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装饰纹样与地域
——汉中青铜器的个案

引言

汉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有诸多值得注意之处。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多样的装饰类型。其中一些高品质的器物，可能来自郑州、盘龙城或安阳的商代作坊。不过，它们出土的地区与商的中心地区相距甚远。而且与之相关的其他青铜器也不太像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产物。汉中地区发现的青铜器看上去很像湖南、四川和安徽的青铜器。有些器物相当粗糙，很可能是当地的制品。最后，汉中类型的青铜器均未发现于商代中心地区的典型环境中。殷商中心地区的青铜器以成套的方式制作和使用，并常大批随葬于墓葬之内。 这些似乎都不是汉中地区的做法。相反，汉中的青铜器发现于广泛分布的小窖之中，与主要的居住中心或墓地没有关联。而且，与它们同时出土的武器、工具和配件，也未带有任何黄河流域殷人地区的典型色彩。

区分这些不同的考古地域比较容易，但令人意外的是，我们能够同样容易地辨别出哪些器皿为商代主流的青铜器，而另外一些为典型的边远地区的产品。本文将通过观察汉中出土并已发表的一些青铜器，从器物的装饰特征入手，去探讨分辨这些青铜器的方法。

装饰纹样系统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向世人展示了一些最为有趣而错综复杂的古代纹饰。本文旨在说明，这些纹饰依赖于一个“系统”，正如世界各地许多繁复的装饰纹样一样。我将“装饰纹样系统”（ornamental system）定义为包含着众多组件的整体，而所谓的组件，指可供工匠按照既有的规则去学习、使用和组合的基本元素。就现在的讨论而言，组件是指雀鸟和动物眼睛等纹样、兽面纹（即现称为饕餮的纹饰）上的角，或是器身上的扉棱和凸起兽面纹等独立单元。我侧重探讨纹饰中的组件而非其整体，这是因为青铜器上的装饰往往是由许多不同的元素组合而成的；与完整的纹饰如龙纹和饕餮纹相比，这些组件较为细小，从属于纹饰。这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安阳时期的装饰中【图1－1】，甚至连S形和C形的卷纹也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图1－2】，这点我将在下文中详细论述。这里所说的“既有的规则”，包括把不同组件安置于容器环带纹之内的方式，但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更多的规则。工匠们未必明确地受过特定部件组合规则的训练，不过，他们通过在工作中耳濡目染的机会，不知不觉中已吸收了这些知识。我也将使用另外一些经常提及的词汇去表述纹样系统内的不同部分。例如：“纹饰”（motif）可能是指其中的一个组件，不过，商器的纹饰往往由若干部件组合而成；“图案”（design）是指一个或多个纹饰；我将用“装饰”（decoration）一词来形容在整个纹样系统之下的一个方面。纹样系统则表示所有的组件，以及用以组合这些部件的规则，其中还包括器物形制，即那些披上了各样装饰的青铜容器自身。

以往不少学者对此课题的讨论，常是围绕龙纹、雀鸟纹和饕餮纹等个别纹饰。此外，他们还出版发表器物上各部分的图样和拓片，仿佛这些纹饰原本是意图在平面上观看一样。 然而纹样的原意并非如此，也不应如此观看和解读。实际上，所有的装饰纹样在特定的环境之内，都是专为某类型的器物而设定的。既然它们是器物形制的一部分，就必须和形制结合起来去理解。在黄河流域的商周等早期社会中，这些布满图案的器物是用以献祭祖先的青铜容器。而在英国和法国的青铜时代晚期，精致的图案则专门为武器、盾牌、镜子【图1－3】和颈圈之类的佩饰所设。 在西方，图案被锻造在青铜器甚至金器之上；而在黄河流域，青铜礼器则是模铸而成。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大量建造石质建筑，这种建筑的装饰系统因此成为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的主导系统。在中国，建筑只起了较小的作用，主导的装饰系统通过绘画或刺绣方式表现出来，多以寓意吉祥的雀鸟、动物和植物为主题，是一个由语言体系主导的系统。在以上所有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界定其组件，即这些系统的组成部分，并探讨这些部件赖以组合的规则。

纹样系统的另一重要特性是能够让世代的工匠去学习和遵循。这个特性是决定图案如何被复制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指引图案如何在一定的限制内进行变化和发展。

纹样系统的使用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成为特定人群文化的基本内容；实际上，纹样系统也成为特定文化内部的一种工具。例如，我们即将讨论的商代青铜礼器纹样系统，使得复制青铜器上的装饰成为可能，通过它们便可辨认出新的青铜礼器和十年以前制作的礼器属于同一类型。换言之，纹样系统维系了相似性，因此也维持了辨认的方式。一段时期内不同青铜器之间装饰纹样系统所具有的潜在一致性，是分辨青铜器产自商代主流铸造传统抑或是边陲地区制作的最根本凭据。当器物间的相似度很高时，我们便会视它们产自同一地区。纹样系统由此成为界定历史长河中特定族群及其文化的特征。我们也可利用这样的辨认来解读青铜器的变化与分流，去探明哪些青铜器由原初产地发展而来，而哪些是外地出现的变体。邻近的族群采纳纹样系统的不同方式，也是了解他们与殷人进行互动交流的标志。汉中地区发现的铜器让我们注意到商代中心地区与此地的互动关系。与对合金成分的分析一样，纹样也提供了铜器来源的线索。如同语言、烹饪习惯等文化特征，纹样也是地域性的。

我们常用英语的“风格”（style）一词来形容纹样系统及其中的变化。虽然这是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传统术语，不过它只有在描述西方建筑发展的变迁时才最为有效，例如我们常说的罗马风格和哥特风格。当用于描述器物时，就没那么有效了。鉴于纹样系统是以各种不同风格表现出来的，因此我认为，如果把作为基础的纹样系统也考虑在内，我们还是可以使用“风格”一词来形容各种类型的器物。“风格”是实践而成的模式，必须依靠某种具体事物来表现。

商代和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纹饰

倘若我们要鉴别这几件汉中青铜器的来源，我们实际上是要对纹样系统与其地域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要在汉中青铜器上揭示这些联系，我们先要简略地概括商代中心地区青铜器的装饰纹样系统。

在黄河流域青铜容器生产的早期阶段（二里头时期，约公元前1700—前1500年），容器的种类寥寥无几，以爵和觚为大宗。我们所见的装饰，也只局限于爵的腹部以及觚的腹和圈足上狭窄的环带纹，这些纹饰都是以阳线纹来表现的【图1－4】。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即以河南郑州和湖北盘龙城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时期，容器的类型增加了。同时装饰也更加多样化，发展出了宽条和窄条的浮雕卷纹装饰带，带纹中的组件由接近S或C形的卷纹构成（参见图1－2）。有些卷纹像羽毛般向外展开，为翎状。虽然环带纹内的一双大眼像是代表动物的正面或侧面，但这些纹饰并未能清楚地显示出它们是何种动物【图1－5】。汉中的几件尊和罍皆表明S和C形卷纹是基本的组件。

一件瓿上的装饰使我们看到了纹样系统的力量【图1－6】。其腹部装饰带由抽象图形恰到好处地组合而成。一对拥有巨大瞳孔的眼睛使我们把纹饰看成一只慑人的动物。然而尽管拉长的身躯暗含其中，整个设计却以羽毛和卷纹为主，少有图像的特征。综合上述例子，曲线形状的器身对装饰的表现手法十分重要。

倘若我们细看这些容器和其他同类型的器物，不难发现它们的纹饰排列明显遵照一定的规则。首先，卷纹集中在眼部四周，用来突显装饰带内的兽纹。其次，装饰带的宽窄比例均衡，器身中腹的较宽，而器足、颈部的则较窄（参见图1－2、1－4）。中腹环带纹内的装饰尤其讲求对称，一对动物的眼睛占据中心，以此来表明是兽纹。从属位置的兽纹也会出现，组成它们的眼睛和作卷纹状的身躯也同样对称地排列于主要兽面纹的两旁。但是，在较次要部位如颈部和圈足上的环带纹内，纹饰则不一定讲求对称。那些看起来像是兽面的纹饰却可以向同一方向排列。如此，各式各样的容器表面均以这两种方式——对称和顺列——来装饰。

我把所有二里头和商朝中心地区二里岗遗址出土的容器及装饰归入同一个商代纹样系统的发展阶段，即第一阶段。这个系统的主要部件是眼睛和排列在它们附近的S形和C形卷纹。其他部件包括器肩上的动物头饰和扉棱。三分合范也是决定纹饰构成的因素。换言之，铸造技术也影响到了纹饰的规则。总括来说，这些规则包括：用较为简单的卷纹和眼睛图案构成环带装饰；纹饰环带和不同种类器型的关系；布置与合范铸造部分相关的设计，安排动物头饰和扉棱在整个饰样中的位置。事实上，容器的类型本身是装饰规则的基础。我把这个系统视为商代传统中的第一阶段。

在随后被称为安阳时期的几个世纪中，商代的装饰纹样系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如上述的瓿（参见图1－1）和一件美轮美奂的罍【图1－7】所体现的那样。它们是我所定义为纹样系统第二阶段的最明显的例证。那些用以组合纹样的部件与第一阶段颇有不同。这里的兽纹以雷纹衬底，那是一种有折角的螺旋纹样。前一阶段的兽纹以S和C形卷纹构成，面貌含糊不清，而第二阶段清晰的底纹使纹饰主体在视觉上与背景区分开来，因而产生了不见于早前阶段的轮廓和界线。

此外，之前的装饰是运用卷纹和翎状纹的组件来产生变化，就如上述的瓿（参见图1－6）一样，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拥有不同特征的饕餮纹、龙纹和雀鸟纹，其角、颚和爪等部位能明显辨认出来，而且这些部件可以互相替换。就图1－1的瓿所见，圈足上有小龙，头部取自同器上的半块饕餮纹。中腹饕餮的两角是其身躯的另一版本，只是被倒转过来而已。在方罍（参见图1－7）上我们也可以找到角和龙身互换位置的例子。环绕器身下部蕉叶纹内的瓶形龙角取自器盖上的饕餮，而器肩上的双体龙则是取自另一种饕餮，可见于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方罍【图1－8】上，它的身躯和角组成平行环纹。由此可见，尽管有些规则未变，但这只是在纹饰的排列方面，现在器身上所有部分的主要纹饰则皆讲求对称；另外，合范的连结仍然是限制表面纹饰布局的决定性原则。

在第二阶段中也出现了不同的风格。紧密配置如瓿上的平展饰样是其中一种；方罍上更深浮雕的纹饰（参见图1－7）则是另外一种。 无论是平展还是立体的纹饰，纹样系统的部件仍然非常相似。而表现它们的不同方式则可以被视为风格上的差异。同样，添加一些非常独特的纹饰类型也算是风格上的区别，如河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斝与安阳时期青铜器上的鸮形图案【图1－9】。汉中出土的一件以雀鸟为装饰的非同寻常的铜斝【图1－10】，无疑也属于系统中第二阶段的器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同样，在安阳时期到西周初期出现在容器上的变化也可被视为风格上的改变。

各地的贡献

现有大量证据将上述汉中的青铜器及其呈现的纹样系统，与以郑州和安阳为中心的中原青铜器铸造传统联系起来。我也谈到了湖北盘龙城，因为那里出产的青铜器似乎也是商代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类型。 前文已提及，盘龙城的青铜器精确地仿造并扩展了郑州二里岗时期第一阶段青铜器的纹样系统，表明郑州的物主或工匠，甚至是两者可能同时从郑州转移到了这个南方的中心。 我们迄今为止仍未完全了解盘龙城的地位，也不清楚为何在此使用如此高品质的器物。不过，盘龙城有可能是商王朝较为边缘的地区，而郑州则是其中心。纹样系统与地域之间的关联又再一次得到证明。

倘若我们将盘龙城视为商代中心区域的一部分，便可借此论证汉中地区的居民在拥有和使用青铜器的习惯上，与当时其他遗址上的殷人相当不同。首先，从其纹饰来看，此地出土的各种青铜器并不一致：它们既不属于同一时期，也不是商代典型的成套器物。我在上文描述的几类青铜器，似乎是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逐一或数件一组地搜集或掠夺而来的，其中不少肯定来自商代的中心地带。这些青铜器以瓿、尊和罍等圆鼓形盛器最为常见。从汉中人对这几类器物的青睐可见，他们似乎和同样流行这些铜器的四川及湖南有所联系。 然而，四川、湖南地区的这类青铜器通常是本地生产。此外，汉中地区多见的鼎、鬲、爵和觚，也甚少见于南方或西南地区。汉中地区在使用商代式样的铜器时，无疑有着自身的特色与偏好。

我们也要注意其他的地区性联系。【图1－11】所示的尊器似乎是来自湖南的成品。其上的纹饰外形略似安阳时期的样式，装饰主纹同样被置于雷纹背景之上。不过，在此处我们得考虑到对于每一处局部细节的判断。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主要的饕餮面纹，便会发现围绕其颚骨的线纹刻画并非是安阳纹样系统的典型做法。另外，带钩扉棱和肩部上的小鸟也不是安阳第二阶段的特色。此尊应与四川三星堆发现的铜器进行比较【图1－12】。

同样，【图1－13】所示的罍看似二里岗第一阶段的青铜器，但它的风格却与标准的器物大为不同。罍上均匀的卷纹没有雷纹衬底，但因波浪形的浮雕形式而有所变化。这种立体线纹与上述安阳方罍上所见的颇有不同，和迄今仅见于安徽阜南出土的青铜器【图1－14】纹饰相同。这种变化似乎是风格化的，与地区性的偏好有关。图1－13中的罍有可能是从安徽带至汉中的。

我们可在【图1－15】中的尊上发现风格的另外一种变体。根据梅建军的研究，这件略嫌粗拙的铜器大概产自汉中地区。其表面相当粗糙，圈足上有着过大的穿孔。器物上的纹饰打破了面纹和地纹之间的平衡，所有线条的宽度几乎一样，因而掩盖了安阳第二阶段标准纹样系统的效果。我们几乎可以将其比拟为从标准语言中变化出来的地方方言。成功的纹样系统的一个主要特色，便是能够为邻近地区的人群所借用。本节所述的三件器物，正是三种不同借用方式的例子。

其他地区的人们必须依靠本地的工匠，来仿造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商代纹样系统。在湖南、四川、安徽与汉中的作坊中，皆有供仿造之用的商器，不过大概没有来自商朝中心地区的工匠参与他们的生产。从【图1－16】中的壶盖可见到这种模仿的证据。这壶本身（参见图1－2）应来自于郑州或盘龙城，其器盖看似十分古老。不过器盖上圆形的细阳线纹与器身上宽平的环带纹并不吻合。壶本身的器盖似乎早已丢失，本地的工匠便在一段时间后为铜壶配制了新盖。

复古

对纹样系统的仔细研究不单反映出区域性的变化，同时也促使我们检视不同时期的变化。这些变化包含了我们所认定的阶段，正如上述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纹样系统的发展。由于发生了转变（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演化），对纹样的分析也让我们可以确认出传统的变体，甚至看到以往模式的复兴。在汉中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不少显示了这种保守性的传统。

因此在一件大卣【图1－17】上便饰有见于二里头早期铜器装饰的阳线纹。不过，它大量运用S形及C形卷纹的表现方式，仍属于二里岗晚期的风格。从该案例可见，那种将整套具有二里岗晚期特色的纹饰和典型的二里头、二里岗早期的表现形式相结合的方法，能让我们辨认出其中的保守性来。其表现手法流畅出色。我们暂未能确定该卣是否来自于郑州、盘龙城或其他地区，而它也不像汉中地区的产品。

还有一件四足而非三足的青铜盛器——鬲【图1－18】，在引人注目之余也引发类似的问题。乍看之下，此铜器有着S形及C形的卷纹和羽毛状的翎，似乎属于商代纹样系统的第一阶段。然而，饕餮眼睛上的一只角清楚地显示出它是第一阶段中的成熟形式；而饕餮鼻子上方阴刻线勾划的椭圆形也表明了相同的情况。这些特征与第一阶段纹样系统中常见的卷纹颇为不同，却更接近第二阶段中出现的兽纹。因此，此鬲很有可能属于从较早类型中发展而来的后期形式。

在大量晚商及西周早期的青铜容器上，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纹样系统的晚期形式。一件山西省忻县出土的鼎，饰有很宽的二里岗型S形卷纹【图1－19】。然而，该器物明显是后来制作的，可能是第一阶段青铜器的地方化版本。我们也有西周的例子，比如出自扶风云塘村20号墓的一件簋 ，以及长安客省庄1号墓内的一只鼎 。在簋的例子中，容器的外形是属于周而非二里岗时期的样式。然而在鼎上，却采用了很少用于装饰鼎的斜线纹样，这种线条更多被用来划定鬲上的装饰范围。这很可能反映了周人在发现更早期的铜器后，模仿了其上的部分纹饰。上文提及的四足鬲可能出产于陕西省，大概也属于这类复古的产品。

除了不寻常的器物外，汉中地区的青铜器中也有着非常标准的容器，其上的装饰直接源于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纹样系统。当中有一件三脚细足鼎，在容器的口缘下有一道环带纹，带内的阴线勾划了饕餮面纹【图1－20】。虽然凸起的环带纹缺乏第一阶段图案的优雅，但该环带纹也没有吸收安阳第二阶段系统中典型的青铜器装饰和地纹。同样，在【图1－21】中簋的圈足上出现的纹饰并没有以雷纹作为背景，而且兽面的纹饰也是以卷纹组成，但它与鼎上的环带纹相似。就像第一阶段初期的形式一样，兽面纹饰以阴刻线来表达，而不是聚焦于浮雕部分的外形。这些标准的容器广泛分布于陕西一带。它们有可能是为下层精英提供的较为廉价的器皿，或许与古朴的风气甚至是早期的青铜器相关。

这股由后代人重新采用前代样式的复古之风，带来的其中一项效果便是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从汉中发现的例子可见，当青铜器在生产地以外的地区出土时，它们必然与其新的拥有者建立起一套截然不同于原来在商朝中心的联系。事实上，我们至今仍有一个未解的谜团，就是这些种类不同的器物，对它们的拥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些来自遥远地区的青铜器，以及那里居民迥异的习俗与信仰呢？

结论

上文有关装饰纹样系统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解读汉中出土的不同类型的青铜器。我们的研究表明，当地居民拥有部分来自郑州、盘龙城和安阳等商代中心地区的青铜器，同时我们也辨认出一些青铜器来自湖南、四川和安徽。它们与本地出产的青铜器存在明显的差别。

然而，对纹样系统的讨论也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各个地区的纹样特色。如果我们不将装饰纹样视为如方言一样植根于某个区域之中，就无法获得我们在此阐明的一些观念。在以熟练的手工制造为主的时代，倚赖纹样系统进行的复制与特定中心的特定作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只有在这些特定的中心，学徒才可能从富有经验的师傅身上学会处理那些属于第一阶段的复杂卷纹，或是第二阶段有效使用的、以组合和替换纹饰各部件的方法来创造新纹饰的做法。汉中的居民肯定知道，那些如图1－11和1－13中的青铜器来自遥远的地区，也是他们自己生产的版本所无法媲美的。纹样系统的重要影响力是，它能够吸引那些对它不甚熟悉的群体，并激发他们模仿与复制。因此，一个纹样系统可以开拓并被移植到远离本土的地区。湖南和安徽的青铜器是二里岗和安阳系统中演化出来的高品质仿品，但是汉中仿造的青铜器则并不是那么精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三个地区的青铜器都视为原型的不同版本。这与方言从中心区域所用的语言（尤其是文字）演化而来的情况如出一辙。

（黎婉欣　译） 2Bji883P6wxYNeCCd+6tSydxjLZQXyCDfYDvqzHHfawveKocUXwE/M0MscZZg4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