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战国及秦汉时期的礼器变化

导言

本文将讨论礼器在用途上的变化。我的主要观点是：曾在仪式典礼中占据重要地位达千年以上的青铜礼器，在战国晚期及秦汉时期的墓葬中已不再担任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作为补充，漆器被加入到礼器当中。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礼器的“现代化”。取代那些古代的器型，该时期在仪式中最常使用的食器和酒器似乎多是日常饮宴中出现的新型器物。文中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墓葬。因此，我将描述的战国至秦汉的礼器变化，似乎是一些重要变化的产物。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礼仪准备过程和表现形式中，也反映在人们对冥世生活的理解和认知上。

“礼器”一词在这里指代在仪式（例如葬礼、墓中的祭祀和为祖先所举行的祭宴等）中用于盛放食物和酒的容器。在商代至周代早期（至少到公元前771年），礼器可能与高级贵族在普通宴会上使用的饮食器皿类似。这些古老的饮食器皿是后世众多的铜器或陶器的原型。虽然未经证实，但人们也普遍认为鼎、壶、豆和敦等与古代礼器一脉相承的器物同样属于礼器。毋庸置疑，其中许多的器型的确属于礼器，但可能并不是全部。另外，也有以青铜制成的新式器物，但它们不一定是为祭祖礼仪而制造的。而且一直以来，人们可能也会使用其他材料制成的器物作为礼器——譬如高温烧制的陶瓷器或漆器。因此，器型或材质，都不是判断一个容器是否属于礼器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即使存在着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学者们对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的礼器定义仍有着合乎情理的共识。

目前较少被考虑的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发生的变化。青铜器的优势地位自此结束。 我的观点是，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通常被认为是日用品的容器已开始被应用到礼仪活动中了。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是否能够将礼器与一般的日常器皿区分开来。

现代考古学家经常在考古报告中把礼器与日常器物区别对待、分开讨论，就像下文将会谈到的曾侯乙墓报告一样。例如，青铜器和玉璧被视作礼器，但漆耳杯和漆案却被描述成日常器具。很难说这种现代的分类正确地反映了过去的分类方式。当然这类划分在过去的确存在，但过去的分类方式也有可能比我们现在采用的更为复杂且更具变通性。我们从湖北荆门包山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墓葬中发现的陪葬品遣册中可以得知，一些木制容器也被用于仪礼中。 因此，即使将沿用了商代及周代早期青铜器器型的容器视为礼器是正确的，也不能排除其他类型的器物被用于典礼和仪式的可能性。在稍后的讨论中，我会更多地依赖于墓室中器物的位置，而非其器型，来确定哪些器物属于礼器。

众所周知，至少从周代早期（公元前1000年）开始，更有可能是从商代晚期（公元前1200—前1050年）开始，一些高火候的陶器和漆器似乎就与青铜礼器配合使用。因此，人们使用漆器的做法并不奇怪。从周代晚期到汉代的主要变化是，漆器比青铜器更具主导地位，而且人们在更多的情况下使用的是新式的器型而非较早的传统样式。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漆器类型是用于饮食的耳杯，还有被称作“樽”的三足酒器。这种器物通常与长柄勺一起出现，并被放置在案几之上。这三者形成了一个组合。 换言之，它们通常被一起使用。其他类型的器物也可以加入其中，包括被称为“卮”的无足小圆柱状器皿。 所有这些器物都有可能用陶土制成，并施彩使其看起来更像漆器。我们会在本文结尾处讨论一些精美的替代品。鼎和壶既可以是漆器也可以是彩绘陶器。这就把两组分别代表古老传统和新兴潮流的器物，带到了同一个视觉和审美模式之下。 当原本用青铜制成的传统的鼎，转而以漆绘陶器或完全的漆器制成时，很明显它就不再是一件炊器了。 毕竟，漆器是不能放置于火上的。正如我以下的讨论，鼎在汉代以前已不再是流行的炊具，它已基本上被便于放置炉上的圜底器皿所取代。

我会在对轪侯夫人墓的评论中详细说明汉代初期所使用的系列器物。轪侯夫人在公元前168年左右葬于湖南长沙附近。她墓中出土的实物以及那幅著名帛画上所绘的景象【图4－1】，都是鼎在该时期继续流行的证据。墓中出土有几件漆器，及其他被认为从商周青铜饮食器发展而来的古代礼器系列中的器皿，譬如壶。鼎和壶还出现在那幅著名帛画的下部，在墓主人所站平台之下的场景中。

这一场景与我所提出的解释尤其相关（参见图4－1）。人们对该场景的认识有不同的意见，我比较倾向于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和巫鸿的看法，认为帛画的这一部分表现出葬礼的场景。 中部的长榻可能存放轪侯夫人的遗体，因为其上覆盖的丝织物的图案与画中表现的轪侯夫人的穿着相似，并且此图案也可在墓中找到。该场景还描绘了跪拜于两侧的男性亲属。近景是鼎和壶，摆放于桌上的漆耳杯内放有筷子。其他小型的器皿被摆放在桌子的周围。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把这一场景解释为某种礼仪活动。因此，漆耳杯在这里属于礼器。

该墓棺椁内头箱中的器物则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组背景。 头箱被布置成房间的模样，因此轪侯夫人可以背靠屏风，以拐杖在左、靠手在右的姿势就座（参见图4－17）。另有五个乐俑、四个歌俑和四个舞俑负责娱乐墓主。这样的舞乐俑也可以在许多稍后汉墓中的壁画或石刻中找到（参见图4－4b）。供墓主使用的容器中包括一件漆鼎。在墓主座位之前，是一个大托盘，盘中放有五只盛放食物的小碟、一只盛酒用的耳杯、两只饮酒用的卮和一双筷子。这种安排表明，即便在葬仪中使用的器具和为墓主提供食物的餐具不完全一致，也是十分相似的。

以上的描述反映出沿用古代样式的特定礼器组合的消亡，同时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即鼎在以酒和食物为祭品的祭祀典礼中，可能不再具有重要的地位。漆器，特别是耳杯，在这个阶段明显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且，这些漆器和日常用于饮食的器皿并无太大的差别。

本文开头提及的漆器被大量地表现在汉墓中的壁画和画像石上。并且漆器实物或仿漆陶器也很常见。然而，较之对人物及一系列相关活动的描绘，对这些物质遗存的阐释要困难得多。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表现漆器在仪式或典礼场合中使用的进一步描述。我在这里将会引用两个来自东汉的稍晚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于著名的沂南汉墓。前室画像所反映的场景被认为表现了若干仪式场景，可能是葬礼的场面，或者是死者亲友向其祭拜的情景。 前室西墙上的画面刻画出站、跪人像各三排，他们都屈身面向手捧托盘的一人【图4－2】。在最左边的是两张摆放着耳杯的矮桌。这个画面的前景是一件漆樽和两件漆壶。学者们对该场景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似乎又都存在着大致相同的认识，那就是画面中的人物在葬礼中或葬礼以后的其他仪式中向死者致以敬意和缅怀。因此，耳杯在这里也属于礼仪场景的一部分。

第二个有明确礼仪性质的例子表现了一名男子在坟丘前跪拜的情景【图4－3】。在他和坟丘之间为摆放着器皿的方案或垫子，离观者稍远的，是一只耳杯和一件形似提梁平底樽的器物。这个来自山东嘉祥画像石上的例子，虽然不如前例明显，但同样表明了漆器作为礼器的用途。

墓葬中的不少场景也都表现了耳杯、樽、长柄勺和案几这一套器物。我们看到三种非常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具有高度的仪式性，虽然可能是与死者无关的仪式。这种情况可以在山东和江苏找到。山东诸城汉墓中的画像石描绘了墓主人落座于屋中，身后置有一架三面屏风【图4－4a】。画中的主要人物，即墓主，尺寸比其他人大得多，并且似乎正在接待在他面前躬身行礼的客人。屏风之后及两旁都是仆从。墓主右侧的仆人手捧包裹着的兵器； 其中一人还手持羽扇或蝇掸。七个戴冠并持笏的人跪在房檐下的平台上。冠和笏都是身份等级的标志。在建筑物之外，有仪仗人员左右两排排开：外侧的手持旗帜；内侧则高举斧或戟。仪仗队伍的中间，还刻画了两个人物，一个较大，另一个却小得多，他们呈跪姿面向墓主，头上同样戴冠，手上持笏并指向前方。还有四个同样戴冠持笏的人处于夹道的仪仗队列之外，两立两跪。他们的仆从似乎跟随在其身后。在前面的建筑中还坐着另一些人，似乎是在等待上前敬拜墓主。学者通常认为这一场景描绘了下级官员拜访官阶较高的墓主并呈上名谒的情景。因此，这可能是典礼性或仪式性的场合。承鲁惟一（Michael Loewe）指示，尹湾地区出土了为这类礼节性拜访而准备的文书。

此场景中最基本的元素是摆放成套耳杯的案几或祭坛。其后（从墓主的角度看）还附有樽和附带的长柄勺。这些器具明显是这种场合的基本要素。它们在这里的用法可能与沂南汉墓葬礼中的不尽相同，似乎是在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中发挥功用。山东安丘也有一个相关却并不相同的场景，类似的例子也发现于江苏的墓葬中。 可能在较早的时期，这些场合中使用的是青铜器而非漆器。

诸城汉墓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正式场合的例子。【图4－4b】描绘了宴会场景，前景中的乐师和表演者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客人位于画面后方和右侧，他们身边都放有盛着耳杯的托盘、樽、长柄勺及案几。 两排官员和持戟的仆人站在画面左侧，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在见证着某种刑罚的进行。这一场景可能描绘了职责与刑罚相关的官员的娱乐活动。

第三种描绘有漆器的墓室图像是以墓主饮宴为主题的。在沂南汉墓中，墓主夫妇被刻画在主室的画面中央。在画面中，这对夫妇的前方堆积着谷物，而他们的左侧是仆从备食的繁忙景象【图4－5】。耳杯、樽及长柄勺都被置于案几上。这不是一个十分隆重的宴会，更多的是表现墓主夫妇进食的情景。 人们似乎认为，只要子孙们在墓前献祭，墓主在冥世生活中便能享用到丰富的食物。 对于死去的先人如何获得这些食物，汉代人似乎并未给出单一的解释。他们也许认为，根据类比的特性，通过在祠堂中举行献祭，食物就会奇迹般地出现在墓中的饮食器皿中。又或者，祭品将填满于墓中的谷仓及其他储藏器皿中，确保食物可随时在炉上烹煮并以墓中提供的餐具盛放。人们也有可能同时接受这两种解释方式。在来自山东滕州的石刻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保证先人食物供给的另外一种方法。 刻有两只漆杯和一只盛有鱼的碟子的图像似乎提供了消耗不尽的食物。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墓主像日常一样进食；另一方面，如果食物需要依靠后代的献祭，墓主的用餐便具有了仪式的含义。

然而，鼎和壶并没有在上述我们所讨论的墓葬图像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我们知道它们在同时期也曾被使用。因此很有可能它们的重要性在这时期的礼仪中相对较低，让位于耳杯和筒形樽。换言之，鼎和壶可能仍然作为饮食器皿被使用（参见图4－2），但是，它们的地位似乎比墓主生前实际使用的器皿要低，因此也就被遗忘在墓室壁画的题材之外了。

墓主——受祭者或献祭者

各种类型的漆器和宴会的场景不过反映了墓中所提供的生活的一部分。从公元前2世纪初起，墓葬中就充满了模型、图像和各种实物，它们尽可能多地对应或提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汉王朝中，这些出现于墓中的对现实的映像被进一步完善。筵席和宴会、舞蹈和音乐、车马出行的画面，还有建筑和山水的景观，都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墓主生前生活的回顾。但汉墓中的相关文献却暗示着一个包括各种官员和神灵的死后世界的存在。如果冥世生活因此而被认为是不可忽略的，那么这些墓室图像似乎是想为墓主提供安稳优越的生活； 它们可能会实现每个人所追求的美好生活，这一点清楚地记载在山东苍山汉墓所出的铜镜铭文和独特的墓铭之上。 与世俗生活相关的谷仓、井、厕所和炉子也是必需的。 墓中大多数的物品都是为保证墓主可以享用食物而准备的。

但人们是否会认为墓主会像他们生前一样，向同样生活在冥世的先人祭祀呢？既然墓中生活被认为是对现世生活的复制，甚至是理想化，那么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向先人的献祭很可能也是墓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在人间所举行的献祭活动一样。而且，墓主在墓中所举行的对其先人的祭祀活动，很有可能采取的也是为其亲友举办宴会的形式。因此，汉墓中描绘的一些宴会的场景，也可能是墓主款待其先人的场合。

我们可以从公元9世纪时收录在《广异记》的故事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故事记载，一名男子无意中被与其逝世的岳母葬在一起。他的亲友们不久后意识到这个错误，将他从墓中救出。被救出的男子仍然活着，并向亲友们讲述了在墓中举行的一场丰盛的筵席。在这场筵席中，所有王氏家族死去的成员，都来迎接他们新到的亲人王夫人，也就是该名男子的岳母。 汉代以后，墓中的器皿是为墓主人接受食物并使其能在冥世为亲友举行筵席而准备的。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汉墓中的器皿是否也是为墓中的筵席——像王氏墓中举行的一样——而设的，但我们可以想象情形可能大致如此。

现在我们必须开始讨论更进一步的问题。战国及秦汉时期墓中的漆器、陶器和青铜器的作用，与商周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是否有所不同呢？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从精美青铜器到具有世俗风格的漆器的转变，仅仅是材质上的变化，还是涉及现世礼仪和死后观念的更广泛变革中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想到，当商王武丁的嫔妃妇好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被葬于安阳时，随葬的二百多件青铜器是否也会被她用于供奉祖先或从其后人那里接受祭飨？ 对此我们尚无定论。但林巳奈夫曾提出，由公元前4到前2世纪南方墓葬中的文书资料可知，墓主人似乎的确有在冥世举行与人间无异的整套礼仪仪式的意图。林巳奈夫并没有对此展开详细的讨论，但他指出，在公元前4世纪时，青铜器更多地被应用在这些仪式中，而在公元前2世纪，漆器的使用却更加普遍。

我们现在所知的是，无论在商周时期还是在汉代，生者对死者的供奉都同样重要。大量的祭品，包括整只的动物，被随葬于商王陵墓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更有甚者，对妇好墓的发掘发现了地面享殿的遗迹，在殿内很可能曾有祭典之类的活动举行。因此妇好墓内的器皿可能是用于接受或举行献祭的。用于献祭的商周青铜器和汉墓中漆器的最大的区别，并非在于墓主是否使用它们来接受和举行祭祀，而在于这两个时期中器皿在墓中的置放情形是非常不同的。

在商周时期直到公元前4世纪的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礼仪性的器物主宰了整个墓葬。而且在最高级的墓葬中，礼仪性的器物通常华丽精美。但是在汉墓中，现实生活被表现得更加全面，礼仪活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譬如，中山王刘胜（公元前154—前112年在位）和其配偶窦绾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下葬于河北满城，他们拥有复杂的多室墓，既包括礼仪性空间，也有私人空间，还有马厩和储藏室【图4－6】。 他们也拥有一些非常精致的器物，但却没有可以与为商周贵族阶层所制的礼器群在精致性和复杂性上相媲美的器物组合。

汉墓中表现的日常生活场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墓中图像和模型所反映的祭祀礼仪的变化上转移开来。事实上，在公元前3到前2世纪，祭祀礼仪似乎发生了四个重大变化：首先，流行的礼器从青铜器，尤其是古代造型的容器和钟的类型，变为当时盛行的漆食器（附带的还有新式的乐舞表演）；其次，墓葬中表现的重点从仪式典礼（还有战事和地位）转变为对生活各方面更全面的关注；第三，随葬品从贵重的器物——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转变为各种材质、种类也更多样的器物，而且其中饮食器不一定是最精美贵重的；最后，随葬品从实物转变为同时使用实物、模型和图像的组合——这一变化我们尚未讨论到。

我在本文中将只讨论这些变化的几个方面。我会把注意力放在实物器皿上。本文旨在说明，当青铜器类型越来越分化并且重要性逐渐降低的同时，漆器的数量增长，而且很有可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也有可能从一开始，漆器就有着与青铜器不同的功能。最后，本文会论及墓葬中对应于实物的图像的使用。这些问题都会根据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陪葬品来一一讨论。首先我会把汉代漆器的使用追溯至南方，譬如湖北，尤其还有之前楚国的传统。随后，我将会讨论汉代的情况。

东周及汉初的青铜器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的东迁导致了周人的传统被带入那些没有使用青铜器祭祀传统的地区，譬如北京附近，或之前青铜器影响力不大的地区，如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等。开始时，西周的礼器类型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公元前6至前5世纪，许多变化却悄然发生。 总体而言，这时期出现了新的并且不一定是用于仪式或祭祀的青铜器类。这些新式器物逐渐取代了一些传统礼器的地位。在经历了技术和装饰的高峰时期后，许多青铜器变得愈加单调乏味，重要性也不断下降。甚至有些青铜器为了和漆器或彩绘陶器相配，最初可能曾被施彩。

我们可以在公元前5到前3世纪的一些墓葬中看到这类变化。主要的例子来自南方，包括位于湖北随县的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曾侯乙墓（约公元前443年），位于河南信阳公元前4世纪的长台关楚墓，荆门包山2号墓，江陵望山1号墓，还有当阳赵家湖及江陵九店两处公元前5到前4世纪墓地中的墓葬，以及江陵雨台山公元前4世纪的楚墓和荆门马山公元前3世纪的楚墓。

在北方地区，我们还可以在太原251号墓和长治分水岭古墓群中发现与南方地区相似的变化过程。位于河北平山的中山王陵是一座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墓葬。而出土了全套青铜器的山东临淄商王墓地，则为我们提供了公元前3世纪晚期的例子。

我们可以把从公元前5世纪晚期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墓葬中青铜器使用的趋势归纳如下：

1．鼎和壶等主要的礼器一直存在，但其重要性却逐渐下降。这以非普遍的、但却在总体装饰上的简化为标志。这两种器型在汉代依然以青铜器、漆器或仿铜陶器的形式出现并被使用。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鼎和壶在周代晚期和汉代都被用于礼仪仪式中。

2．从公元前5至前3世纪，绝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礼器（青铜器或是仿铜陶器）仍在使用，尤其是簠、敦和盉等。但它们于公元前3世纪末开始衰落并且最终消亡于公元前2世纪。这类器皿因源自商周青铜器而在今天普遍被认为是礼器。

3．置于案几之上、名为“豆”的献祭用器皿仍然流行。在南方的墓葬中，它们更常以漆器而非铜器或陶器的形式出现。在某些阶段豆形的台架还被用作灯台。

4．新的青铜器型出现，如匜（通常器壁十分薄）、盒、被称作樽的有盖和细足的筒形容器（直径较小而无足的是卮）、 棱角分明的洗以及耳杯等等。所有这些新型器物都有相应的漆器【图4－7a】。 除器皿外，还有可能是为与漆器配套而制的装饰精美的器盖，但漆器可能已经腐朽。 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们要按照最初出现于漆器中的形制去制作青铜器。很多这样的新器物可能并非用于古代形式的礼仪。

5．在秦统治的区域内，蒜头壶和鍪特别盛行。 圜底的鍪可能是许多炊具的源头，具体讨论见下文。蒜头壶和鍪在公元前4到前3世纪开始被使用。 它们经常与漆器一同出现。人们在审视这些青铜器的作用时，却很少考虑到这一情况。

6．圜底器皿似乎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开始作为炊具被用于新式的炉灶上（因具有封闭式的火膛而更有效）。它还以青铜器的形式出现在高级墓葬中，譬如山东临淄商王战国墓【图4－7b】，还有后来的汉墓，如满城刘胜墓【图4－8】。 因此，技术上的重要变化令老式的炊具鼎退出了舞台。上文第5点提到，新式的圜底器皿似乎来自于鍪，这表明该变化可能是受到位于中国西部秦人统治区域传统的影响。

7．新类型的器物即使是以青铜铸成，看起来也不像与礼仪祭祀有直接联系，例如器物的支架（可能是鹿角）、薰炉、烤炉、灯具、各式长柄勺、融合了鸟造型的器物、铜镜，或许还有小巧的高足杯，桌子、案几、屏风等家具配件。 后者中有许多小件的雕刻品。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些青铜器起到了何种作用，但很明显它们并非标准的礼器。

这种趋势不断发展累积下来的影响，清楚地表现在西汉早期满城汉墓（公元前112年）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参见图4－8）。 在这里，似乎并没有青铜鼎的踪影（鼎状的青铜器似乎被做成了各式各样的灯具或暖炉）。壶的数量很多，但在缺乏其他青铜礼器的情况下，很难确定它们是否真的用于祭祀仪式。同时，薰炉在随葬品中非常引人注目，灯具更甚；并且青铜也被用于制造圜底的炊具、水器和大型的线条分明的洗，后者也在一些较早期的墓葬中出现，并且是以漆器的形式。这些器物和早期商周的成套器物完全不同。灯具的可观数量就已经说明，两个时期所重点关注的方面十分不同。似乎这些青铜器并不是主要的祭器或主要的宴会器皿。

如果我们审视满城汉墓中的出土物，我们会发现，比青铜器更像宴会器皿的反而是绘有色彩、貌似漆器的陶器【图4－9】。这些陶器中包括了鼎和壶，还有匜和卮等其他的器型。还包括了许多被绘成漆器模样的陶耳杯。这些器物组合可能用来祭祀墓主刘胜，也可能供他在死后宴请亲友或客人。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推断到公元前2世纪墓葬中已经不再使用传统的青铜祭器。尤其是青铜鼎，似乎已被完全摒弃。满城汉墓中的圜底器皿表明，古代中国传统的以三足器为主的烹饪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炉灶变得重要起来，而圜底的器皿能更好地放置在炉灶的凹陷处。但这些器皿似乎并没有像之前的鼎和甗那样被吸收进成套的祭祀礼器之中。因此，随着炊具的变化，即使鼎仍以漆器或被涂绘成漆器模样的陶器形式出现，它也只是传统的残留物而已。至于其他新出现的仪式性活动，它们可能与祭祀祖先或墓主无太多的直接联系，因此需要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青铜器皿，譬如薰炉。 的确，青铜器在此时可能不再和宴会礼仪紧密联系了。另一方面，漆器和绘有漆器纹样的陶器则似乎变得更加重要。

东周墓葬中的漆器

我将讨论漆器是如何逐渐获得中心地位的。在这部分的讨论中，我会特别关注耳杯、樽和碟。

我们已经意识到，漆器在战国时期对整个青铜器类型系统产生了特定影响。漆匜、漆盒和漆碟等器型都为青铜器所模仿；而青铜器中一些器类，譬如鼎和壶，则被制成漆器或外表类似漆器的彩绘陶器。许多专家注意到，这股追求漆器或仿漆器外表的潮流表明，漆器的地位相对于青铜器来说大大提高。 过去，学者会以技术的缺乏来解释青铜器纹饰铸造的衰落。器物表面装饰的变化，导致了可供涂绘图案的光滑器表的出现，但这可能是在礼仪性宴会习俗发生变化之后，漆器取得优势地位的征兆。

既然漆器越来越盛行，大量漆器进入上层社会的活动领域，包括各种典礼仪式，也就不足为奇了。之前我们已讨论过，这种现象也可以在马王堆的著名帛画场景中找到。我将会分析漆器如何分布于战国时期南方较大型墓葬的不同墓室中，从而探讨漆器相对于青铜器和其他器物的作用。我还将专门讨论耳杯。 这些复杂的墓葬中都有数个墓室，这使我们能够探讨仪式性用具和日常用具之间的不同，不过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由始至终我们的讨论都处于一个前提之下，即墓葬是根据各个墓室所设定的功能来准确布局并排列的。

1．约公元前433年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图4－10】。这个大型墓的四个墓室中，有两个是特别相关的。它们分别是举行仪式的大型中室（C）和放有内棺并被认为是曾侯乙私人房间的东室（E）。主要的青铜礼器和编钟被放置在中室。各种各样的漆杯，包括耳杯，也被置于此处；漆豆也是。同样被放在中室的还有一个装有案几和成套耳杯的箱子。除此之外，中室内还立有一个漆木制成的方形“祭台”或桌子。因此漆器同为仪式活动和日常宴会的重要用具。我们还不清楚谁会是墓主的客人：是神灵、冥世的亲友还是官员？在作为墓主私人房间的东室，同样有一些杯子和豆等漆器，还有案几或桌子。曾侯乙自用的食器似乎是金制的。在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带盖束腰金杯、一只带盖的金盏及配套的金漏匙。这些个人使用的餐具有可能是漆耳杯和附带长柄勺的樽的前身。把举行仪式的房间和墓主的房间（墓主也可能在此进食）分开，似乎是南方墓葬的一种模式。

2．公元前4世纪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图4－11】。六个墓室围绕着存放木棺的主室。作为最大的墓室，东室在用于储藏乐器的同时也可能用于举行典礼仪式。长台关1号墓并不像曾侯乙墓那样拥有大量青铜器，这也许是因为它曾经被盗。但仍有一件铜壶、一件经常被认作薰炉的镂孔奁形器，还有一面铜镜。紧临东室南部西侧的是厨房或制备室，这里发现有大量漆器，包括耳杯和案几。在最靠近西北部的墓室，出土了一张长榻，还配有靠枕和席子。这个以精细的木制品布置起来的墓室，被学者们推测为书房，但它有可能是像曾侯乙墓东室那样的私人房间。这个墓室还发现有各种铜、陶礼器。多年以来，这类器皿一直被认为是专用于典礼仪式中。但在长台关墓中，这些礼器却被放置于一个私人空间中而非仪式性的场合中。我们尚不清楚墓主为何要这样储藏这些礼器。如果这样的储藏方式不仅仅是为了方便，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早期例子，表明了墓主可在私人或家居的环境中接受祭品，而不一定要在仪式性的场合中。

3．公元前4—前3世纪的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图4－12】。在这座墓葬中，被认为是礼器的铜、陶器和大量漆器，特别是漆杯，一起被放置在东室中。另外，东室还出土有一个装着耳杯的大箱子，也许是为出行而准备。我们可以推断，礼器和日常食具再次被放置在一起只是为了节省空间的权宜之计。但是，以下涉及到等级较低的墓葬的讨论将表明，礼器和漆杯确实经常一起出现。 因此，所有这些器物可能都具有礼仪性功能。仆从木俑在这些墓室中也十分引人注目。

在比较简朴的墓葬中，空间的分隔更为普通。通常是一个较大的主室和一个耳室。主室中放置着礼乐器，而耳室则用于储藏被考古学者认定为日常器具的器物。

1．湖北望山1号墓【图4－13】。在此墓的边箱中发现了一件与包山楚墓出土物相似的酒具盒。同时还发现了车马具，这些器物很可能用于出行。铜、陶礼器都位于头箱中。但在同一区域的其他墓葬中，空间的分隔却没有这么清晰。在沙冢1号墓中【图4－14】，漆杯和一些青铜礼器一起被置于边箱中；其他的礼器则被置于头箱中。

2．湖北江陵雨台山354号墓【图4－15】。在这座公元前4世纪的墓葬中，头箱发现了一件镇墓兽、各种铜、陶礼器、漆豆和15件漆耳杯。在此阶段，漆耳杯已被明确包括在我们所认为的礼器类别中并且很有可能与其他礼器一同使用。

3．在公元前3世纪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其头箱中摆放着漆耳杯和铜耳杯、两件青铜鼎和一件汉代北方样式的铜提梁壶【图4－16】。正如杜德兰所指出的，这很可能是一组墓主使用的食具。 传统的礼器现在被置于边箱中。这种变化进一步提升了供死者使用的宴饮用具的地位，并且是对曾侯乙墓和长台关墓葬中情况的颠覆。

以上的论述是基于这些墓葬中空间的分隔，因此不同的椁室被看作代表了不同的房间。无论大型墓还是小型墓，似乎都可以清楚地分辨礼仪空间和墓主的私人空间。从公元前5—前3世纪，漆器可能出现在墓室的礼仪性空间中，并有可能被用作典礼仪式的一部分。 但很多漆器也会被放置在墓主的私人空间中，甚至是被布置成厨房的椁室中。所以墓葬中墓主的私人空间很有可能也包含礼器。

当宴饮器皿像马山1号墓那样被放置于头箱中时，很明显这些器物已经在墓中担任了主要的角色。和耳杯一起出现的是鼎和壶等青铜器。 杜德兰曾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鼎和壶不一定继续被当成礼器使用。然而，这种变化也可能是非常微妙的。杯、鼎和壶似乎只是成套宴饮用具中的一部分，因此也可能被视作日常用具。但既然宴饮是后世子孙为祭祀先人而举行的，那宴饮所用的器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礼器。同样的摆设出现在马王堆1号墓的头箱中，其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初【图4－17】。这似乎直接来源于马山墓的布局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在华南地区看到墓葬中着重点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本文关注的汉代晚期的情况相关。礼仪性空间中礼仪用具的中心地位被逐渐取代，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前2世纪的南方墓葬更加注重为墓主准备祭飨的空间。这些墓中备食的过程与日常生活的场景十分相像。漆器的使用是华南地区社会生活的特征，因此若要表现南方常见风格的正式宴会，漆器是必不可少的。

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华南地区呢？部分原因是由于该地区墓葬的保存状况较好，给我们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材料。然而，政治因素也令南方在总体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秦人经由四川迁徙到湖北。湖北和湖南的墓葬都表明，南方墓葬习俗以及随葬品对入侵者产生了影响。 而随着楚的势力在湖北的消亡，楚的统治者向东迁徙到今天的安徽和江苏。汉代的建立者刘邦正是从这一地区崛起的。而且，刘姓家族中有地位的成员也仍然留在此处，以诸侯王的身份统治着以今天徐州一带为中心的小封国。当汉人从其统治的广大区域里吸收各种器物风格和行为风俗时，来自楚的器物风格和习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在漆器器型的使用和类似于楚木俑的墓俑的使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汉墓的结构类似居室，拥有不同功能的房间，这也可能来源于南方。毫无疑问，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日常生活的强调，是南方墓葬自曾侯乙墓时期以来的重要特征（参见图4－10）。 而对现世日常生活的关注，在从使用具有上古特征的礼器到选取日常风格用具的转变中，似乎起了关键作用。

因此我们看到不止一个方面的、环环相扣的变化。首先，漆器和铜或陶制礼器被结合使用，此前也许一直如此。在湖北，由于增加了耳杯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杯、豆和碟，这一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青铜器的作用衰落，而且许多铜、陶礼器也被施彩为和漆器相配。在该过程中，它们所担任的角色也都发生了变化。再次，南方墓葬中出现了空间的分隔。在大型墓中，私人的空间被用于补充礼仪性空间。而且在墓主的私人空间中，除了放置我们所认为的礼器外，可能还有日常食具。从不同墓室中器具的摆放，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当时的观念：礼仪性的墓室是墓主向亲友或神灵供奉食物和乐舞的场所，而宴会则会在墓主的私人空间中举行。

从马山楚墓和马王堆汉墓的新式布局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3—前2世纪，为墓主宴饮而做的准备比起礼仪性的安排变得更加重要。但到了汉代，这两方面的差异即使存在也变得极少了。汉代的主要贡献是，它继承了南方的墓葬风格，并且使用多墓室的墓葬来全方位地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

汉代的漆器

上文已经提及，漆器类器物在湖北和湖南的楚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之前由楚控制的地区内的汉墓中也是如此。 漆器和仿漆陶器也被用于山东和江苏等华东地区。公元前2世纪的临淄金雀山汉墓，在以绘画精美的帛画而闻名的同时，也出土了置于案上的耳杯。 仿陶器则见于陕西和河南。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至少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汉墓中多配备成套的包括耳杯在内的食具和其他类型的漆器。而配套的可能还包括一些青铜器或模仿其器型的器物。

刘氏家族中王侯的高等级墓葬给予这种观点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些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漆器器型的特别强调。王侯墓中拥有外形源自漆耳杯或筒形樽和卮的玉器。 位于江苏省徐州狮子山的公元前2世纪的汉楚王墓中，出土了数件采用漆器器形的玉质容器，包括一件耳杯、一件高足杯、一件樽（或卮）、一件剖面为圆形的玉杯。 这是理解刘胜墓的一个重要背景。我们已讨论过的刘胜墓拥有两个主墓室，一个仪式性主室和一个私人起居室，同时在墓道的两边还各有一个储藏室，其墓室分隔方式反映出大型楚墓的某些特征（参见图4－6）。在刘胜墓的起居室里，发现了一只碟子和一只采用漆器器型的彩釉陶耳杯，在这里它们也许是作为玉器的替代品。 出土地点和材质，同时暗示出这些器物不凡的价值。它们替代了曾侯乙墓中的金器。除此之外，刘胜墓的中室中还拥有两具帷帐。虽然几乎没有漆器幸存下来，但在帷帐旁仍残留有漆杯耳部铜饰的痕迹。刘胜及其夫人窦绾的墓葬还出土了许多仿漆器的彩绘陶器，表明漆器具有绝对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对刘胜和窦绾的墓葬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因为我们缺乏像它们那样未经劫掠的高级墓葬。正是根据这样的墓葬，我们才有可能回答，用于供奉墓主的器皿和墓主在冥世向其祖先提供祭祀的器皿，是否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容器。既然所有的汉墓都试图按照墓主所属的社会阶层为其提供全套的冥世生活，我们难以想象墓中会没有供墓主祭祀其祖先的设备。既然墓主在生前会举行这些仪式，人们也会认为他们死后同样会履行相关的礼仪。但如同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稍晚的案例也证实了典礼仪式可能以宴会的方式举行。如果某些特别的器皿曾在死者生前用于祭祀祖先，那么它们很有可能也会被带进墓中，要么用于献祭仪式，要么用于宴饮。但我们似乎缺少证据说明它们是在类型或性质上有所差异的两套器物组合。因此在公元前3世纪似乎悄然出现了一个变化，它改变了用于祭典的器皿种类，而更倾向于采用日常器皿，主要是漆器或仿漆器的其他器皿。而且，为墓主所举行的宴会本身，似乎也比公元前5—前4世纪墓葬的礼仪性空间中所举行的祭仪更受重视。

图像

西汉的墓葬中通常放置各式的实物器皿，它们可以是漆器、陶器，或是玉器等材质更为精良的器物；而在东汉时期，壁画或画像石也被应用在墓中。山东沂南或诸城的画像石是最突出的例证（参见图4－2、4－3、4－4）。这些画像，相对于实物来说，更加非同寻常。至少从汉代使用的规模来看，对画像的采用是新的发明。

这类墓室壁画的起源和发展非常复杂，在此不可能进行全面讨论。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将其追溯到来自南方的较早的例子。对图像的使用是公元前5—前4世纪时南方墓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像东汉时的墓葬一样，南方的人们似乎认为这些图像能够在实质上提供其中所描绘的事物。因此，曾侯乙的棺木为其上所绘的持有武器的怪神所守护【图4－18】。这些神灵的画像看起来具有某种目的，而且该目的和图像中所表示的似乎是一致的，就是守护。这些图像可能是长沙马王堆轪侯夫人墓中帛画的前身【图4－19】。而这幅帛画也可能用于营造它本身所描绘的景象。

这幅帛画的内容备受争议。但正如稍晚的发现于沂南和诸城的图像一样（参见图4－4、4－5），它表现了墓主的形象。轪侯夫人位于中央，手拄拐杖。身后是其仆从，跪在她面前的似乎是男性亲属或子孙们。如果我们首先考虑人物的朝向，我们会留意到，这是一种东汉式场景的描述方式，只从侧面而非正面表现人物。画中的主要人物都以侧面表示，因此仆从和其他家族成员也是如此。郑岩曾经讨论过汉代绘画中从侧面到正面视角的变化。 这幅帛画的第二个特点是，轪侯夫人面前恭敬地跪着的人物类似于底部场景中表现的形象，有关这一点我们已在上文中提及（参见图4－1）。在底部场景中，轪侯夫人的男性亲属穿戴着类似上部场景中人物的冠和礼服。后者中的其中一人还手持着表明了职位或官阶的笏。

因此我认为，对墓主、正在行礼的亲属后代或所有相关人员着意描绘的做法，最晚始于公元前2世纪初。如果与棺木上的护卫（参见图4－18）作一个类比，我们会发现，帛画（参见图4－19）同样提供了它所刻画的情景，那就是轪侯夫人在她的世界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地位。并且，这种地位似乎能够确保她在冥世同样拥有后代或相关人士的尊敬。

假如这个关于墓主画像来源及其在冥世角色的初步设想是正确的，那么这类图画应该源自楚的传统。而漆器本身以及从使用古老青铜器型到选用新式器物进行献祭的转变也是一样的。

结论

因此，刻画在山东画像石上的器皿表明，对墓主献祭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些场景显示出从最初主要应用古老青铜器进行祭祀，到使用日常器皿的转变，后者通常采用漆器的器型，但有时鼎和壶等较古老的器形也被混合使用。而南方似乎在这种转变中对以上两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南方是一个漆器盛行的地区。其次，位于南方的墓葬陈设反映出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并不逊于对典礼和仪式的重视。来自南方的墓葬习俗似乎推动了人们在墓葬中表现日常生活内容的风气。

在幸存的已知遗迹中，日用食具占汉墓出土物的绝大部分，而且我们无法找到可以替代古代青铜器角色的其他器皿。根据这些非正面的证据，即使这一推断难免有所疏漏，我们也只能暂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墓中用于供奉墓主的日常饮宴用具，和现实生活中用于祭祀祖先的并无不同。换言之，无论在人间或是冥世，古代青铜器皿都已不再作为祭祀的正确用具。取而代之的是当时的日常食具，这一做法沿用至今。另外，我认为墓主对其祖先的祭祀采取了在冥世为亲友举行宴会的形式。

选择绘画或雕刻来取代对实物的使用，则可能是南方图像传统的另一贡献。在这一传统中，人们期待能凭借图像获得其所表现的结果。代替实物的图像得到了广泛使用，可能是因为它们似乎可以确保墓主能享用用之不竭的食物。对图像的使用使汉墓的布局安排进一步远离了源于商周的早期礼仪传统，这本身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

（陈谊　译） GxxTfq08VzYxDeNvCDfeVJvoY3UTmIpXxqHQjOx+xRpPYN33WUbSgIGKADVK32y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