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过去的三十五年间，我一直致力于中国考古与艺术的研究，先后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以及牛津大学考古系教授等工作。在这几十年中，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撼动着我。作为一个欧洲人，我非常留意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及其与地中海沿岸文明的差异。在那些地区，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成就为西方艺术与物质文化奠定了基础。千百年来，那些饰有神、人雕塑及绘画的石质建筑一直被视为西方艺术的经典。中国的情况则十分不同。古代青铜器、玉器是物质文化的核心，其中最精美的艺术品与统治者和贵族阶层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提供了中国艺术精髓——书法——的最早例证。更重要的是，中国精湛的陶瓷、纺织技术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世界其他地区从未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青铜器。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成套青铜器在礼仪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后世对早期青铜器器形及纹饰的复兴。我对成套器物功能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赛克勒青铜器收藏之时。部分藏品现在陈列于美国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辖下的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见本书收录的第2、3、4篇论文）。当时，我应邀为一批西周青铜器编纂图录。这一工作使我更加了解公元前9世纪左右青铜器器形的变化。许多学者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一显著的变化必定伴随着礼仪的变革。商代及西周早期对成套青铜器的使用在此时突然中断。新的器形开始流行，并且以多件重复的方式构成器物组群。这些新型的青铜器可能对应着礼仪活动中的新变化。不单是礼仪上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阶层的社会结构也可能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需注意，当商代或西周的成套器物被使用时，它们是当时人们理解礼仪观念的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们的部分思想和信仰隐含在这些成套器物中。但殷商成套器物所蕴含的观念与西周成套器物中涉及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成套器物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比如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或用于作战的兵器。在这样的观点下，这些器物不仅有助于理解特定时期的物质文化，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与这些青铜礼器相关的信仰和习俗。

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方面，即后期对早期器形和装饰的复兴，也能反映出这些晚期器物铸造时的社会情况。自商代以来，人们便对较早时期的青铜器十分着迷。我们可以在商代晚期、西周晚期及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早期青铜器的复制品。这些时期的贵族都希望以他们与历史的显赫联系来提醒自己以及后世子孙（见第5、6、7篇）。与过往历史相关的见证无疑为拥有这些器物的家族带来崇高的地位。后来的帝王们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复制古代青铜器。

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透过早期器物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观念思想，各个时期的墓葬可以提供另外的线索（见第8—12篇）。中国具有悠久的墓葬传统。墓葬为其墓主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死后世界。早期的竖穴土坑墓是古代青铜器和玉器的宝库。这些宝藏不但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了礼仪及身份所需的物品，也配备了战争所需的兵器和马车。秦代（公元前221—前210年）以来的墓葬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其中以兵马俑的出现最为突出。秦始皇陵不仅仅提供了军队，墓中的车马厩、朝臣、百戏、官员、嫔妃，以及天地星辰的图像，都是为了秦始皇的死后世界而创造的。如同随葬的青铜器一般，这些为冥世所准备的物品是古代中国人死后世界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自秦代以来，墓葬成为墓主人的微缩宇宙。这种始于秦始皇时期的转变，一点也不亚于一场革命。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商代与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墓葬来理解上述变化。汉代贵族以漆器和玉器取代了成套的精美青铜容器；这些器物与侍从木俑或陶俑放置在一起。另外，最高等级的贵族通常身着玉衣。随葬品上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和信仰上的转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玉衣等贵重物品以及陶俑等模型，都被用来在死后世界发挥作用。我们还应认识到，壁画中的侍从、宴饮以及山岳都为墓主人提供了它们所描绘的事物（见第12篇）。因此，我们不应将陶俑与其他的物品区别开来。包括墓室壁画在内的一切，都为墓主的实际需求服务。

汉代墓葬的改变一部分源自于楚国习俗的影响，一部分可能来自于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地区。墓前的动物雕塑及凿山为藏的石室墓对石材的使用，都表现了中国与中亚及伊朗地区的联系。在那些地区，石头是雕塑与建筑的首选材料，并且同样有凿山为藏的石室墓。中国在秦汉时期已经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进入了全球化的早期阶段。

的确，通过对中国早期青铜器、玉器以及墓葬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将欧亚大陆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最东端的是中国，及其影响所及的韩国、东南亚等地。最西端为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其影响的北欧及西亚等地区。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中亚广阔的沙漠和连绵的山脉，以及现今俄罗斯、蒙古地区的草原地带。在该区域内，游牧民族及商贾使中国与西亚间的交流得以存在。本论文集中的两篇文章（见第13、14篇）讨论了这些地区之间的交流。外来物品促进了新的材料及事物在中国的出现。古代中国人借用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红玛瑙珠，在西周晚期创造出全新的葬服样式（见第13篇）。

本书最后三篇文章将继续讨论欧亚大陆的不同文化，探讨较晚时期的装饰或图案（见第15—17篇）。这里，我将进行一个对比，一面是中国晚期流行的花鸟吉祥图案，另一面是以古希腊、罗马建筑系统为基础的西方图案。这两个区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然而，西方系统的部分元素随着佛教由印度次大陆传入中国。另外，中国的花鸟图案随着丝织品及瓷器传入印度、西亚，然后进入欧洲。现今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仍广泛使用的青花瓷，便是当时中国出口贸易瓷的派生物。我在关于装饰的论述中，以及其他的文章里，都专注于研究前人留下的丝织品与瓷器，这不仅是为了理解当时的贸易与交流，更是为了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与信仰模式。例如，通过分析万历皇帝（1573—1620年在位）的龙袍，我们可以思考当时的两种信仰：龙袍上吉祥图案的作用，以及龙袍将普通人转化为皇帝身份的特殊力量（见第15篇）。中国青铜器、玉器、陶瓷或丝织品上的各种创造，都与当时的社会习俗与观念的变革息息相关。

我要感谢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参与翻译工作的学生们：邓菲、吴晓筠、陈谊、黎婉欣、陈莘、蒋奇栖、曾庆盈、陆于平。其中，邓菲担任统筹工作，我十分感激她为此书所付出的努力。另外，北京大学的黄洋教授对所有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订。社科院考古所的赵超教授也协助校对译文，确保译文专业词汇的准确性。此外，我还要感谢梅建军教授为《装饰纹样与地域——汉中青铜器的个案》一文所做的贡献。最后，我要向长期投入本书的三联书店的编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杰西卡·罗森
2009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