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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仲舒与儒学国学化
西汉时期，儒家子学经过众多儒者特别是董仲舒的综合创新，逐渐发展为一种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适应了大汉帝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跃升为官方哲学，成为中国封建帝国的国学和国教。后来，儒家学说几经变化，但儒家经学的国教地位始终未变。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西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广川镇）人，出身于田连阡陌、牛羊成群的大地主家庭。他刻苦好学，悉心研究《公羊春秋》，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尊其为师。汉景帝时举为博士，下帷讲诵，新受弟子多由先进弟子授业，难得见其一面。班固称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武帝即位后，举贤良文学之士数百，董仲舒以贤良对策，颇合天子意，乃为江都相，事易王。
江都易王是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董仲舒以礼仪匡正之，颇受敬重。有一次，易王说：“越王勾践与泄庸、文种、范蠡三位大臣共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朝有三位仁者，我也以为越国有三位仁者。齐桓公决疑于管仲，我则决疑于您。”董仲舒说：“臣愚，不足以奉大对。据说鲁君曾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说：‘不可。’柳下惠回家之后忧虑地说：‘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柳下惠遇到鲁君问他伐讨之事就感到羞辱，更何况勾践之徒设诈以伐吴呢？由此看来，越国没有一个仁者。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所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因为五霸是先诈力而后仁义的。春秋五霸只是为诈而已，所以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霸比于其他诸侯为贤，若比于三王，就像武夫和美玉的差别一样。”易王连连称善。易王以桓公自比，非分之想溢于言表，董仲舒巧妙借喻，既批评了易王的骄横之心，又给他讲了儒家仁学的道理，遂令易王无话可说。
董仲舒一生为人廉直，多遭嫉妒。当时有公孙弘者亦治《春秋》，却不及董仲舒。公孙弘通晓世故，行事圆滑，位至公卿。董仲舒以为他阿谀逢迎，遂遭嫉恨。汉武帝的另一位哥哥胶西王比易王更为骄横纵恣，残害官吏无数。公孙弘却对皇帝说：“唯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其实是想借刀杀人。可是，胶西王久闻董仲舒乃当朝大儒，对他很友善。虽然如此，董仲舒还是担心时间久了难免会出岔子，乃称病辞职。
董仲舒一生“凡相两国，辄事矫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归家之后，他不问生产，专事撰述。所著之书，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计一百二十三篇。说《春秋》事得失，以《闻举》《玉杯》《蕃露》等十余万言传于后世，皆采当世以施朝廷者而成篇。朝廷如有大议，常派使者就其家以问之，所对皆有明法。刘向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认为，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之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尚不及子游和子夏。刘氏父子的不同评价，表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学派分歧。
汉初统治者用黄老之学修养生息，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开明盛世，所谓“文景之治”。可是，这也造就了各诸侯王的割据势力，对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造成危险。武帝即位后，不得不考虑利用儒家学说加强统治，遂举贤良文学之士一百多人，策问古今治国之道。他说：“朕有幸继承先帝的至尊美德，希望传之无穷，任大而守重，夙夜无暇于康宁，所以广延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各位夫子卓然为贤良之首，朕深表赞赏。请诸位先生大夫精心致思，科别条呈，无所隐晦，朕将亲览焉。”
面对皇帝的感召，诸贤良竞相献策，而董仲舒独得天子之心。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武帝览此对策，大异其才，第二次策问道：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立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悌，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未得其真。请诸位先生大夫悉对于篇，明其指略，以称朕意。
董仲舒对策道：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高明光大，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投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
武帝阅后，更欲明其详细，乃第三次策问道：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凡盛衰与治乱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请详呈其究，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董仲舒对策道：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礼立义以导之。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舜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而与民争利，民安能如之哉！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通过以上三策，董仲舒初步建立起天人感应的新儒学体系，适应了封建帝国的需要，遂使儒术定于一尊，成为汉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班固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王充说：“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欧阳修说：“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皮锡瑞说：“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朱子称仲舒为醇儒，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从汉代至唐宋元明清诸朝代，董仲舒一直受到中国封建帝王们的推崇。
天人感应是秦汉时期流行的宗教观念，认为自然界有人格，会对人的行为作出喜怒哀乐等情绪性反应，董仲舒把它发展为系统的神学目的论。他认为，人是天造的，是天的子孙，结构性情与之相似，互相感应，必须特别小心。“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
首先，董仲舒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构性，提出人副天数说。他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独能仁义，独能与天地相偶。“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这种物质上的同构和相似只是表面现象，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阴阳五行之气的一致性：“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同时，“天之大数毕于十旬”，“十者，天数之所止也”，农作物的生长收获约十个月，人也有十月怀胎；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每季三月，人每肢三节，“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刚好合于十二个月，所以“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
其次，董仲舒以大量经验观察为依据，论证了同类相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他说：“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固以类相召也。”又说：“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总之，万物之相类似者，皆相感而互动，人与天是同类，人身之数与天地之数相副，所以天人之间也是交相感而互相动的，于人事之变可推见天道之变，于天道之变化亦可推论人事之变迁。
最后，董仲舒把天人感应论运用于治国理政，就是灾异谴告说。董仲舒认为，国家治理得好坏，可以根据自然现象来观察。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人民安乐，自然界会出现像“凤凰来集，麒麟来游”之类的祥瑞；国家无道，政治昏暗，民不聊生，则会出现水火旱涝等灾害。“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当义而出，如寒暑之必当其时乃发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为政者要随时观察自然界的变化，作出妥善应对。“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是由于徭役繁多，赋税太重，百姓离散所致，应该用“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的办法来解决。“火有变，冬温夏寒”，是由于君主不明，善人不赏，恶人不黜，庸人在位，贤士不举的缘故，应该用“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的办法来解决。“土有变，大风至，五谷伤”，则说明君主不信用仁义贤士，不敬父兄，淫荡无度，宫室美盛，解决的办法是“省宫室，去雕文，举孝悌，恤黎元”。
以上是通过政策和行政办法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于求雨、止雨之类的事情，则可用其他的办法解决。董仲舒认为：“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四时皆以水日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在求雨之日，要开阴闭阳，“禁男子无得行入市”，“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在他看来，“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而止雨之法，则要“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行入市”。董仲舒免除自然灾害的方法，完全是以天人感应、同类相动的理论为依据的。
班固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从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可是有一次，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里用天人感应论和阴阳五行说推说其意，草成文章，被来访的中大夫主父偃看见，窃其书而上奏皇帝。汉武帝读后大为震怒，把董仲舒下吏入狱，判处死刑。后来，经其弟子们百般请求，董仲舒才得以免死，从此再也不敢妄言灾异。
董仲舒继承发扬孔子关于天道生生、仁德流行的思想，把天看成万物的本原，并从天意之仁引出人间治道。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义立礼以导之。”天意是仁爱的，圣人法天以治万民，行王道以施仁义，制礼作乐以明教化，则天下太平，万物和畅，德润四海而人民安乐，这是万古不变的常道。
他进一步说：“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承天意以顺天命，明教化以成善性，正法度以防人欲，这就是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首先，“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其次，“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再次，“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清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
把三纲具体化，就是五常。“《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具体来说：（1）“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2）“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3）“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4）“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5）“著其情，所以为信也。”“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综上所述，“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三纲五常是圣人效法天意而设立的治国之道，是万古不变的王道纲领，是判断天下有道与无道的基本标准，行之者是王道，废之者是霸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凡是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王道，其王者之所作，只是“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董仲舒的这些理论，把儒家的王道政治和德政思想神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