事将，不可则止，有大臣之志，以经勉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
儒生与文吏的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上宦官外戚专权和政局腐败，使儒家知识分子与朝廷的矛盾更为尖锐：“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帮儒生们博通坟籍，持志清高，“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不能为宦官、外戚和皇帝所容，最终被他们一网打尽。
党锢之祸后，儒家经学力量元气大伤，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遭受党锢之祸的经学大师郑玄隐居不出以避祸，同时开始了两汉经学的总结整理工作。郑玄之后，儒学的主流表现出明显的清谈倾向，预示着两汉经学开始向魏晋玄学转化。
郑玄（公元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出身于没落封建士大夫家庭。身长八尺有余，美目秀眉，尤喜饮酒，年青时做过乡啬夫（掌管听讼、征收赋税的小吏）。家境贫寒，却不愿为吏，一心向往师儒之道。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熟悉了今文经学；后来又随东郡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经学基础。在此期间，他还往来南北游学十余年。“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在此基础上，他又西行入关，以扶风经学家马融为师。
马融（公元79—166年）乃马太后（明帝皇后）侄子，贵族地位增强了他作为经师的声望，当时有门徒四百多人，优秀者五十余人。他只对少数高材生面授，然后由这些学生转相传授。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却未得见其一面，只是通过他的学生学习其经说。后来，马融召集门徒讨论图纬，听说郑玄擅长历算才召见了他。郑玄终于有机会请教了自己在治学中遇到的问题。请教完毕，郑玄告辞回乡，马融这才发现郑玄是个人才，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回乡时已四十多岁，由于家境贫困，他一边躬耕田里，一边授徒东莱，从学弟子成百上千。以他的学识和名望，本来可以出仕为官；但由于党锢之祸，被禁锢十四年之久，不许做官。于是专心著述，隐修经业，闭门不出，学问大进。
当时，任城经学家何休独好《春秋公羊传》，曾用十七年时间写成《春秋公羊解诂》，有较大影响。他还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三文，认为《春秋》三传中只有《公羊传》义理深远，而《左传》和《穀梁传》则不值得研究。针对何休的文章，郑玄分别写了《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三文予以驳斥。何休读了郑玄的文章后，叹服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汉灵帝末年，党锢禁解，大将军何进钦慕郑玄的学问和名望，请他去做官，他不肯去，后来被迫见面，住了一宿便告辞了。后来，北海相孔融对郑玄很敬佩，指令高密县令为他特立一乡，称“郑公乡”，并号称他的家门为“通德门”。董卓迁都长安时，亦曾推举郑玄为相，大将军袁绍也推荐他为左中郎将，都没有就职。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会战，袁绍的儿子袁谭强迫郑玄随军而行，遂于六月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郑玄一生博览群经，尤擅训诂，以古文经学立场遍注群经，同时兼采今文经学的观点，择善而从，创立了融今古文经学为一体的新经学——郑学。具体来说，郑玄注《易》用费氏古文，注《尚书》兼采今古文，笺《诗》以《毛诗》为主而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注《仪礼》并存今古文，注《论语》以《鲁论》为主而参考《齐论》和《古论》，注《孝经》则多从今文说。郑学的这些特点，逐渐泯灭了今古文经学的界限，使两汉以来的经学出现了一个小统一的局面。郑玄的经注推出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逐渐不为人们遵信，学者们转而崇尚郑学，郑学因而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