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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描述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050—前771年）周人的青铜铸造中心与南方各省铸造中心之间的关系。
河南和陕西的礼器是用复杂的合范法铸造的，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没有以同样的形式采用过这种特定的技术。当中原以外地区，比如在中国南方的礼器铸造开始使用同样的技术时，这一技术肯定是转借而来的。在中国中南部和东南部都发现过复制中原形制的商代早期器物，但并未由此发展出一个持续不断的青铜铸造业。相反，中国南方对中原技术的接纳看来只发生于相当有限的几个时段内，而在介于中间的时段则对此失去了兴趣。
当中央与地方联系紧密时，礼器会得到精确的复制；而当联系中断时，南方就会偏离北方的做法，并制造出他们自己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器物来。有些时候，某些地区似乎完全放弃制造青铜容器。西周时期礼器上的变革，有助于确定中原与周边地区发生联系的时机。南方一些地区在礼仪变化之前仿制中原器物，后来则一直未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更紧密地跟随了中心区域所发生的变化。
本文将首先审视礼器变化的性质并确定其可能发生的时间，然后描述中国中南部和东南部对变化的不同反应。
要了解器物类型如何演变，最好是通过祭祀祖先的成套礼器。在此，一套器物可定义为某一家族或个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对祖先进行酒食祭祀时，所需要的一组反复出现的不同类型的器物。这一定义忽略了地位较高的个人为一套礼器带来的复杂性，例如商王武丁的妃子妇好，她的墓中就保存着远远超出上述定义的青铜器。
这里所讨论的西周中心区包括陕西、山西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河北和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墓葬群提供了成套器物的有用信息。在西周时期的任何阶段，中心区的墓葬似乎都葬有一系列标准的器物。这些墓里可能包括日用器，以及一些满足墓主死后所需的器物，以便他们能够继续献祭给祖先；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器物也许是丧葬仪式中使用器物的一部分。令人遗憾的是，在某些时期，尤其是西周晚期，发现的墓葬极少，我们只能从青铜器窖藏中出土的带有相同铸器者铭文的青铜器中搜集相关信息。
陕西泾阳高家堡一座墓葬出土的器物【图3－1】代表了西周早期的成套青铜器。
其中包括二鼎（残）、一对方座簋（一件残）、一甗、二爵、一觚（残）、一觯（残）、一圆尊、不成对的二卣、一盘和一盉。簋的方座和几件器物上装饰的盘龙纹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特色。下一阶段即西周中期的成套青铜器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一变化不是关于器物类型的，而是风格上的。装饰着鸟纹图案、器形圆滑的容器在该时期变得流行起来。陕西扶风齐家村19号墓出土的青铜器就属于这一时期，包括二鼎、二簋、二爵、一尊、一卣、一觯、一甗、一盘和一盉【图3－2】。
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器物都继承了晚商和西周早期的器型。
[3－1]
a、b．方座簋二（一件器座已残）；c．甗一；d．爵二；e．圆筒尊一；f、g．卣二；h．盘一；i．盉一。
另有两件鼎、一件觚和一件觯已残，以上均为西周早期器物。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北京，1984年，卷4，136－145号器。
[3－2]陕西扶风齐家村19号墓出土铜器线绘图：
a、b．鼎二；c、d．簋二；e、f．爵二；g．尊一；h．卣一；i．觯一；j．甗一；k．盘一；l．盉一。
西周中期。引自《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卷3，15－26号器。
因此，典型的西周早、中期的成套青铜礼器包括以下器类：食器（成对的鼎、侧面为S形的成对的簋、单件甗）、酒器（成对的爵、一件或两件觚、单件觯、圆尊、一件或两件卣）和水器（单件盉及盘）。
西周中期晚段以后，这些器型和这种特定的组合就无从追踪了。其中许多器型和器类的组合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相当不同的组合。陕西扶风庄白大型窖藏中的青铜器可以证明这一变化，并且还能确定这一变化发生的大致时间【图3－3】。该窖藏中的器物属于一个家族中的好几代人。通过铸器者的名字可以准确地确定这些器物的所有者：他们是折、丰、史墙和微伯。一般认为折生活于西周早期偏晚，丰和史墙生活在西周中期，微伯则可能生活于中期偏晚到晚期偏早的这一时间段内。折和丰的青铜器与高家堡和齐家村墓葬出土的器群非常接近（参见图3－1、3－2）。史墙的青铜器或许属于稍晚的时期。微伯的青铜器引入了新的器型，其中有镂空圈足豆、多件成套的直棱纹簋（微伯的簋共有8件）、成对的大壶和编钟。器中的爵还带有商器的特征。
[3－3]微氏家族四代人铸造的铜器的线绘图。
（首排）折器，西周早期：方彝一、尊一、觥一、斝一。
（第二排）丰器，西周中期：卣一、尊一、爵一。
（第三排）史墙器，西周中期后半段：盘一、爵一。
（第四、五排）微伯器，西周晚期：簋一、爵三、一、鬲一、盆一、钟二、豆一、壶（同样的器物，每一类型举一例）。
引自《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卷2，14－20、24、25、27、29、31、33、41、44、47、49、51、54、55号器。
然而，爵不再出现在西周晚期的成套青铜器中，例如陕西扶风召陈窖藏中发现的青铜器就没有爵【图3－4】。
这个窖藏包括五鼎、八簋、二壶、一匜，还有两件酒勺。其中的四鼎、五簋、二壶带有同一类型的铭文，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期。但是根据其他青铜器的功能看，它们似乎也属于同一套青铜器。
[3－4]散伯车父
a．早期鼎一；b～e．散伯车父鼎四；f～j．散伯车父簋五；k～m．叔膳夫簋三；n．匜一；o．盘一；p、q．散伯车父壶二；r．勺二。西周晚期。
引自《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卷3，113－129号器。
这套青铜器的主要特征是：有大量的鼎和簋，它们可能是一系列标志等级的器物中的组成部分；还有成对的大壶；匜代替了袋足盉；源自商代的所有饮酒器类都消失了。而且，有一些器物，尤其是簋和壶，其器形也不见于西周早期和中期。
因此上述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从商代继承下来的古代饮酒器逐渐消失，包括爵、角、觚、觯，以及在西周曾十分流行的盛酒器卣和尊。仅这一变化就需要由礼仪上的改革来促成。
2．引入新的器物，包括大型壶、豆、、簠和匜。
3．引入旧器物的新形式，包括直棱纹簋（这一器型似乎复兴了更早的样式），水平瓦纹簋替代了侧面呈S形的簋；饰以条纹的平沿鬲取代了高领鬲；还出现一种新式的大水罐蓥。最后三种器物是由陶器器形发展而来的。
4．从南方引进了带有管柄的新型乐器：钟。
5．完全相同的鼎或簋组成九鼎八簋（或七鼎六簋等等）的组合，用于表明等级。
这一变化中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对由陶器器形发展而来的一些新器形的使用，以及它们对旧有形式的取代。这里必须强调，以贵重的铜来仿制廉价的陶器是多么不寻常。一般情况下，最初用贵重材料制造的物品，后来都会为更低廉的材料所复制，以便使原先对于大多数跃跃欲试的使用者来说太过昂贵的物品可以得到广泛使用。因此，相反的过程总是很少见的。当青铜铸造首先在河南出现时，这一（相反的）过程曾经发生过，因为当时铸造工匠可用的主要模型就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当青铜铸造技术传播到对该技术知之甚少的地区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新的器型鬲、簋和蓥【图3－5】，可能是在中国西部，即西安附近周的主要都城的西边发展而来的。青铜铸造在当地可能不如在都城那么为人所知，因此用青铜仿制常见的陶器类型是很自然的事。
[3－5]赛克勒藏品中的三件铜器
a．青铜鬲与陕西长安普渡村1号墓的陶鬲比较。引自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图8；
b．青铜簋与北京房山琉璃河51号墓的陶簋比较。引自中国考古学会：《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图15.7；
c．青铜蓥与陕西长安普渡村2号墓的陶簋比较。引自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图版5.4。
更令人吃惊的是，比起这些器型原先的发展来说，它们在西周中期偏晚时突然占据优势。西周中、晚期中心地区的铸造者继承了古代的传统以及一系列已经固定的器型；他们不必因为需要其他的或可能更庄重的模型而转向陶器。西周晚期新器型获得的完全优势表明，抛弃旧器物而采用新器物是有意之举，是中央权力的决定。
这一彻底的变化将西周划分开来，而这种划分尤其有助于确定周中心区与不受周王朝直接控制的南方地区建立联系的时机。
商代青铜铸造在湖北和湖南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地区出土的商早期青铜器与河南的原型有紧密的关系；不过到了后来，当地与商同期的青铜器已与商中心地区的器物相去甚远。
与此形成对照，湖北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说明，这一地区与周王朝建立在陕西长安及河南洛阳附近的都城又开始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湖北黄陂鲁台山的墓群随葬有标准的西周早期礼器。这一墓群中的个别墓葬出土了一鼎、二爵、一觯和一尊。这些墓葬不是孤立的个案；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常见的西周青铜器。
有趣的是，这种联系似乎在西周中期就停止了。还没有证据表明此地输入或制造西周中期青铜器，譬如类似陕西扶风齐家村19号墓（参见图3－2）出土的那些青铜器，也没有证据表明此地使用过具有这一时期特征的鸟纹图案。
西周末年，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这有可能是因为西部都城在犬戎的入侵下陷落，导致周贵族成员南迁。湖北京山宋河区窖藏出土的青铜器就仿造了北方礼器的器型，其中有成套相配的簋和鬲（代替了鼎），以及二件大型壶、豆、匜和盘【图3－6】。
[3－6]湖北京山宋河区窖藏
引自《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青铜器》，图版9-10，图4-10。
上述器型既不可能是从西周早期当地使用的青铜器直接发展而来，也不可能是从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假想的西周中期（当地青铜器）阶段发展而来。这个窖藏是西周末期湖北与西周中心地区联系的证据。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或是青铜铸造者肯定从西安地区到达湖北，刺激了与西周后期成套礼器直接相关的青铜器铸造。良好的铸造质量表明周中心区发展起来的技术已经移植到了河南南部和湖北地区。
证据表明，位于陕西和河南的中心地带与江苏、安徽等东南省份的联系呈现出一种相当不同的关系。在商代，联系的模式与湖北和湖南所经历的阶段一致，即早商青铜器在这些地方得到忠实的模仿；而晚商青铜器则更独立于北方的原型。
但到西周初期，这两个地区的相似性不复存在。似乎东南地区既未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未采用北方的墓葬类型。令人感兴趣的时刻直到西周中期才开始。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种地方墓葬类型——土墩墓。与周中心地区的竖穴墓不同，土墩墓建于地面之上而不是地面之下。它们随葬的青铜器通常既包括周中心区的也有当地制造的。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墓就是一个例子【图3－7】。
该墓随葬的青铜器有：二鼎、一鬲、二簋、一尊、一卣、一鸟形盖壶和一鸟形器。除了后两件器物，其余的容器均以周中心地区的器物为原型。其中一件凤鸟纹方座簋似乎就是中原的器物，其器型、纹饰和铭文都完全符合周中心区的样式。当时东南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熟练书写适合青铜铭文的字体。该器的铭文似乎表明，这件青铜器是在周中心地区铸造的，或者，如果它是在东南地区制造的话，应是由从周中心地区迁移到那里的工匠所铸造的。
[3－7]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墓出土青铜器线绘图，西周中
母子墩出土的簋可以与一件陕西长安县花园村17号墓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的簋相比较【图3－8】。后者的铭文记述了与荆、楚的战役。
这些战役可能是昭王的征伐，这件簋的年代可能就属于昭王时期或是昭王之后的穆王时期。因此，母子墩凤鸟纹簋的年代可定于西周早期偏晚到中期偏早阶段。
[3－8]
西周中期偏早的青铜器一旦为东南所知，它们便激发了当地青铜业的勃兴。在江苏、安徽各地，尤其是在江苏丹徒、安徽屯溪出土的器物，体现了这些青铜器的特征：
1．西周中期偏早的器型占有优势，包括鼎、簋、圆尊和侧面为S形的尊；
2．这些青铜器依各地的喜好而有所变化，有时被做得很大，它们的器形随着时间而逐渐改变，装饰中结合了中心与地方的审美情趣；
3．有些器型在周中心区被摒弃许久之后，在东南地区仍继续使用。例如圆尊还可见于东周时期的墓葬。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卣看来是东南传统的产物。像其他东南地区的器物一样，它沿用了西周早中期之际周中心地区的卣的形制。在【图3－9】中，这件东南地区的卣和另一件大英博物馆藏的西周早期偏晚周中心区的卣放置在一起。与那件青铜器相比，东南地区的这件显得体形很大（加上提梁，共高62厘米）。江苏丹阳出土的一件尊，也是同样硕大。
[3－9]卣，青铜礼器
尽管尺寸巨大，卣的铸造仍采用了合范法。与提梁成一直线位于两侧的范线，可以从错位的花纹上清楚地看到。与周中心区的卣一样，范缝的痕迹也贯穿于南方器物器身中部的纹饰块。而且，它和都城的器物一样，都将提梁铸在器身两侧的环上。可见，在周中心区发展起来的技术已经传到了周边地区。
根据对大英博物馆藏卣的分析，南方青铜器的成分与陕西、河南青铜器的合金配比稍有区别（表1）。铜的比例低于周中心区青铜器，铅和银则相对稍高。对赛克勒博物馆藏青铜器所进行的成分分析，也得到较为相似的结果。其中一件盘因与安徽、江苏出土的器物成分相似，可以认定来自于南方【图3－10】。它主要的成分分析如下：铜64.3％、锡13.6％、铅11.8％、砷0.056％、银0.313％。它在合金成分上与大英博物馆藏卣的相似性也许是巧合，但这一比较至少带有一些暗示性，特别是在安徽屯溪出土的青铜器中也发现银含量较高的情况下。
[3-10]盘，青铜礼器
表1 两件中国青铜卣的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大英博物馆）
就其尺寸而言，这件卣的器壁相对较薄。北方的青铜器则更为厚重。也许用于制作东南陶范的陶土无法达到河南和陕西那样明晰的轮廓。最重要的是，卣的装饰十分怪异。它的腹部饰有巨大的盘曲蛇纹，可能是当地对前文所述的泾阳青铜器盘龙图案的一种翻版（参见图3－1）。
细密的交叉十字地纹则是以当地陶器的图案为基础。
类似的地方青铜器，即采用西周中期器型的地方变体，并饰有北方纹饰的地方翻版，看来在东南地区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而且，在西周晚期，这一地区似乎与周中心区只有很少的联系，或者根本没有联系。因此，像卣和尊这些在西部已被淘汰、在中南部也被偶然排除的器物，在东南地区却保留到更晚的世纪。在东周时期，当这些器型出现在中国中南部或广东和广西时，它们可能是从东南地区的器物那里借鉴而来的。
因此，中国中南和东南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各不相同，并产生了两支个别的东周早期青铜器传统。认识到礼器器形的变革及其在各地区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对研究铸造技术在中国南方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背景。
（黄爱梅 译 吴晓筠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