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
——从青铜器看西周

我非常荣幸应邀在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作阿尔伯特·列克特（Albert Reckitt）考古学讲座。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尤其是在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环境里讨论中国考古学。我选择的题目是周朝早期及其青铜器，这是我在过去十年中有幸参与研究的课题。

公元前1050年左右，周人打败了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商王国，建立了政权【图2－1】。 关于周的资料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为盛放供奉祖先的食物、美酒等祭祀品而铸造的青铜器；二是文献，包括传世文献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两类资料描绘了两幅相当不同的周代图景。周朝早期青铜器显得笨拙，甚至古怪；而文献则优美而令人信服。考虑到这样的反差，我选择平衡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关于周代的传统看法，认为周人是伟大的政治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商人而言，周人可能是外来者，甚至是野蛮人。

在讨论周代青铜礼器时，不可避免地要与商器进行比较。商代用于献祭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精密、复杂的水平。周人采用的正是商代青铜器的传统器型。【图2-2a】是商代食器簋，下面两张插图则是周代同类器物的不同形式【图2-2b、2-3a】。在这件商器上，精心铸造的弧形表面上铸刻有清晰的兽面纹，即后来所谓的“饕餮”纹。其主要特点是细节精巧，动物面部和它的龙形角隐藏在云雷地纹的背景里。在器形更为考究的商代青铜器上，器表上的纹饰带与器形精确地相配合。

【图2-2b】是周代的簋，较之商的同类器物，它在各个方面都显得笨拙一些：其腹部相当呆板地向外伸展，器表纹饰单调而粗糙。【图2-3a】所示的一件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簋更为引人注目。其宽大的双耳和尖锐的突起装饰，使之具有侵略甚至是野蛮的特征。

周代早期的青铜器普遍显得乏味和古怪，但早期文献所描写的周人则正直又聪慧，其统治遵循久已形成的仁慈的王室传统。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为周克商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打败商朝的周武王被认定为有道明君，因为唯有上天的支持，其征服才能获得成功，而上天只会支持明君。反之，商王的失败在于他的腐化与荒淫。正义的君王会获得“天命”，而非正义的君王则会失去它。

有关这些观点最充分、最著名的叙述见于《尚书》。学者通常认为，《尚书》中的某些重要篇章成于西周时期（公元前1050—前771年）。 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一个著名的例子见于上海博物馆藏大盂鼎的铭文【图2-4】：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

其他稍早的、属于成王（武王之子）时期的青铜器铭文，说明了这一观念在西周初期已相当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成王还未成年，由他的叔父周公摄政。因此，对其政权的理论支持可能十分必要，并被广为诏告。属于这一时期的何尊铭文，有以下词句：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尚书》和青铜器铭文中体现的这些理论和看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中国保存下来的关于王权和国家性质的最早论述。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明确的论述。因为这些文字资料，也因为商朝未能为后代留下任何相似的文字资料，周人赢得了他们作为中国政治理论奠基者的声誉。但是，这些表达准确、精心雕琢过的观念不可能在此时忽然形成。周人表达的是他们向商人学习而来的思想，或者早在克商之前这些观念就已经在周人中普遍存在。

在本文中，上述观点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周人宣称，作为商王朝合理的后继者和继承人，他们拥有“中央”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就他们的统治而言，周人宣称自己是正义的，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接管这个他们视野中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们自视为政治家，同时也委婉地宣称他们是商王朝的一份子。

我提出的问题是：周人是否真的像他们常被描述的那样，是商传统的一份子与继承者？还是像他们的青铜器所表现的那样，可能是外来者？

当然在某些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字的使用上，周人属于这一传统。他们使用商人的文字系统，他们也说相同的语言——汉语。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相似的宗教仪式，包括占卜以及更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活动。然而，尽管有共同的语言和礼仪，大量的物质资料，尤其是他们的青铜器，仍然表明周人是外来者。更为特别的是，周人与商影响范围之外的陕西西部有着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直到公元前771年周人统治中国中心区域之前都一直保持着。

我将按时间顺序分析三个不同时段的陶器和青铜器，并强调陕西西部在赋予西周青铜器完全不同于商器的特征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三个时期是：

1．公元前11世纪早期，克商前周人的发源地陕西；

2．公元前1050年前后，克商后的初始阶段，以及南方和西南方所起的作用；

3．公元前880年前后，西周晚期的礼制革命。

一些重大的发现使我们对周人的青铜铸造有了新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陕西西部的宝鸡 国墓地，以及位于渭水北面（今岐山、扶风境内）的周人祭祀中心出土的大型青铜窖藏。 ^[8] 另外，从四川省广汉一座与商代同期、但不是由商人建造的城址中发现的特殊的青铜面具，证明在商人的主要势力范围之外还有较大的青铜冶铸作坊存在。

先周时期

没有文字记载说明周人在取得天下之前的确切所在。甚至是在岐山发现的周人克商之前的甲骨卜辞，也没有对最早的周人居住地提供任何线索。商代甲骨文提到了周，但并未对其所在位置给予准确的地理信息。《诗经》中的早期诗歌常被用来说明周人克商前的迁徙活动。此外，公元前1世纪编纂的著名史书《史记》，列出了周人早期统治者的世系，并简要地描述了他们的迁徙过程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记载中的大部分都写成于周代之后很晚的时代。

因此在很多方面，考古学提供了更为可靠的基础。虽然尚未发现铭文能够证明商统治时期居住在陕西的族群就是先周时期的周人，但我们仍有理由认为周人就是由这些族群发展而来的。毕竟周人克商之后即定新都于西安附近。所以，这很可能表明至少在此之前数十年或更长的时期内，他们就居住在陕西境内。

考古发掘的成果表明，在商人统治时期，有两支或是三支拥有不同物质文化的群体居住在陕西。其中东部的人群直接处在商人的影响之下。 商代早期和晚期的青铜礼器和兵器都曾在这一带出土。西至岐山都可见到相对较早的器物，而较晚的器物则集中于东部的西安附近，老牛坡便是一个主要的遗址。其他商代早期和晚期的青铜器出土于铜川。能够把臣服于商的族群与那些居住在更西边的族群区别开来的更重要依据是圆体三袋足陶鬲。东部地区的鬲的袋足是相互连通的，内部并未分隔开来【图2－5a】。这种鬲以多样的方法制作，但所有的形式均与先周鬲的主要器形不同。

a．出于陕西老牛坡。引自《文物》1986年6期，1-22页，图26:4、40:3。

b．出于陕西扶风刘家。引自《文物》1984年7期，16-29页，图10:2、13。

c．出于甘肃水靖及甘肃临夏。引自《考古学报》1980年2期，187-220页，图24:19；《文物》1988年3期，7-19页，图12:2。

这种十分特别的鬲在分布于渭水上游及其支流泾水的遗址中都有发现。这些遗址属于斗鸡台和刘家类型【图2－6】。这种鬲带有三个内部相互分隔的袋足【图2－5b】。每个袋足都是模制的，可能是以现成的器物为模型。 然后，将三个袋足捏合在一起，再加上一圈黏土作为器颈，通常还带有两个小耳。在19世纪30年代，使用这种鬲的文化在宝鸡被辨认出来，至今已经发现许多其他相关的遗址。 由于这种鬲似乎是逐渐向东扩展的，周人很有可能和其他族群一道，是这种鬲的制造者。

除了这种三足器外，相同的族群也可以由某些特殊类型的罐分辨出来。其中一种类型的陶罐带有斜肩，器身最宽处有两个小环耳，器底为平底或圜底（参见图2－5b）。另一种类型的颈部带有双耳，第三种类型的陶罐则只有单耳。这些陶罐都与商人的主要器形不同，后者为斜肩、平底、无耳（参见图2－5a）。这些陶器类型不仅将陕西西部和东部的居民区分开来，还使我们有可能向更西部追踪这些族群的来历。分裆鬲和双耳圆罐这两种陶器类型已发现于甘肃和陕西西部更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中【图2－5c】。 如此说来，周人最近的祖先可能居住于陕西西部，而他们的远祖则有可能来自更远的西部。

当周人的祖先从西方继承了他们的陶器，他们对东方商王朝都邑文化的某些方面也充满了渴望。在克商前的数十年间，他们采用了晚商青铜礼器简化而固定的形制。最常见的器型是鬲、鼎以及乳钉菱格纹簋。如前所述，它们像是更为复杂的商代青铜器的笨拙翻版（参见图2－2b）。

总而言之，陕西的考古发现表明，克商之前这一地区被两大族群所分割。 东部的族群采用了许多来自商文化中心的特色；而西部的族群则相对独立于商文化的影响，他们保留了独特的陶器类型，但也逐渐吸收商人的某些青铜器形式。这些西部居民似乎渐渐东移，最后定都于西安。乍看之下，毫无疑问，就商人而言，周人是外来者，甚至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但他们是与众不同的野蛮人。他们能够采用商人的习俗，包括文字、占卜，还包括礼器。他们将商人的礼器融入并添加进自己特有的陶器组合中。

西周早期古怪的青铜器

西周早期的青铜铸造不仅以其对商人礼器的忠实模仿著称（参见图2－2b），也以带有长突起和浮雕装饰的大胆怪异的青铜器而闻名（参见图2－3a）。 附加装饰物和装饰母题被应用在一系列商人已建立起的标准器型上。与它们采用的标准器型相反，这种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与商器及上述先周主要青铜器和陶器上的纹饰十分不同。

使用并可能制造这些古怪青铜器的一个主要中心在陕西西部的宝鸡【图2－7】。该地区早已被认为是一些奇特青铜器的来源地，这些铜器现多收藏于西方。 其中一件是藏于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四耳簋（参见图2－3a）。除了四耳之外，这件簋值得注意的还有它的水牛头装饰、尖锐突起以及高圈足。宝鸡纸坊头出土的一件与之相关的簋，证实了这类青铜器在陕西西部曾经非常流行（参见图2－3b）。

宝鸡地区的数个遗址都是同一个小国 国的遗存。纸坊头、竹园沟和茹家庄共发现了二十座墓葬。 ^[22] 我们将在这一节和下一节中讨论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

这件纸坊头出土的簋，是一座局部被盗的墓葬中出土的五件铜簋中的一件。这座墓葬体现了陕西西部西周早期墓葬的特色，即每座墓葬中都随葬有几件明显具有不同特征的簋和鼎。比如簋即有如下类型：一件非常传统的方座簋、一件带有高足的特殊簋、上文所述的四耳簋（参见图2－3b），以及一件饰满牛角的簋【图2－8a】。 ^[23]

最后这件簋使我们有可能去探寻诸如突起的角、牛头以及钩形扉棱这些西周早期奇特青铜器特征的进一步来源。该簋由双耳盆及方座构成。这件器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伸出器表之外的大牛角和制成鸟侧影状的钩形扉棱所形成的雕塑效果。这两个特点同样存在于四川彭县发现的那些最为奇异的青铜器上。 彭县地区发现的几件大圆罍都饰有钩形扉棱，其中许多呈鸟形；像宝鸡发现的簋一样，它们还大量地装饰着突出的角。如【图2－8b】中的罍，其盖上的扉棱制成鸟的形状。其他青铜器带有承托器柄的写实的小牛装饰；而器身上的浮雕动物以盘龙的形式表现。这些龙的形象几乎可视为西周早期青铜器的标志，它们从未出现在商都邑范围内的青铜器上。 ^[25]

因此，四川彭县和陕西西部的宝鸡是两个主要的地点，在此发现了长久以来被认定为具有西周早期特征的青铜器，它们带有动物雕塑和钩形扉棱。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种明显流行于西部和西南部的奇特风格，发源于更早的青铜器传统，该传统把处于商都邑文化区之外的湖南、四川、陕南和渭水流域这个弧形区域连接起来。

克商之前的青铜器表明，这个弧形区域内存在着某些交流。湖南石门发现的一件商代的卣【图2－9】和陕西淳化发现的一件同时期的壶【图2－10】在器形、牛角兽面装饰以及扉棱方面都十分相似。在卣的提梁和壶的边缘都有成对的钩状小扉棱。扉棱与小鸟装饰的组合，是这两件器物共有的罕见特征。位于黄河流域的商都邑区内尚未发现这种包含在扉棱中的小鸟装饰。 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小鸟与扉棱的独特组合是直接从湖南向北经湖北和商人统治的主要区域河南，然后再向西传入陕西。反之，这种交流可能是通过河流来进行的（参见图2－1）。

从湖南往西的路线沿汉水抵达城固，然后向北经长江支流到达宝鸡。秦岭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山岭屏障，横亘在渭水以南，阻碍了渭水下游与汉水中游的直接联系。相似的青铜器被发现于位于东部的安徽阜南和西部的城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意味着，至少有一些交流是沿着汉水进行的。 然而，在对我们的论述十分重要的其他遗址，如湖南岳阳、华容、石门等地发现的青铜器表明，长江也是一条主要的传播路线，它向北顺支流经过四川的广汉和彭县，再环绕宝鸡附近的秦岭。

城固的发现表明，它很可能是一个军事前哨。 除部分容器外，在一些遗址里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和车器。更南面的四川广汉，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考古遗址之一。 两个大型祭祀坑发现于城址的边缘，它们与商代同时期，但很显然，居住在此的人群与商很少有文化上的联系，而且很可能也没有政治上的臣服关系。这里出土的青铜头像和面具，以及更引人注意的一尊完整的立像，都无先例可循【图2－11】。此外，祭祀坑中还有许多与其他遗址出土的器形相似的玉器及礼器，尤其是尊一类的礼器（参见图2－12b、2－14）。

这种类型的尊为说明湖南、四川以及陕西南部和中部的联系提供了有利证据。湖南岳阳【图2－12a】、华容，四川广汉【图2－12b、2－14】和陕西城固【图2－13a】发现的尊器形相似，其高足非常突出，有时还略呈弧形。 在许多这类周边地区的尊上，饕餮纹以浮雕的线条来描绘，且常带有近乎三角形的耳（参见图2－12a、2－12b、2－14）。尊的肩部以钩形冠兽首和小鸟装饰代替扉棱。这可能是四川那种饰以鸟形扉棱、突起角的罍（参见图2－8b）和宝鸡发现的簋（参见图2－8a）的原型。不过，这些后来的青铜器夸大了早期尊上的动物圆头和鸟形扉棱。

两件铜斝说明了早期的器形和装饰母题如何延续到晚商和西周早期，并为西周早期怪异的青铜器提供了灵感。【图2－15a】的斝和一些晚商青铜器一同被发现于陕西岐山 ，其外形是商朝中期的典型器型，而器表的纹饰则与城固的尊相似（参见图2－13a）。柱上两只带冠鸟非常奇特，与南方青铜器上的鸟相似。 因此，像这样一件来自南方或是仿制南方器物的青铜器，其存在的时间超出了那些南方青铜器流行的时期，和传统的晚商青铜器一起使用并受到珍视。第二件斝显示出一种早期的形制如何在西周前期又被重新采用【图2－15b、2－15c】。它的器形与前者相似，因此反映的是公元前13世纪的青铜器。但是它的凤鸟纹不早于西周早期，或可定为公元前10世纪以后的纹饰（参见图2－15c）。因此，像图2－15a中斝这样的青铜器留存到后来的时期，并被仿制成像是图2－15b的那件斝。通过这种方式，在远离商朝中心的地区，较早的地方特色被西周早期的奇异青铜器重新采用，并加以改变。

当周人巩固了其统治之后，一些他们自身的地方特征就逐渐消失。样式奇特的青铜器被更类似于商代的青铜器所替代。然而，西部的宝鸡与西部和南部青铜器传统的联系仍得以持续。比如，宝鸡出土的兵器便带有四川地区的风格。 ^[36]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宝鸡茹家庄小型人像（图2－11b）对广汉大型雕像（图2－11a）中大手的模仿。 ^[37] 也是在宝鸡，动物造型的器物一直沿用到西周中期（图2－13b）。在商代，动物造型的器物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湖南地区特别发达，但却于商中心区式微。 周人一定是从和南方的联系中发展出了对这些器物的兴趣。西部青铜器的地域性和独立性将对第三阶段青铜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将在下文继续讨论这一内容。

礼制革命

第三阶段是公元前880年前后出现的新的青铜器类型，它们与周原地区息息相关。 近年来对周代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发掘都集中在这个包括岐山和扶风在内的广大区域（参见图2－6）。在此发现了宫殿建筑遗存、作坊遗迹、城墙以及墓葬。 尤其特殊的是，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窖藏。当周人在犬戎的侵犯下于公元前771年被迫逃离时，他们把青铜礼器埋藏在地窖或土坑中。显然，他们希望归来后重新找回这些青铜器。然而，他们永远没能做到这一点。直到19世纪，农民的耕作才使得大量的青铜器重见天日。

从现存的大量窖藏看，这个地区可能是一个礼仪中心，与位于东面一百多公里之外长安县的都城相互分离并有所区别。这里的窖藏与墓葬中的青铜器非常不同。在一座墓葬的青铜器群中，只包括被认为适用于一座墓葬的最低数量的青铜器及类型。换言之，只包括那些为正确执行礼仪活动所必需的器物。一组窖藏则可能保存着公元前771年某个家族拥有的所有器物，它们因为太新或太过珍贵而未被埋于墓葬中。这些器物往往制作精美，并带有长篇铭文，对家族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太过珍贵而不能埋于墓中。一个窖藏中的青铜器常常属于若干个不同的时代。

对该讨论最为关键的一组青铜器是1976年在扶风庄白发现的。 这里发现了属于微氏家族的103件青铜器。其中一件西周中期铜盘上的铭文，能够用于确定这些青铜器属于同一家族更早的世代。根据盘铭和其他器物上的铭文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确定铭文中人名的先后顺序以及他们青铜器的年代序列。

在属于较早年代的青铜器中，酒器占有优势。的确，现存青铜器说明了第一代人致力于青铜器中最复杂的酒器类型，如方彝、尊和觥【图2－16a】。第二代人仍拥有相同类型的器物，但尺寸较小【图2－16b】。这一家族，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命运似乎正在走下坡路。相同的器型仍被第三代继续使用【图2－16c】。然而到第四代时，突然产生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几乎所有的酒器都消失了，代替酒器的是成套的食器，它们采用完全相同的和相匹配的设计【图2－17】。大型铜壶是唯一的酒器。在几种新出现的青铜器类型中，大型编钟最引人注目。

a．折器，西周早期，公元前10世纪。

b．丰器，西周中期，公元前10—前9世纪。

c．史墙器，西周中期后半段，公元前9世纪。折方彝（顶左），高40.7厘米。

引自《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4-16、18-20、24-25号。

一个在公元前950年需要成套酒器的社会，却在公元前880年左右废弃了它们，并以大规模成套的食器取而代之，这一定意味着在礼仪、信仰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青铜器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今日看来仍十分显著。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相对较小且精细复杂（参见图2－8a、2－8b、2－16a）。要充分欣赏它们，就必须近距离观察。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这时的礼仪可能是一种相对私人的活动，由与青铜器距离较近的少数人举行。后来的西周青铜器则通过巨大的数量和体积，由远距离观赏达到其效果。它们的表面不再装饰极小的细节（参见图2－17）。实际上，当时流行的直棱纹或是波曲纹并不利于近距离观察。其相对粗犷的设计更适合从远处来观看。而且，编钟引进了一个新的因素——以青铜器演奏音乐。成排的大型青铜器场景和编钟音乐的影响，似乎暗示着在当时亲眼目睹仪式活动的人数比以前要多，他们很可能恭敬地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另外一种可能是，后来参与礼仪的人数可能没有变化，但礼器和编钟可能正式陈列在其他的场合。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了解礼器为何会发生上述变化。然而，我们能够在流行于宝鸡及其以西地区的做法中见到这些变化的许多特征。大多数西周早期都邑地区的墓葬都随葬着成对的鼎和簋。 但在宝鸡附近竹园沟的墓葬中，更多的鼎和簋被置于墓葬中。13号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包括七鼎、三簋。在该墓所属的相对较早的时期，特定的器物似乎是被精心挑选出来，以尽可能地展示多样化的器形和纹饰。 ^[44]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间，人们开始使用彼此更为相似的器物，例如1号墓中出土的五件几乎完全一样的鼎。

宝鸡茹家庄时代稍晚的墓葬说明了下一步的发展。 国的一位统治者和他的妾埋葬在这里，其妻井姬则埋葬在另一座相邻的墓中。 伯和他的妻子各自拥有几件彼此不同的鼎和簋；他的妾则拥有一套简易组合的鼎，器表没有花纹，器形也完全一样【图2－18】。和图2－17上半部所示的后来的簋一样，这些器物并未打算让人细细观察，似乎希望在人们的匆匆一瞥中传达出正确的信息。这一简易的组合宣告了之后的发展方向。在改变礼仪的决定在周的都城西安及周的礼仪中心扶风、岐山付诸实行的同时，西部地区使用完全相同的成套食器的做法似乎被采纳为新的标准。

青铜钟的引进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西部的做法是后来礼仪变革的榜样。钟有助于这一讨论是因为西周早期都邑地区的人们似乎从未使用过它们。商都安阳曾使用青铜钟，但此后钟就在北方绝迹。然而在南方，它们被持续使用，并被加大尺寸、精心装饰。 最初的青铜钟是口朝上装置，后来倒着悬挂，器口朝下。在西周中心地区，南方青铜钟最早出现于宝鸡。 ^[48] 河流路线似乎又一次提供了交流的渠道。西周早期的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了一套三件南方类型的钟【图2－19】。 在很短的时间内，更东边的周都邑也开始使用青铜钟。

在改变用于祖先祭祀的青铜器类型时，周人明确地向更西部的地区寻找灵感。这一行为本身意味着，周人虽然定都于西安，统治着更东边的大片领土，却仍然对西部保持着极高的敬意。这种与西部地区的联系早在克商之前就已建立起来。

一旦揭示出这些联系，便能解释周代青铜器与之前的商器之间存在的某些主要差异。在克商之前的时期，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多是由生活在商中心区影响范围之外的族群对商青铜器的拙劣仿制。当周人取得政权后，他们采用了各式各样的装饰，特别是那些之前应用于商势力范围之外的湖南和四川地区青铜器上的奇特样式。在周人统治的后期，当他们试图大规模地改变礼器组合的时候，又再一次转向西部地区学习。

所以，根据对西周青铜器的判断，周人是外来者，甚至是以“顽固不化”的外来者形象出现的。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便能重新审视周人带有煽动力的辩论，并能发现他们具有说服力的主张所反映出的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力量，而是他们的弱点。可能正因为周人是外来者，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自己是聪慧、公正、合法的继承者和统治者。这样，野蛮人就变成了政治家。

（黄爱梅　译　吴晓筠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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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些遗址的公布，参阅：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北京，1988年；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1988年。

[22] 完整的考古报告，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同注8。

[23] 有关纸坊头墓葬出土内容，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卷2，图版II-XIII。

[25] 关于带有这种装饰母题的出土青铜器，见宝鸡竹园沟1号墓出土的簋（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卷2，图版LXIV）和泾阳高家堡出土的簋（葛今：《泾阳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文物》1972年7期，5－8页）。

[36] 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卷1，413－462页。

[37] 宝鸡出土的其他青铜器表明了与广汉铸造传统之间的联系。在广汉出土的一些青铜头像上，长辫的发型非常普遍，见《文物》1989年5期，5页，图8。宝鸡竹园沟13号墓出土的斧上饰有类似的小型头像，其发型也十分相似，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图版XXVI。陕西丰镐遗址发现的玉面饰有助于确定现藏于中国国内及国外博物馆中一些未知出处的中国西部的怪异玉面饰。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84－19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1期，15－32页；张长寿：《记沣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5期，470－473转469页。这些面饰（其中一些有蒜头鼻或招风耳）可能是源自广汉地区使用的古怪青铜面具，见《文物》1989年5期，彩版2：l。

[44]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卷2，图版XIV-XLI。

[48] 宝鸡13号墓出土了一件更早的钟，它源于安阳，而非南方的传统。见卢连成、胡智生：《宝鸡 国墓地》，卷2，图版XV。 Z3E19zU92pZqVuN90fzWEzaGYRTPGFrqDPMVPMN7TeEBtMkkQOzH5yfHdQ0MSg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