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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二〇〇二年在台北文化局，曾经与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同台文学讲座，有听众提问朱天心，为什么在她的写作中，故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几乎难以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朱天心的回答是，好比古代寓言中的刻舟求剑，她一直等待在她的刻度上遇到一个故事。我就用这句成语作为我的题目，来谈对朱天心小说的印象。
我主要是以《古都》为描述的对象，在谈《古都》之前，先说一下《威尼斯之死》，算作引言。在《威尼斯之死》里，我看到一个写作者从一个空间移到另一个空间，寻找着能够让他从容写作的地方，就好像一个急着下蛋的母鸡，找着下蛋窝。他不知道这地方应该是怎样的，只知道这地方不是怎样的。他先是在旅居的威尼斯漫走，绕过那些著名的名胜，每一处名胜都已经在无数称颂中烂熟于心，要在匆匆中得一点新鲜的经验几乎无望，他用“践踏”两个字来形容威尼斯之行；接着是在本土东部的海滨隐居两年，时间且变得过奢，在这几近蛮荒的世界里，他的所得是写作一篇小说，却被慧眼窥见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投影。他回到台北，台北能够提供他思想与虚构的落脚地是不计其数的咖啡馆。第一个咖啡馆，突然涌现的“大哥大”（小说写于上世纪的一九九二年，“大哥大”开始风靡全球）打扰了他；第二家咖啡馆里，维多利亚式的装修把英国文学因素渗入了写作；第三家里上海籍遗老们的闲谈占领了他的故事舞台……最后他终于找到一家咖啡馆：没有特别的风格，或者说拥有太多的风格，于是互相抵消，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叫作“威尼斯”。事情又回到了威尼斯，写作终于在这四不像的“威尼斯”艰难跋涉下去，每一种元素都是名不符实，就是这种变形给予了他新鲜的假象。这是一个关于想象的难产的故事，用人们常说的“元小说”的叙述方式，不同的是没有故事，只有故事的故事，它描述了故事产生的困境，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经验空间都已被占有，就是说“被践踏”，而且层层叠叠，压在人类活动的考古层下，都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无从触及直接的原始的感受。故事的资源竭尽，刻舟求剑人将向何方？
就像方才说的，《威尼斯之死》是故事的故事，那么我将《古都》当作那个企图讲述的故事。我在《古都》里辨认着故事的面貌，我以为故事的形态应是日常的生活，是以人们的通识为讲述方式。我首先辨认出故事中的人物，那个人有时叫“你”，有时叫“我”；时间假定在写作的一九九六年，事情是那个“你”或者“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回忆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始的：“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于是，我们知道二十多年前的人和事都不复存在。大约和所有发展中的地区一样，个别性全湮灭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下，那种自然演变中细腻的过程，所留下的小小的日常状态的里程碑，涤荡而尽。历史如此疾速地前进，个人的记忆本来只是历史的局部，可现在反了过来，历史成为记忆的局部，周期之短促，令人目不暇接。然而，在这全球化大一统的主题底下，其实又隐匿着个别的情节，来自共同发展中的不同命运，这些命运改变着现代化整齐划一的外形，使之涣散了。比如“你”小时候在台北这东亚城市里的小小遭际，却在二十年后，猝然出现在地中海城市的开罗——一对意大利年轻夫妇带着馋嘴小孩买街边零食，“你”说：“原来他们迁徙到这儿来了。”“你”的回忆活动似乎也是生发在这两不相干的开罗行旅中。再比如，“你”坐在京都旅馆的餐间里，对着窗外的行人过客说一声：“回来啦。”而这个国家已经与你生长的地方断了往来，可是“你”或者“我”，却和闺中好友，移居美国的“A”相约在这国家的旧都见面。故事应当是在这里展开，“你”或者“我”来到京都，等待“A”来到，相聚和叙旧，回忆的活动将不再只是以思绪的方式呈现，而是具有了物质性的情节。等待“A”就好像等待戈多，无尽地延长着。不过，有了一个具体的等待对象，终究有了较为具体的细节，与“A”的往事历历再现，再说，等待本身也不失为一种情节。就在这等待中，“你”或者“我”流连在这异乡城市，然而，奇异的是，一些在故乡遗失的场景竟不期然而出现，就像在开罗看见的那一家三口。你们高中时穿着校服坐过的红砖道；年轻时流行过的歌曲；那些地方用“你”的话说，就好像“你已经过门不入好多回了，但它总是在那儿，真叫人放心”。“A”终于没有来，这种约定犹如约向虚空茫然，居住在地球两端的人，在第三地见面，听起来就很玄。没有等到“A”，却也不尽然失望，有意外的获得，“你”或者“我”对这城市的地貌和建制有了新发现；这样说吧，“若把台北古城当作皇居御所，那基隆河便是鸭川，剑潭山是东山，整个台北盆地在地理位置上便与京都相仿佛了”。这就像一个台北的拷贝，应该反过来说，台北就像京都的拷贝，只是蓝图尚存活着，而拷贝已经颓圮了。那拷贝却是以别样的方式颓圮着，就是说，在它之上覆盖着华丽的废墟——全东亚最大的五星级酒店、繁华的嘉年华广场、一家连一家的婚纱摄影楼、“麦当劳佐丹奴三商巧福尼采精品”、“温蒂7-11米雪儿服饰HANG-TEN”……都是新型的建筑材料所建成，在本土的生态上遍地开花，就好像在台湾最后一片湿地上建起重工业园区，出自谁的手？是流亡海外三十年后归来的反抗人士的手笔。开发与草创的日子尚在眼前，转瞬却成了古城，在南方溽热的气候中，兴衰的周期难道就该如此急促？在小说进行的同时，有一条以不同字体时断时续呈现的叙写，到了终结时候，最后的一句，回到同一的字体，进入正文，陡然揭开了谜底，出自东晋《桃花源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那一句。
这才是真正的缘由吧，孤绝之地的命运。《威尼斯之死》里难产的蛋这时候终于分娩了，是一枚思想的蛋。过于沉重和急切的叙述欲望，使故事的蛋壳变得薄瘠。情节只在单纯的等待和等待不来之间，游走和遐想，人物戴着面具，只是思绪的化身，没有姓名，没有性格，没有达成关系，因而没有事件发生。只有存在的焦虑、疑惑、检讨、无奈，情绪呈现出戏剧的紧张度，可是依然被更强大的思想控制住了，那是强大到对历史作出判断，承担使命，连思绪这样自由的载体都无法演绎出形象和角色来。文字和结构兜也兜不住，将本来就脆弱的情节的壳撑变了形。在朱天心，现实迫人，危机重重，每一个现象底下都有着无限深的历史渊源，现象显得过于肤浅，不够用的。尤为糟糕的是，在这现象越积越厚的时代，我们怎样去辨别什么才是原始的第一手的现象？小说的织体是现象，现在，我们面对的现象发生问题了，用什么去编织你，我们的小说？在朱天心的刻度之下，是满涨的水，几乎漫出河床，激流涌动，舟船没有一息的停留，与水中剑相逢，只能求之偶遇。难免的，她多少会有故事虚无主义的观念。小说里的故事是模拟生活的现实，现实是有限的，因它多是由普通人创造，而知识和思想却无穷无尽，生生不止，远远超出现实可能提供的方式，可是，没有现实所制造的庸常的躯壳，思想无以寄身。这就像灵魂和肉身的关系，没有肉身，灵魂寄予何处？没有灵魂，肉身又是一具行尸。朱天心小说就很像是一场较劲，看谁能较过谁，这场较劲终是会留下踪迹，这大约就是朱天心的新小说。
提纲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四日 上海
成稿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