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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被世人珍藏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器物当中，鲜有器物能像中国青铜礼器一样持久，特别是带有立耳、圆腹和三足的青铜鼎。约铸于公元前1000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盂鼎便是这种厚重三足鼎中的一例【图7－1】。最早的青铜食器铸造于公元前1500年，相同形式的铜器至今仍被制成日用器或庙宇供桌上的香炉。20世纪的木刻版画经常描绘立在供桌上的小型圆形三足器。这些器物以及那些装饰皇宫的更加精美的同类器物【图7－2】，是这些古代青铜器的直系后裔。这种跨越三千年的形式延续相当值得注意。在欧洲和北美，只有古典传统的雕塑才能与这种持续性相比拟。
[7－1]
[7－2]仿古代青铜鼎式
本文将讨论中国青铜器的延续性。那些存放在博物馆里的古代青铜器如何能保存至今是很容易解释的。上千件器物制作于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500—前221年）的数个世纪里。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它们经常被埋藏起来而不是被熔掉。由于器物是以青铜铸成，它们的器壁较厚，且一般不会在埋藏的情况下严重腐化，因此能有许多青铜器被发掘出来。
然而，单单凭借保存至今的地上或地下青铜器，并不足以说明跨越三四千年的青铜器形制的延续性。古代器物的持续出土引发并维系了一种对青铜器几乎不曾间断的兴趣。在它们被埋藏后的数个世纪里，青铜礼器被重新发现，并引起了关注甚至是敬畏。这些再发现可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汉代至唐代（公元前206—公元750年）、晚唐至宋代（800—1279年）、元代和明代（1280—1644年）、清代（1644—1911年），以及20世纪。当青铜器被重新获得后，它们促进了复制品的制作，并因此维系了古代形式的存续。
从理论上来说，某件青铜器，甚或是许多个别的青铜器可能已经在公元前1世纪时被重新发现、保存于世，并在其后五个阶段中受到珍视。然而，这实际上并未发生。青铜器于商周时期埋入地下，到了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或是更晚的宋代（960—1279年）才再度被发现。之后，它们又再度消失。这既可能是因为这些收藏在政治动乱中流散了，也可能是因为态度的改变导致社会对青铜器的品评有所改变。
重新出土决定了青铜器在这些较晚阶段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在20世纪，一件新近出土的青铜器在我们的眼中经常具有与传承数代的传世品不同的价值，甚至是更大的价值。
一旦重新出土，青铜器便被赋予了在新环境下存在的新的价值含义。因此，我们能够将青铜器原本所处的时期，以及之后的五个时期视为青铜器发展的六个片段。
在检视这些片段时，焦点将不会直接放在生产制作青铜器，或是三千年来复制不同器物的一连串序列上。为了理解青铜器形制的遗留过程，特别是鼎，那些仅在器形或装饰上有些许变化的器物相对来说便不是那么重要。青铜器在特定社会中的角色或地位才是问题所在。虽然较晚的世代并不一定都能正确地理解青铜器过去的角色，但由于人们对它们在过去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或价值的推测，青铜器仍然受到重视。本文将简要勾勒中国青铜礼器在商周时期的重要性，并接着论述之后五个时段的特征。我认为，除非我们能意识到青铜器在较晚的历史片段中积累了新的价值和角色，否则我们不可能以它们来理解中国早期的历史。
这一节将勾勒出古代中国青铜器，特别是鼎的主要特征，因为这将与后世对它们的评估有关。
铜一直是鼎的主要材料。在早期阶段，这是一种稀少且贵重的原料，并被用来制作兵器。选择以这种稀有的兵器原料来制作礼器，说明了它们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价值。
容器在供奉祖先的献祭仪式中非常重要。食物和酒在正式的宴飨中供奉给祖先，以确保他们能庇荫子孙。青铜器被铸成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形式。鼎本身便是一种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形式，由一个支在三足之上、耐火的盆所构成。
所有类别的青铜器，特别是礼器，都与权威和力量密不可分。只有地位很高的人——王、贵族及官员——才能够得到青铜礼器。我们并不知道铜礼器的获取方式在当时是如何进行管理的。但是王室应该控制了对铸造兵器来说十分重要的作坊。我们从公元前11世纪及其后的铜器铭文得知，王有时会将铜料或是子安贝赏赐给他的部属，并且，这些铜料随即被铸成容器，而子安贝则可能作为某种支付青铜器所需款项的形式。青铜器的取得因此成为表现个人与王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国内影响力的指标。
在商和早周时期，我们几乎可以确信那些接受了装盛在容器里的供奉的祖先，与生者遵循着相同的等级制度。王的祖先无疑被认为比其他贵族的祖先更具影响力。当铜器生产发展之后，社会等级通过铜器的质量来表现；王室的容器不论在造型、铸造质量、尺寸及数量上都超越了一般贵族。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后，当中国被分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国家，青铜礼器被用来展示它们拥有者的权力和财富，并给他们的对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鼎以及其他容器以中国古代最贵重的材料制造；它们被制成比铜器出现更加久远的食器和酒器的形式；它们为王及高级贵族所有；并且，它们的尺寸及制造的质量表现着拥有者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此外，鼎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与它们之后所具有的价值相关的特征：它们成为长篇纪念铭文的载体，以及它们被用来指示其拥有者的确切等级。
青铜器铭文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人取得统治权后便十分普遍。周借用了商铸造铜器铭文的习惯，并极大地延伸了这种做法。这或许是因为政治的剧变导致必须以新的封赐物来换取忠诚，并借由展示它们来达到炫耀的目的。
铭文以阴文铸成，通常位于会被酒食覆盖住的青铜容器内部，而不是能够在仪式活动中被观看到的外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些铭文不仅仅打算供生者及其后代阅读，也可能是给接受酒食供奉的死者阅读的。
大盂鼎内令人印象深刻的铭文记录了一系列王赠予盂的礼物。在礼物前面的是对早期周王成就的歌颂。盂因此公开地将自己与周王室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联系来声明其自身的地位。
这些铭文中的颂词是后来那些依据道德标准为君主统治辩护的文献的雏形。
后来的人们并不怀疑这些铭文的作用。一则著名的释文可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礼仪文献《礼记·祭统第二五》内：
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
除了作为铭文载体，鼎在周代用来指示身份地位，甚至是确定等级的重要性逐渐增加。由于铸有铭文，鼎得到了不同于其作为煮食器的角色。最初埋入墓葬的鼎群是由不同形制的鼎组成。约从公元前850年起，器形和装饰一致、尺寸递减的列鼎开始出现。
仅仅依据墓葬可能不足以使我们或是早期的中国学者了解这些成套、一模一样的三足鼎的功能。然而，在这第一个阶段结束之前，即约公元前3世纪的文献里，记述了列鼎的功能。在对《公羊传》所做的一则评注中，何休云：“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在汉代，这一批注被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们仔细研究，其中一些学者认为鼎的数目应与《周礼》的记载一致，即天子应使用十二鼎。
在周的礼仪消失许久之后，这些文献可能使一些关于周鼎功能的理解得以保存下来。汉代的人们可能由他们所继承下来的文献中得到了一些错误的结论。然而，他们绝对相信鼎曾经被用以指示身份地位。汉代时周礼已经衰退，虽然它们尚未完全消失。这可由汉墓中的成套礼器与其他铜器对应下所反映出的地位来证明。在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埋入身着玉衣的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夫人窦绾的满城汉墓中，除了相对平素的礼器，也发现了用于宴会、带有镶嵌及镀金、极为华丽的酒壶。
因此，虽然汉人知道鼎在过去曾以某种方式与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他们的时代里这种做法已不再显著。
一个全新的阶段始于这种衰落出现之时，这是因为鼎地位的下降反映了宗教上的改变。两种新的信仰掩盖了早期的祖先祭祀：首先，人们开始相信神仙住所及永生之源是可以触及的；其次，时人开始重视代表上天意志的祥瑞征兆。
在这第二个大阶段里，与本文讨论相关的鼎不是新铸的，而是那些重新出土的鼎。这些发现被视为上述祥瑞的例证。
最著名的事件是公元前113年发现的一件青铜鼎，这被汉朝史官司马迁记录于公元前1世纪时编撰的《史记》中。该书用一个长段落描述了这个发现，以及随后向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进行的报告。当鼎被运送到首都时，武帝亲自前往审视。此时，一朵黄云及皇帝所猎杀并供奉于祭祀的鹿出现了。这些现象都是祥瑞的不同形式。之后，武帝向其大臣们征询关于发现铜鼎的解释，并把这些事件与他当下所面临的旱涝问题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那些被史官记录下来的解释，并未能为武帝带来多少建议或希望。取而代之的是官员们开始讨论鼎在带有传奇色彩的过去中所具有的角色，以及它们在汉代所应具有的重要性：
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
这段文字显示了对于鼎的古老及其祭祀功能的确认。关于它们的铸造及被传说中的圣王所拥有的描述，是由古代的王拥有精巧青铜器这一点上推断而来的。禹铸九鼎的说法似乎是基于周人以鼎为身份的指示物。这种角色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延伸，即它们被合法的统治者所拥有，并且，一旦统治者无道便会失去它们，这代表他们失去了上天的认可。如此，铸鼎可以象征统治者的美德，一种古代统治者通过他们的铭文所宣扬的美德。在过渡阶段里，公元前6和前5世纪的哲学家们延伸了西周早期关于统治者的合法性的概念。因此，鼎作为礼器的古老特征转变为一个新的角色，即鼎的出土体现了上天的意志。
汉代的学者已可通过主要的礼仪经典，如前述的《周礼》，了解到许多关于使用礼器的信息。这些经典在汉代被一些现在所知的伪书或谶纬文书所增补，据称这些文献在当时是因为差错而从经典中遗落了，因此应作为主要典籍的参考。
许多谶纬文书关心预兆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联。
这些强调鼎是合法性象征的伪历史解释，发展出了一种长期先入为主的想法，即认为鼎的出现是上天认可统治者及其作为的证据。在公元220年汉朝覆亡后分裂统治的世纪里，出现了许多关于鼎奇迹般出现的解释。
这一时期包括图与文在内的符命观念，即那些被统治者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标志，在道教的鼓励下兴盛了起来。
此时，器物的收集以统治者的名义进行，并依据历代的评注对其进行评判。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了唐代（618—906）。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的研究已说明收集作为符命的器物及文献这一活动是如何成为皇室主要艺术收藏的基础。
自8世纪中叶起，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宣告着青铜器史上第三个阶段的来临。在政治动荡及775年安禄山之乱后所产生的疑虑中，新的人生哲学与在唐代早期占有主导地位的佛教思想背道而驰。韩愈（768—824）因以论证的方法反对佛教并支持传统的古代哲学而闻名，被认为是复兴孔子思想，即所谓的新儒学的先驱。
当然，复兴儒家思想意味着对孔子所处时代的政治及社会结构的关注。周后期因此被韩愈的后继者视为黄金时代。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对周后期文献及思想的关注因晚唐时期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及唐覆灭后五代时期（907—947）的分裂局势而加强。在早期的大扩张后，唐代便逐渐走向衰退。这一政治现状促使政治领袖们进行自省，尤其是那些改革者。革新者，如征引《周礼》以支持其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王安石（1021—1086），以及与他对立的保守士人，如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8—1086），都认为对过去的理解是德政的基础。
书法、绘画和青铜器的收藏，以及对青铜器及铭文的研究必须放在这个背景下检视。通过他们对古代礼仪及历史文献的研究，学者们意识到青铜器在周代所具有的地位，以及它们在后来的时代中所受到的关注。我们在宋代的收藏及评注它们的目录中，见到了人们如何通过对周代的严谨研究来寻找仪式的进行方式、青铜器在这些仪式中的用法，以及收藏可赋予其拥有者正统地位的佐证。换言之，当时的学者同时意识到青铜器在古代的作用，及其在汉和汉以后的数个世纪里作为符命的显著意义。
宋代以徽宗皇帝（1101—1125年在位）的收藏最为可观。他的收藏无疑可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的收藏并驾齐驱或更胜一筹。尽管在北方边界对抗辽及金的战事失利，可是拥有这种收藏可能被视为是宋对其获有天命这一主张的加强。
在徽宗收藏中，青铜器及相关礼仪文献具有极高的价值。这一点由它们被保存在储存宫廷收藏的保和殿的中央建筑中所体现。
青铜器被描绘、记录于专门的目录里，即《宣和博古图录》。该目录延续了以往的目录，比如吕大临于1092年编纂的《考古图》。
《考古图》也收录了官员收藏的青铜器。此时除了皇室收藏，那些正在持续成长的士大夫阶层所拥有的收藏也同等重要。与宫廷收藏一样，这些规模较小的收藏也加强了它们拥有者的地位。士大夫阶层寻求并衡量这种身份地位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来自于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因而其成就多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非家庭背景。因此，他们与唐代那些拥有土地的世袭贵族官员不同。这里，青铜器作为命符的特性被进一步延伸。收藏家赵明诚在12世纪初金兵入侵前逃亡之际对其夫人所说的话，表明了古代及当代青铜器对其拥有者来说具有礼仪的价值：
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
像那些真实的器物，由拓片而知的铭文也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收藏者对铭文拓片近乎非理性的重视可以由赵明诚的夫人李清照在其南迁时徒劳无功地想保留住收藏时所说的话看出。她在关于自己如何不断失去文献、拓片及书法收藏的描述中说道：“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帙，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李清照的文字展现了一种对于拥有的喜与恶的深切体会，而他们以及其他的学者表现出的对拥有那些具有法力的符命的渴望，正逐渐被更多投入于铭文内容的关注所取代。此时，铭文被视作过去为当下提供观念思想及教训的途径。因此，董逌（活动于1126年）在其所著宋代最主要的金石学著作之一的《广川书跋》的序言中写道：
知识之家与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真赝，定证源流。若书画题跋，若事干治道，必反复详尽冀助教化，其本礼法可为世范者，必加显异以垂楷模。
器物的收藏同样具有启发性。由于新儒学的目标是通过恢复过去以革新现在，过去的仪式及青铜器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便格外受到关注。我们将大多数不同器物类型名称的建立，以及迈向理解这些器物功能的第一步归功于宋代。希望将这些器物用于宋代仪式的想法刺激了这一研究方向。古代的器物确实被收集再使用，或是作为新铸器的模本。《宋史志·第五十一·礼一》中称：
初，议礼局之置也，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
寻找古代器物以作为新器物基础的做法，带来了一种与现在依然相关的新要素。除了重新使用古代青铜器，复制品也被置于供桌之上。最主要的类型是香炉。它们被制成鼎【图7－3】或称为簋的无足盆，有时被制成称为觯或量的带有小足的圆形容器。作为花瓶使用的高瓶采用了古代酒器——壶——的形式【图7－4】。因此，通过宋代的学术成果，古代器物的使用渐渐地被忽视了。
[7－3]仿古代青铜鼎形式的供器
[7－4]仿古代青铜壶形式的供桌花瓶
不过，复制品的使用却加强了真伪的问题，这是一个早已存在于铭文研究的问题。显然，如果青铜器及其铭文拓片被作为过去的真实资料的来源，并且是皇帝及其要臣身份地位的支撑物，这些贵重的物件必须是可靠的。
在元代及明代，认真收藏或研究青铜器对朝廷来说并不重要。这一情况与之前的宋代和之后的清代十分不同，可将之视为一个新的阶段。皇帝及其大臣们必定仍握有大量的收藏，但仅有少数文献曾描述过它们。
其中，1562年被抄家的内阁首辅严嵩的古代青铜器的清单，可作为青铜器仍被持续收藏的证据。
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推论，当时的政治并不十分需要关于仪式或是礼器的研究，因此促使宋人讨论青铜器的因素已不复存在。此外，由于权力中心是在北方的北京，或是靠近上海的东南等不常出土古代青铜器的区域，收藏及研究的素材便不如北宋时期临近河南和陕西等古代中心的首都开封来得丰富。
然而，即使朝廷在这几个世纪中似乎未曾引领青铜器及铭文的收藏，一个不断发展的富裕阶层对名声及地位的追求仍为青铜器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市场。我们在一些作品中见到了收藏书法及古物可达到的效果。其中，许多青铜器、玉器及某些类别的陶瓷器提供了用以支持身份地位的合法性。这种对古物的品评可见于如学者及鉴赏家李日华（1565—1635）所著《紫桃轩杂缀》一类的著作中。
带有古代符命般力量的青铜器也出现在这种作品中。正如这些收藏在宋代强化了那些需要取得合法性，以取代握有土地的传统贵族官僚的新兴士人阶级的地位一般，这一基于财富兴起的新兴阶层也采用以前士大夫所使用的象征物，来达到寻求支持的目的。柯律格（Craig Clunas）的研究已论述了用来指导这一新兴阶层如何选择适当物件以表现品味的著作的发展。
由于古代青铜器、玉器，甚至是绘画、书法的供给难以满足逐渐成长的需求，各种形式的赝品填补了这一空缺。除了那些用于供桌上的铜器，复制古代容器形制的青铜器可能是刻意造假的赝品。【图7－5】所示之兽形铜器是依据《博古图录》中的一件公元前4世纪的铜器复制而成的。
对这种镶嵌铜器的追求一方面是因为金银是当时的奢侈品，另一方面，这种爱好被多数古代铜器都曾镶金嵌银这一错误认知所支持。
[7－5]仿古兽形镶嵌铜酒器，可能是刻意制作的赝品。明
由于不论是精明或愚昧的人都可能得到赝品，收藏者们便开始意识到这些复制品所带来的问题。因此，自元代以及一些与鉴赏相关的著作（如《格古要论》）的出版以来，如何辨别铜器真伪的问题便十分兴盛。
清代是古代对中国青铜器的观点向我们当代的观点过渡的阶段。在这几个世纪里，对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收藏和研究再次复兴，并被一些我们今日仍十分熟悉的有关青铜器的看法所支持。与此同时，收藏的规模以及研究的深度建立起了一种典范，这一典范并成为远东及西方现代收藏的标准。
如同宋代，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受到了明代覆亡及满族的异族征服等政治剧变的刺激。首先，满族推崇适当的礼仪活动以维护他们在异地的合法性，并加强其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声明。
与此同时，他们的对手也寻求历史的支持以质疑满族的统治。
明晚期以来，第一部关于金石学的著作为汉儒学派的创始者顾炎武（1613—1682）所著。这一学派的目标为恢复那些随着明朝覆亡而失去的古代价值。政治上的纯洁性及正统性再一次地与通过研究青铜器及铭文得到的对于过去的正确理解联系在一起。虽然汉儒学派实际的观点与从过去寻找政治教训的宋代新儒学及汉代的学者不同，他们仍属于同一个传统。
更晚的学者，特别是阮元（1764—1849），直接采用宋代的研究。他的一部关于铜器的著作便是仿效了宋代薛尚功辑录铭文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到了18世纪晚期，当阮元成为官员时，研究过去不再只是作为反清的支持，而是作为所有士大夫以及皇帝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规模的收藏再一次地出现了。随着收藏规模扩大而兴起的是更大部头的目录。这一努力的极致展现为罗列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收藏的《西清古鉴》及许多其他的补充资料。这些卷本与皇帝的绘画及书法收藏等量齐观。青铜器也应与这些作品具有相同的价值。我们将皇室收藏视为艺术收藏，但是乾隆皇帝及当时的学者对这些收藏的认知却不仅止于此。它们能够使官员们洞察过去的价值及成就，并使他们可以在现在恪尽职守。我们应该理解，这些目录及目录的许多索引并不是艺术史家的辅助，而是那些意图利用传统的政治家及历史学家的必备工具。
与在明代一样，古代及当代的铜器被陈设于高雅的环境里以显示其所有者的地位及教育。铜器的确被大规模铸造，作为祭器及玩赏之用。然而，由于真正的古代青铜器被积极地研究并确认，对赝品的焦虑并不像明代时那么严重。
尽管这里无法全面地探究20世纪的铜器复兴及研究，论述一两个显著的特点仍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今日的讨论都是清楚地依凭在更早之前看待青铜器的态度之上。
蒋介石部队基于民族主义对皇室收藏所进行的安全措施，已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对于拥有最重要的艺术品及古物可赋予统治者政治合法性这一观念的延续。
青铜器所具有的符命般的价值仍然存在。的确，源于汉代的那些中国古代看待出土物的态度，依然影响着人们对发掘出土物的看法。所有的文物都为国家所有，对它们的解释方式仍然是先入为主的。因为人们通常认为它们能够“古为今用”。通过研究考古发现的遗存，可以寻求支持今日社会及政治政策的训诫。
在中国，清代的收藏及学术传统仍被保持着，特别是对铭文的研究。关于文字及铭文索引的研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对中国青铜艺术史的研究。因此，青铜器在宋代的传统下被珍视为过去的文献，而不是作为艺术品。
20世纪以前，西方世界并不了解古代中国的青铜器。中国瓷器得到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它们自17世纪起便被出口至欧洲，作为日用及陈列之用。对青铜器的理解来自于对收藏中国艺术的理解方式。在这个发展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中国艺术品被展示于1935—1936年伦敦皇家学院举办的一个著名展览中。当时展出了皇室的青铜器及绘画收藏，它们的地位由其与其他器物之间摆放位置的关系表现出来。这种通过中国皇室的收藏表达欧洲对中国艺术的兴趣的做法，显示了即便是在欧洲，人们仍不断寻求着这些器物过去的历史。
在本文对古代青铜器史的几个个别时段的简要描述中，我试图展现：在不同的阶段里，依附在青铜器上的价值受到了前一阶段价值观的影响。汉代将古代铜鼎的发现视为上天认可贤能统治者的证据。有德的或无道的帝王都拥有专属的青铜器。但古代容器上的铭文以及今日所知的晚期文献都强调着上天仅奖赏有德者。因此，对鼎的拥有便被视为是有德的证据。
如果我们要知道汉代的人们对古代青铜器功能的看法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回顾它们在古代所扮演的角色。与之相似的是，对器物的古代功能及贡献的认知，以及汉代观念的转化促进了更晚的收藏活动。在前述的每一个主要阶段里，学者们吸收了早期的观点，并经常改变他们所继承下来的这些经过累积的理解。即便是在今日，我们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仍旧是基于许多前述的观点之上。
青铜器被收藏于博物馆内既不是因为我们认可它们的艺术成就，也不是因为我们将它们视为一种可阅读的商周史料。它们存在在那里是因为我们继承了一种生成于遥远的过去，并由清代学者所维系下来的一种对青铜器的关注。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它们以及它们的历史，我们必须先评估那些使它们成为我们收藏的较晚近的时间段。我们必须像剥洋葱一般地剥去那些先入为主的预期观念。
在所有晚近的历史中，对青铜礼器所具有的特殊力量的关注，源自于认定它们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有紧密的关系。首先，它们的铸造是一种政治力的表达；其次，对它们的拥有也是如此。政治的面向是一条持续贯穿青铜器后来发展的线索，直至今日。
此外，中国古代食器的形制在后来的时代里被制成香炉。如此，不但一个新的时代被开创了出来，一种新的、拥有自己生命的器物也就此产生了。
在这些复制品或是衍生品的介绍中，我们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讨论，因为这些香炉不仅继承了古代的形式，也继承了与过去的关联。这些关联的层面或结果几乎可见于所有的人工制品，不论是珍贵的艺术品或只是一件普通的茶壶。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它们生命中的片段以及它们所衍生出的新生命，可与世界上所有的人类相比拟。所有的器物都拥有祖先，对于理解它们的角色来说，祖先与它们现在的外观和功能一样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的世系传承，我们便不能由一件器物阅读历史。
（吴晓筠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