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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这套丛书的动机十分朴素。中国艺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艺术史，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艺术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我们有全球艺术史的观念，作为具有长线文明史在中国地区所生成的艺术历程，自然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对这份遗产的认识与理解不仅需要中国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也需要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学者的建设性工作。多元化的建设性工作更为重要。实际上，关于中国艺术史最有效的研究性写作既有中文形式，也有英文形式，甚至日文、俄文、法文、德文、朝鲜文等文字形式。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和立场对中国艺术史的解读又构成了新的文化遗产。
有关中国艺术史的知识与方法的进展得益于艺术史学者的研究与著述。20世纪完成了中国艺术史学的基本建构。这项建构应该体现在美术考古研究、卷轴画研究、传统绘画理论研究和鉴定研究上。当然，综合性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美学、宗教学、文学史等学科的建构也为中国艺术史的进展提供了互动性的平台和动力。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把汉学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断做出新的贡献。中国大陆的中国艺术史学曾经尝试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分析，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经验。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多元方法对艺术史的研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选择一些重要的艺术史研究著作，并不是所有的成果与方法处在当今的学术前沿。有些研究的确是近几年推出的重要成果，有些则曾经是当时的前沿性的研究，构成我们现在的知识基础，在当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知识与方法。比如，作为丛书第一本的《礼仪中的美术》选编了巫鸿对中国早期和中古美术研究的主要论文31篇；而巫鸿在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The Wu Liang Shrine：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1991年出版的《早期中国的艺术与政治表达》（ Art and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Early China ）；柯律格（Craig Clunas）在1991年出版的《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巫鸿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Monumentality in Early Chinese Art and Architecture ）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著作。像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万物：中国艺术中的大规模与模件化生产》（ Ten Thousand Things：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乔迅（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的绘画与现代性》（ Shi-tao：Painting and Modernity in Early Qing China ）；白谦慎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Fu Shan's World：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杨晓能的《另一种古史：青铜器上的纹饰、徽识与图形刻划解读》（ 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Décor，Pictographs，and Pictorial Inscriptions ）等都是200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学者的重要著作也会陆续选编到这套丛书中。
除此之外，作为我个人的兴趣，对中国艺术史的现代知识系统生成的途径和条件以及知识生成的合法性也必须予以关注。那些艺术史的重要著述无疑都是研究这一领域的最好范本，从中可以比较和借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方式所产生的极其出色的艺术史写作，反思我们共同的知识成果。
视觉文化与图像文化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出来。这一现象也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文字为核心的，而缺少同样理念的图像与视觉的新文化与之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不完全是提供给那些倾心于中国艺术史的人们去阅读的，同时也是提供给热爱文化史的人们备览的。
我唯一希望我们的编辑和译介工作具有最朴素的意义。
尹吉男
2005年4月17日
于花家地西里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