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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学之兴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子学，因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而遭到各国统治者排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儒家学说更因其厚古薄今、非议朝政而遭受“焚坑”之祸。秦汉之际，代秦而起的刘邦厌恶儒者，甚至解下来访儒生之冠以“溲溺”。汉朝建立后，一些儒者顺势而为，对儒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封建王朝，使儒家经学成为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新国学。
西汉初年，由于叔孙通、张苍等大儒积极为汉朝制礼作乐，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后来，由于汉景帝的宽容，朝野的儒学势力逐渐抬头。他们广收徒众，口授心传，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了传习“五经”的风气。至武帝即位，由于更化改制的需要，再加上董仲舒等大儒的积极努力，遂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置五经博士。于是，经学崛起，儒学进入第二个阶段。
按照儒学传统，儒学就是经学。“经”字最早见于周代的铜器铭文，乃经维、经营之意。墨家最早用“经”来称墨子之教，《墨子》中有《经》和《经说》等体裁，前者是一个论纲，后者是对该论纲的解释或用故事所作的说明。《庄子·天运》始将儒家之书称为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作为儒家书名的“经”，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常”，意为恒常不变之道。皮锡瑞说，孔子删定六经时，“以其道可常行，正名为经”。孔广森说，六经大义若日月经天，所以称经。段注《说文解字》云：“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这些解释都是汉儒的观念，乃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国教化之后的产物。所谓经学，在汉代是治国之术，后来指“经世之学”，是阐释儒家经典的学术。
儒家经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儒家所传之书。并非所有的儒家著作都可称为经，只有那些被中国封建王朝法定的儒家书籍才可称为经。儒经的数量历代多有变化。
儒家的经书最初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下》谓“六经”的性质：“《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是说，《诗》表达思想感情，《书》记述历史事实，《礼》讲周旋应对和进退揖让，《乐》讲声乐和谐，《易》讲阴阳变化，《春秋》讲君臣上下之道。司马迁称“六经”为“六艺”，说它们是统一的治国之道：“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说，以不同的经典治国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对经典的把握必须恰到好处。汉代以降，文献屡见六艺或六经之名，实际上只见五经，不见《乐》经。今文经学家认为，古代本无乐经，《乐》的内容包含在《诗》和《礼》中，实际上只有五经。古文经学家认为，古代实有《乐》经，因秦火而亡。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到了东汉，又增加了《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到了唐代，统治者以“九经”取士，这九经是《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礼三传，其实只是《礼》《春秋》二经的细称。唐文宗大和年间，刻十二经，“立石国学”，在九经之外又加了《论语》《孝经》和《尔雅》三经。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抬高《孟子》的地位，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相配，合称“四书”。十二经加上《孟子》，就成了十三经，儒家的经书至此便基本固定下来了。
司马迁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孟学重诗书，荀学重礼乐。诗书之学重情，礼乐之学重法。荀学重礼，礼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法。所以，荀子没有培养出著名的儒家人物，却培养出两位著名的大法家——李斯和韩非。
李斯与韩非俱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黄老，认为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乃作《孤愤》《五蠹》以非之。秦始皇读后喟然而叹：“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急攻韩国，韩王被迫遣韩非使秦，秦王大悦。秦王欲重用韩非，李斯进谗言，将韩非害死。李斯为楚国上蔡人，少年时为郡小吏，每见舍厕中老鼠觅食不洁之物而担心被人犬所害，常怀惊恐之心；后观仓中之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而无人犬之忧，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既成，以为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向入秦，便对荀子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李斯入秦，辅成帝业，作了丞相，成为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创立者。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有博士七十人前来祝寿。酒至半酣，有大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很高兴。儒者淳于越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此言令李斯很不高兴，便说：“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肯其言，遂致“焚书”之祸。
第二年，侯生、卢生等儒生相与而谋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侯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相约逃亡而去。
秦始皇得知两位儒生逃走，乃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注：数年前，始皇曾派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狱吏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针对这一情况，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此言不仅未能说动秦始皇，反而令他大为恼火，一怒之下，就把扶苏发配到上郡去了。
秦始皇和李斯以法家思想治天下，造成了儒家历史上最大的惨案。不久，秦王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覆灭了。汉儒认为，秦王朝的灭亡，主要是“仁义不施”造成的。
代秦而治的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起家于小吏的农民领袖，其人性格粗豪，向来不喜文人。史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虽然如此，仍有不少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的儒生，通过各种方式投靠到刘邦门下。高阳郦食其就是一位较早投靠刘邦的儒生。郦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谓之狂生。及陈胜、项梁起义，诸将过高阳者不少，但他一个都看不上，乃深自藏匿，不愿投靠。后闻刘邦将兵略地陈留之郊，乃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刘邦到了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去见，刘邦倨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见状，长揖而不拜，道：“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道：“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乃辍洗，起摄衣，请郦生坐上首，并表示感谢。郦生乃大讲六国纵横之道，成为刘邦的得力助手。
汉王朝建立后，仍有不少儒生借各种机会向刘邦宣传自己的主张。其中，陆贾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一有机会便向刘邦介绍《诗》《书》等儒家经典和儒家为人处世及治国平天下之道。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虽不高兴，却面带惭色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受命著书，粗述存亡之征，凡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除陆贾之外，贾谊对儒学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他着重继承和发展孟子的民本思想，从儒家立场对秦亡的教训作了总结。他认为，秦始皇“鞭笞天下”，秦二世“重以无道”，弄得“百姓怨而海内叛”，最终导致了陈胜和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冲垮了秦王朝的统治。他指出：“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有道与无道，在于是否得民。“民者，万世之本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国家的一切皆以民为转移。“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告诫统治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贾谊的民本思想或许太激烈，遭受谗害，贬谪长沙。后来虽蒙汉文帝召见，却仅问“鬼神之本”。唐代诗人李商隐作《贾生》诗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批评统治者不懂得任用人才。
儒家的思想学说在汉初不受重视，但其礼仪制度却被统治者所接受，并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功劳多半要归功于叔孙通，司马迁称他为“汉家儒宗”。
叔孙通本是秦朝的文学博士，善于审时度势。陈胜起义时，秦二世召集咸阳的博士儒生三十余人询问对策，他们回答：“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但忠言逆耳，二世大怒。叔孙通见状，乃说：“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一为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乃复问诸生，言反者下吏，言盗者罢之。遂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套，拜为博士。
叔孙通回到家中，诸生道：“先生何言之谀也？”叔孙通说：“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原来，他是为了顺利逃脱而随机应变。不久，他便乘机逃秦入薛，投奔了项梁。后来，项梁战死，他又跟随楚怀王。怀王作义帝迁往长沙后，他留下来服事项王。后来，刘邦攻破彭城，他又跟随了汉军。叔孙通先后十几次易主，实际上是在选择可事之君。
叔孙通初次见刘邦时身着儒服，刘邦很不高兴。叔孙通便卸去儒服，改穿短衣，打扮成楚人模样。刘邦是楚人，所以很喜欢他。跟随叔孙通投汉的弟子有一百多人，但他只向刘邦推荐一些乡间游民和强盗，而不推荐自己的弟子。对此，弟子们很有意见，他却说：“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后来，战争平息，刘邦取得了天下。群臣们都是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兄弟，整日饮酒狂欢，争功论赏，大声喊叫，挥剑击柱，甚至打架斗殴，闹得宫廷一片混乱，刘邦对此颇为头疼。叔孙通看到时机成熟，便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却有些迟疑，问：“得无难乎？”叔孙通说：“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刘邦勉强同意。
叔孙通乃召集鲁地的儒学专家三十多人，加上在朝中任职的儒者和自己的门生，总计一百多人，分别扮演王公大臣及卫兵、司礼等官员，每天演习上殿朝拜和奏对、庆贺等各种礼仪，然后请高祖亲自检阅。刘邦看后表示满意，遂令大臣们跟随儒生们演练，直到学会为止。
这时，适逢长乐宫新竣，新年来临，汉高祖决定在长乐宫按新制礼仪举行新年庆典。这天，诸侯和群臣们很早就来到长乐宫外，由司礼官主持，按官阶职务依次谒见皇帝，皇帝接见后再赐酒宴。其间一举一动皆有司仪引导，并有执法官监督，整个朝堂庄严肃穆，没有喧哗失礼者。刘邦看到那些昔日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将军们一个个温顺非常，高兴得心花怒放。
仪式一结束，刘邦就情不自禁地对叔孙通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遂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说：“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刘邦乘兴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叔孙通不仅因儒学受到重用，连他的弟子和儒生们也得到了官职。叔孙通又把皇帝赐他的五百斤黄金分给弟子，弟子们佩服地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后来，刘邦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说：“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刘邦无奈地说：“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刘邦遂无易太子之意。
刘邦死后，惠帝即位，对叔孙通说：“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遂徙为太常，制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通为太常所论著。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往来交通之便，修复道。刚修了一半，叔孙通就说：“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大惧，乃道：“急坏之！”叔孙通却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惠帝乃诏有司立原庙。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通说：“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献果之礼由此而兴。
司马迁云：“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拙，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大兴儒学的时机终于来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及敢谏之士百余人，策问古今治道。这是汉初实行黄老政治以来，封建皇帝向群儒征求统治思想的重大举措，表明汉代统治者从仅仅接受儒家的礼仪制度到进而考虑利用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加强封建统治的态度转变。广川儒生董仲舒以深厚的儒学修养起而应对，献“天人三策”，系统阐述了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理论，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需要，为儒家学说争得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崇高地位，使儒家经学成为汉王朝的国家哲学。
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陈述了《春秋》大义及其天人学说，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颇为赞赏，命其为江都相。会稽严助亦以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也上奏说：“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武帝可其奏。公元前136年，朝置五经博士，儒学遂为新国学。汉武帝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齐人公孙弘对策，乃擢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过程。从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春秋公羊学成为封建帝国的正统思想，其他各家思想成为异端，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