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复古维新
——以中国青铜器为例

在中国，没有什么器物比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经常地被复制、模仿，或是能引发联想。的确，这些青铜器在某种程度上与建筑在西方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相似。 换言之，当商周青铜器在无意间被发掘出土后，它们便成为当时人们认为应该仿效的理想时代的物质范例。由是，它们成为宫殿或寺庙香炉的原型，并在许多情境下被仿制成装饰花瓶。这些晚近的器物与西方古典建筑形成了一种对应，其建造者以保存在地中海遗址内的古代建筑结构遗存作为它们的模范。这种与西方石材建筑之间的对应不但显示了方法上的某些相似性，同时也显示出这两个完全分隔的地域之间非常不同且独特的选择。

收集以及复制出土青铜器的原因很多。这些重新发现以及仿效的过程正是“古色”特展以及为该展览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当我们思索那些脱离青铜器原来制造和使用时代的后来的青铜器复兴，以及复制所带来的多样性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多种形式的接受。为了本文讨论的目的，我将这种对古代青铜器及其复制品的接受分为三个方面：“再造”（recreation）、“古物研究”（antiquarianism）及“复古”（archaism）。

制作那些可以被我们归入这三个类别器物的工匠遵循着古代青铜器的形式及美学特性，将它们置入新的时代背景中。当定制者和工匠采用过去的形式和装饰风格时，他们似乎希望这些后来的器物能对观众产生特别的影响。然而，他们所期望的效果以及观众的反应，会因为工匠和定制者是否在乎复制的准确性，或是在乎这些器物是否能唤起过去而有所不同。当然，青铜器的观众以及他们对青铜器的接受方式，会在制成青铜礼器形式的器物的漫长历史中有所改变。

对古代青铜器研究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探索它们如何成为确切可靠的模范，以用于后来的礼仪活动之中。其中一个做法是仔细复制古代青铜器特殊的形制、装饰及功能。一般来说，制作复制品的目的不仅是追求仔细的复制，而是要以之强调家世背景。如果一个家族或是统治者能够定制精确的复制品，便表示他们在制作这些器物时是以原件为本，如此便能显现他们特殊的地位。在这样的努力中，青铜器原本作为酒食供奉器的功能被认可了，即使它们不总是被准确地复制。通过器物彰显特殊的身份地位甚至是家族世系，即以一种视觉及触觉的方式与过去产生联系，是为了达到更进一步的目标——使观众对一个家族或是国家产生深刻的印象。而这个假想的观众通常是死者或是鬼神。这些精确复制品的所有者经常通过这种手段寻求合法性。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目的。 我将这种确切的复制称为“再造”。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以后，供奉祖先的酒食被盛放在形状及材质都十分不同的容器中。因此，当人们试图进行确切的复兴时，就像是在宋代（960—1279）和清代（1644—1911），其中所牵涉的不只是再现原来的器形和装饰，同时也要理解和恢复器物最初的功能。为了本文的目的，我提出所谓再造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定制者明确知道古代青铜器的最初功能是作为酒食的供奉容器。然而，这种再造很少被真正地实现。

第二个方面是收集及珍藏古代青铜器。由于古代青铜器的供给量非常小，且人们对它们的了解也很少，复制品及赝品的制造便弥补了这个需求。这种收藏是世人所重视的过去的一部分，而这一过去也记载在《礼记》等描述周代器物的文献中。这种对古代器物的兴趣导致了古代青铜器图录及图绘版的礼书（如《三礼图》），或是目录及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三才图会》）的出现。我将这种现象称为“古物研究”。古物研究与《古色》展览图录里的讨论格外相关。

第三个方面是将古代青铜器的特征表现在多样化的器物之上，例如香炉和花瓶。这些器物的功能与古代青铜器的功能完全不同。与青铜不同的多元化材质，如陶瓷、珐琅和玉，也被用来制作这些器物。的确，一种松散地以古代青铜器和纹饰为根本的全新装饰风格被创造了出来。这种我称之为“复古”的现象，成为这次会议的新颖主题。

本文的讨论将分为三节。在第一节中，我将讨论上古时期再造的范例，以阐明这种做法的重要性。第二节将由这个例证中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第三节将根据古代青铜器的案例研究，就再造、古物研究及复古三个方面讨论晚期青铜器。

再造

目前的讨论牵涉了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商周青铜礼器被如此普遍地视为晚期铜器的模范？即，后来的人们为什么选择它们？第二，青铜器的功能和器形能够被再造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它们仅作为后来功能相异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的来源？这里所提出的再造和复古有何不同？

这一节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由一个特殊的例子开始。公元前8和前7世纪的墓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晚阶段使用较早青铜器的早期案例。 这一例证为后面的讨论提供了范本。

公元前9到前7世纪的晋侯墓地位于山西省侯马附近的天马—曲村。越过黄河，虢国墓地坐落在河南省的三门峡市。这两个墓地都发现了数个世代的贵族及其配偶的墓葬。在一些晋和虢国的墓葬中发现了古青铜器的复制品。我将论述这些铜器是再造的一些尝试。

这些复制品小而粗拙。在考古报告中，它们被有点轻蔑地归类为明器，也就是专为埋葬所制作的小而低等的容器。这种分类很少受到质疑。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称为明器的复制品模仿了比墓葬年代更加久远的器形，而墓葬中随葬的那些应是用于日常礼仪活动的当代器物都被制成标准尺寸。

曲村的93号墓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该墓未受盗扰，且可能属于晋文侯。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即公元前8世纪晚期或前7世纪初。 与墓地内许多其他的墓葬一样，成套的玉片覆盖在墓主人的脸上。该墓还随葬了许多古代器物，其中包括了一件戈。由于玉的质地非常好，且有许多件是古代的，因此暗示它们的所有者收集且珍藏这些在比他们的时代更加久远的过去所制作出的器物。这一点与青铜器格外相关。

墓内出有全尺寸的各式当代器物，以及一些尺寸很小的所谓的明器。下列容器都是全尺寸，并且可能具有实际的功能：五鼎、六簋、二壶、一盘、一匜以及一甗。复制品的器类有方彝、尊、卣、觯、爵，也有鼎、簋、盘【图6－1】。后三者并不特别注重器型，但前四者明显是古代容器形式的再造品。早在晋侯被埋葬之前，这几类铜器自公元前9世纪早中期的礼仪改革后便不再被使用。

依据约发生于公元前870年的这场改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复制品所具有的功能。此时，用于商和周初的主要器类的数量减少了，而且似乎是逐渐被废弃。大多数的无盖簋、多样的鼎、成套的圆尊及提梁卣，特别是觚、爵、方彝和觥，都已不再制造或使用。流行的器类有半球腹鼎、有盖簋、高大的壶、盘和匜或盉，以及一些较不常见的器类，例如簠和。钟也在此时变得普遍，并与青铜礼器埋在一起。 在陕西省扶风庄白发现的窖藏说明了这个变化【图6－2、6－3】。窖藏中属于较早世代的青铜器可见于图6－2的一、二、三排，代表了改革之前的类型。最上面的一排是折方彝、折觥和折斝。它们被定为西周早期的最晚阶段。第二排是属于下一个世代的丰尊、丰卣以及一件爵，均属于西周中期早段。史墙盘和一件爵在第三排，依据盘内的铭文，这些一定是属于穆王或是恭王时期的器物。这篇铭文对我们了解世代的序列来说十分关键，并且，这显然是当时一个极为重要的家族记录。

a．最上面的一排是折器。

b．第二排，丰器。c．第三排，史墙器。

引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北京，1980年，第二册，14－26号器。

窖藏中规模最大的器群是兴组器（参见图6－3），属于礼仪改革后的阶段。这一器群包括了一大组的簋（鼎似乎被省略了）、高大的壶和数套编钟。相似于丰及史墙的爵，这组器群的爵并不太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它们，以及与之一同发现的没有铭文的觚，可能是刻意制成古代青铜器形式的复制品。本文的后半部将对这一窖藏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庄白窖藏里的折方彝与兴组器在年代上的相对关系，和93号墓与该墓发现的带有古风的方彝复制品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礼仪改革后的器物经常与回溯早期形式的器物一同出现。它们的器形使这种关于古代的联想更为明显。两侧延伸出曲折附加把手的晋国器物，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西周早期尊十分相似【图6－4】。这些青铜器都是改革以前的器物，且已不再使用于93号墓晋侯的时代。属于晋侯的圆尊也很有意思。第一眼看上去这件器物做得有些粗糙。但是它不寻常地结合了圆形的上半部及方形的下半部，并且，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是对另一种西周早期形式的具体恢复，就像是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器物一般。 已提及的另外三件器物，卣、爵和觯，也同样是非常明确地再造过去形式的器物。

93号墓不是发现这种样本的孤例。63号墓，一座时代十分接近的墓葬，发现了相似的系列，即三鼎、二簋和二壶，都是标准的形制和尺寸。 该墓还包括制成模型的一方彝、一觯、一盘及一盉。此外，该墓还有两件非常特别的器物：一件铜方盒及一件铜方座筒形器，两件均由人形足支起。

第三个例子来自三门峡虢国墓地的发现。在这里，复兴发生于2006号墓内。 全尺寸的容器包括三鼎、一甗、四鬲、二、一簠、二壶、一盘、一盉。复制品有一方彝和一尊（这两件都有S形的把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附加物），以及一爵和一觯【图6－5】。这第三座墓葬确认了公元前8和前7世纪时该区域的统治家族不但持续对那些已停止使用的器型感兴趣，也被某一特殊时代的器物，即我们今日可以辨认出的这些复制品的原型所吸引。在这三个例子中的两个里，方彝与一觯、一爵和一尊一同出现。这两例方彝的形式模仿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器的同类器物（参见图6－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带有S形附加物的容器是很罕见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模仿以前器物的复制品并不见于晋国墓地的西周早、中期墓葬。这种复制品似乎集中在都城沣镐（今日的西安附近）失陷后建成的墓葬中。此时，周贵族也失去了他们在扶风的礼仪场所。随着这个区域的沦陷，逃亡的贵族们在这里埋下了大量的青铜器，此后便再未回来。前面所提及的，发现于今日庄白的大型器群便是其中的一个地下窖藏。许多贵族就这样失去了他们家族的早期青铜器。

当我们将这三座墓葬结合起来看时，许多问题直接浮现出来。为什么只有相对有限的器物以复制品的形式出现？以及为什么复制品全都伴随着与墓葬时代一致的全尺寸容器？这些当代器物不但在风格上与复制品不同，而且在礼仪功能上也有一些差异。实际上，复制品似乎不太可能用来装盛酒食，因为它们的尺寸与当代器物有很大的区别，并且，一些器物的器盖无法被取下来（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具有像香炉那样完全不同的功能，它们主要还是酒食容器）。答案似乎是，复制品可能执行着类似折组器在庄白窖藏中所具有的功能。它们代表着，或是以古代的形貌呈现着，那些在生时拥有这种器物的贵族世代。我们可以对之进行一个文学上的对比，设想它们是对同一家族较早世代的换喻。

在过去，复制品（明器）的使用仅被过度简单地解释为下列两种中的一种。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的哲学家们，特别是荀子，以死者的需要与生者不同的观点讨论明器的使用。 20世纪的著述者更倾向认为选择使用明器是脱离迷信并朝向某种进步的指示。例如，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在为墓葬做准备时，将真实的器物和真实的人替换为明器和随葬俑。 现在，许多证据显示，这两种解释似乎都是带有误解的假设。哲学家们似乎知道复制品，但却未对以生时实际使用的日用器随葬的墓葬提出解释。因此，荀子以及其他学者的那些只基于复制品，却忽视更普遍地被随葬的实际日用器的讨论，导致他们只对葬俗提出了一个不完全的叙述。与之相似，后来的著述者也忽视这个现象。因此，他们的论述也同样未能对所有的葬具提出足够的解释。然而，所有的大型贵族墓葬都有用于生活的实用器。例如，在汉代凿山为藏的大型崖墓中，刘氏家族（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皇子们除了随葬精美的日用铜、漆器外，也经常随葬一些模型，偶尔也有一些石及陶制的仆从俑。 被称为明器的类别好像逐渐地复杂起来。

晋侯墓内的当代青铜器似乎是山西侯马的铸工所制造的。另一方面，原尺寸的方彝、樽和卣则是西周都城沣镐及其作坊的典型器类。这或许显示出侯马的铸工并没有制作西周早中期青铜器的精巧外形的经验。 然而，由于晋和虢国贵族家族委托制作这种器物的复制品，他们显然十分熟悉这种形式。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不想用来随葬的实际样本，或是因为家族之前的世代曾拥有过这些器物，但后来却丢失了。不过，在都城陷落、贵族因逃出渭河流域而失去许多青铜器的时候，晋侯们早已在天马—曲村一带居住了好几个世代，而非刚抵达那里。

因此，将之解释为遗失祖传器物似乎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埋藏这些复制品？这似乎是，假使晋和虢国的贵族拥有它们，也因为古代的器物太过珍贵以至于不能用于埋葬。

但同时可能的是，在公元前8世纪，一个政治纷扰的时代，墓主人致力于再造久远的器物形式，不仅只是单纯地想以之取代贵重物品。在参与葬仪的观众、死者、神灵及生者心中，他们究竟以这些容器实现了什么？答案很可能仅仅在于他们以可视及可触知的形式展示（或宣告）了家族的世系。对这种世系的宣告也可能是向生者与死者声明其权力地位的一种方式。能够拥有这种器类的人，一定来自于可将家族史回溯至首都沦陷以前的那些具有悠久传统的家族。公元前9世纪中期的礼仪变革使这种古代的形式从与之一同出现的当代青铜器中凸显出来。因此，古代的器形便成为古老世系的有效标志。由于这三座墓中的少数复制品或再造品并未形成可供仪式特殊需求使用的完整有效组合，那么它们的形式对达到某些预期目标来说必定是有意义的。

天马—曲村遗址里时代较早的晋墓对我们解释93号墓的发现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我们可以将出土史墙盘的扶风庄白窖藏视为一个合适的范例。 如前所述，盘内的铭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铭文记述了微氏家族著名成员的更替，并与直到穆王时期的周王室历史相并列。其内容明确地记述并评注了各世代的成就。

盘铭的内容以及铭文中的那些世代所拥有的庄白青铜器，与曲村93号墓的器物非常相似。庄白窖藏大部分的青铜器，（兴组器）是该家族于公元前9世纪使用的主器群的大部分（未见于窖藏的鼎可能于都城失陷时被带到东边）。此外，家族还保存了铸有那篇让人印象深刻的铭文、时代较早的盘。家族也同时珍藏了一些属于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过去世代的不成套青铜器（参见图6－2）。因此，记忆被保持在文字以及那些视觉性强的物质样本中。或许，这些过去的器物不一定必须在实际的仪式宴飨中与兴组器整合在一起（参见图6－3）。但它们可能被陈列在一个架子或祭台上，被家族在世的成员以及死者同时注目着。

这种家族世系的重要性及其在青铜器上的可辨识性，清楚地表现在史墙盘的铭文本身，及其所联系起来的那些世代，其中不仅包括了历代周王，还包括了上述青铜器的拥有者。在世间，以及可能在阴间，举行仪式时，光有文字是不够的。庄白窖藏及晋和虢国的墓葬，为我们了解留存下来的古器物或制成古代形式的再造品在墓葬中的陈列方式，提供了样本。它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家族过去成员的清晰记录。在这种形式下，实体的容器可能与语言的记述相似。虽然，在一些例子中这些器物并不是具有实际功能的器物组合的一部分，但它们仍属于这个类别。它们似乎被视为是那些具有实际功能的器物组合的相等物，或是必要的补充，并与它们埋在一起。因此我将它们视为再造。

一般性准则

这一节将讨论这一案例所涵盖的既有认识，即关于中国青铜礼器如何在一个广大的时空背景下，成为复兴过去及复制品的主要来源之一。早在任何后来的复兴之前，这些早期墓葬已明确地使用了流行于数个世纪之前的古青铜器形制。它们阐明了这种有意识地复兴过去器物做法的两个特征：对过去及历史详尽的关怀——不论可靠与否，不论经过美化还是杜撰的；以及对于表述这种关怀的坚持，不仅是通过文字，更以物质的方式呈现出来，即青铜礼器。虽然其他文化的人们还未以铜制食器作为将过去的某些方面体现于现在的重要媒介，他们通过有形的范例和文字证据来体现家族谱系、政治势力或道德规范，并以此来声明一个世系的做法，明显地表现在其他自觉的复兴或再造中。

促使商人和周人在他们的铜器铭文中提及家族的特殊事件，是使青铜器与对过去的描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原因。通过这种方式，青铜器本身与铸在其上的文字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可能为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人们到底为什么选择这些铜器？我现在推测它们被选择是因为，通过铭文及铜器可触知的存在，它们似乎在后来的世代与过去的圣贤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直接的联系，其中想必也包括了周公。

对后来的世代来说，传世文献也提供了一个对商周时期相对完整且清晰的记述。《左传》以及司马迁的《史记》便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著作。《周礼》、《礼记》和《仪礼》等礼仪文献也是如此，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三种文献关于古代的记述并不一定可靠。

除了与已被记录下来的史料以及辉煌的历史事件之间的直接关系，青铜器所具有的物质特性使之具有吸引力并能长久保存。首先，其质地经久耐用，并能在地上或地下持续数百年之久。第二，由于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作用即使不是必需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许多青铜器以预期的高质量制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目光。通过它们的铭文，青铜器也与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的供奉祖先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活动在当时及后来被视为国事活动的一部分。

不带铭文的晋国及虢国青铜器代表了恢复及复兴的另一种情况。即，若要有效地通过像铜器这种可视的实体将一个已知的过去连结起来，则必须采用特殊的形式。如果它们被重置于不再使用它们的时代里，其效果会更加显著。折组器必定在更晚的兴组器中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它们带有扉棱的精巧外形以及细致的兽面纹，与兴组器平滑的外形及反复的弦纹和瓦纹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样，曲村93号墓带有扉棱及精美细节的方彝，以及三门峡2006号墓完整度较低的方彝，必定在那些公元前8世纪圆形并带有重复纹饰的全尺寸器群中引人注目。约在公元前870年发生的礼仪改革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的促成因素，这一改革为生产及使用的器类带来了一个明显的断裂。因此，由目前的证据看来，后来的世代是能够辨别并复制过去的形制的。

继这一礼器类型学上的断裂之后的另一个断裂发生于公元前3到前2世纪，主要是在战国晚期和汉代。此时，大部分存留下来的古代青铜器形式因对漆器的重视而被废弃。这一点我已另撰文进行过讨论。 几乎所有的主要青铜器器形都不再被使用。日用漆器（或是以铜或陶仿制漆器的形制）占据了主要地位【图6－6】。这一断裂对后来的铜器复兴所带来的影响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对宋徽宗统治下的宋代（1101—1125）。对宋人来说，当古代的器类被重新发现时，它们便显得引人注目且陌生。

一旦多样化的青铜礼器不再被使用，它们的出土似乎显得十分神奇。并且，与汉代对祥瑞的追求一致，偶然出土的一件古代青铜器通常会被视为吉兆；一件在公元前116年，即武帝统治期间（公元前140—前87年），发现的大鼎的确被这样地解释，并被作为改元的纪念而将年号定为元鼎。 汉以后的人们，包括非常重视青铜器再造的宋人，也同样将青铜器的发现视为吉兆。

由这些更进一步的论点，我们发现以下四个与青铜礼器的复兴及再造有关的特征：

（1）具有持久性及高品质工艺的物质特性。这些特征确保了许多器物得以留存下来，并且，当它们被重新发现时，它们的工艺会受到瞩目。这些器物能够保存下来是由于中国古代以青铜器随葬，而且特别是因为在公元前771年左右，大量的青铜器被迫抛弃于周原。

（2）对过去的广泛理解与青铜器本身为过去所提出的证明之间产生着连结。一些青铜器的长篇铭文为这种理解带来了证据，并与中国知识群体广泛阅读的传世文献相补充。

（3）常规的中断造成类型学、形式及风格上的变化，因而使青铜器得以与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相对应。这些器形及装饰上的改变使器物可以与世代的序列相配合。因此青铜器可以作为一个可视的系谱。

（4）政治与道德的诉求。不论是在古代或后来的时代，这种系谱被用来作为合法性及道德诉求的支持。因此，青铜礼器的美学特征被广泛地与政治及道德诉求联系在一起。由目前的及后面的例子来看，努力将青铜器用于祖先祭祀的适当情境中，显然对青铜器在维护世系及声明合法性所具有的作用上来说是必要的。

因此我认为第一节开头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青铜器在适当场合中被重新使用，对它们新的定制者所期望的效果来说是必要的。再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支持世系及合法性的诉求。

将这四个准则用于西方对石质建筑的复兴也是可能的。这种传统，如同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是建立在石质建筑及与其相关的加工品上，特别是那些作为建筑装置的石雕与铜雕。

（1）具有持久性及高品质工艺的物质特性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地中海地区石材建筑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特征。由于石材主要用于宗教及政治性的建筑，它们的质量很高，通常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且，即使被掩埋，也可能在日后被恢复起来。罗马帝国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其他的地方则缺少建设）建造了石质建筑。在这些建筑遗迹出现的地方，或是当它们在中世纪及之后的时代被重新发现，它们都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

（2）对过去的广泛理解以及石质结构对过去所提出的证明之间存在着连结。这一点是通过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人物的资助，以及由流传下来的历史得知的一些变迁来达成的。此外，在更古老的建筑上，特别是罗马建筑，刻有当时皇帝或是其他出资者的名字。地中海地区的古代建筑因此与政治成就及学问联系在一起。

（3）常规的中断造成类型学、形式及风格上的变化，因而使建筑得以与被记录下来的历史相对应。这种中断在地中海世界及欧洲各地建筑的发展序列中发生过数次。例如，哥特式大教堂似乎标志了与过去形式之间的中断。这种发展明显具有重返标准的罗马建筑，甚至是希腊建筑的效果。接着，哥特式样也被重新使用。因此，这种再造涉及了一套可与传说历史相对照的系谱。

（4）政治与道德的诉求。这些再造不但能用来提出历史诉求，同时也适用于政治及道德的诉求。再造与美学以外的事物再一次地产生关联。

在这些例子中，恢复过去形式最显著的作用可能是它们为文明社会提供了一种工具，使人们可以为了十分不同的目的，发展物质的形式及装饰（即过去的视觉特质），特别是为了维护个人、地方以及政治对世系及合法性的主张。

中国青铜器的晚期历史

最后，第三节将简要地依据本文前述的定义讨论青铜器形式后来的复兴。

1．再造， 主要是为了恢复礼仪而模仿古代的青铜器形式，从而为定制者提供一个卓越的家世。

2．古物研究 是建立在收集、著录及百科全书式的方法之上。

3．复古 和重新使用青铜器的形制及装饰，以制造出具有吸引力且醒目的人工制品。

1．再造

包括研究故宫青铜器的张临生及陈芳妹在内的一些学者，已对宋徽宗（1101—1125年在位）所倡导的古代青铜器的复兴进行了研究。 此外，伊佩霞（Patricia Ebrey）在其对宋徽宗及其文化活动的研究中，已分析了关于徽宗青铜器收藏的文献资料。

收集铭刻及铭文拓片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因此，将带有珍贵文字记录的青铜器纳入这种收藏也是很自然的。一般认为早期的私人收藏促使徽宗将青铜器，特别是那些带有铭文的铜器，放在他的藏书房里。当这种青铜器收藏在12世纪发展起来，知识分子及朝廷官员逐渐认识到上古时代仪式的执行方式与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所声称的执行方式，与他们当时的做法有所不同。的确，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秦汉时期在器类上相对突然的变化，有助于与之前使用多样化青铜器的仪式产生联结。

在汉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日用器皿被用于供奉。 结果，古代青铜器的形制与后来祭器的差别越来越大。稍微探究一下便能说明这个差异。另一个促成恢复古代青铜器形制的因素是政治。持续受到军事压迫导致宋朝信心低落，这使得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恢复一个更加可靠并古老的礼仪实践以确定其正统地位。

在他们寻找这种可靠性时，三部礼仪经典，《周礼》、《礼记》和《仪礼》成为重要的基础。公元10世纪在世宗皇帝的鼓励下，曾进行过一次尝试。聂崇义在他的《三礼图》中重建了礼书所记载的周代容器的器类。由于过度依赖器名所传达出的关于器形的暗示，书中的器物图绘与原件相去甚远【图6－7】。早在宋代，官员们便已开始使用这部著作。但由于受过教育的阶层或知识分子开始收集实际出土的器物，分歧的意见便出现了。一些学者显然不同意聂崇义的看法，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欧阳修（1007—1072）。青铜器收藏似乎是促使宋徽宗下令寻找古代青铜器，以作为当代礼器模范的一个重要因素。官方发布的命令证明了这些目的。

今天能知道的这种再造不多。然而，这种再造比聂崇义书中的木刻图绘或是后来参考了古代器形的供桌供器更加忠实地呈现了古代的形式。许多著名的例子保存在台北故宫及北京故宫的收藏中。 据推测，这些铜器确实使用于仪式之中，但这个观点很难被证实。只有少数的例子能留存到今天，这是因为12世纪宋在金的进攻下仓皇逃亡时，抛弃了大多数的古代及再造青铜器。它们随后被敌人劫掠到北方。如此，对恢复正确的古代器物形制的努力就此白费。

迄今，大部分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青铜器的收集和编目，以及徽宗对改革礼制的期望上。此外尚有两个还未充分讨论的重要方面：徽宗对征兆的兴趣，以及他对再创如尧、舜等圣王统治的重视。石慢（Peter Sturman）已对这两者进行了考察，毕嘉珍（Maggie Bickford）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探讨。 如巴纳（Noel Barnard）所辑录的汉唐期间偶然出土的青铜器所示，这种偶然的发现几乎都被视为征兆，且一般都是吉兆。 青铜器自汉代便被赋予这种角色。这是在它们对礼仪来说已不再重要，以及在征兆和记录征兆对治国来说具有重要性的时候发展而来。徽宗在位期间发现的青铜器，例如1104年于河南商丘附近应天府发现的六件钟，以及许多其他的征兆，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徽宗统治的支持。

此外，青铜器作为吉兆的地位也同样支持着它们为未来提供典范的作用。这种对未来的作用不仅只是要达到准确。适当的礼器及钟成为迈向再创和谐圣王之治的一步：

朕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岂不美欤！

因此，在徽宗的这项事业中，我们将这里所描述的特征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再造：那就是对古代器物的形式及它们原来应有功能的彻底关注，并期望这种关注能在另一处产生结果，即得到上天对其统治的认可。

但是，如我们所知，这一努力是失败的。不过，宋代对再造所进行的努力使得古代器物的形式被更广泛地了解，虽然人们对它们本来的用途并不是那么清楚。此外，它们也还有一些明确的后继者。 可能在一些尚未发掘的皇家墓葬中会发现这类器物。在已发掘的万历皇帝（1573—1620年在位）定陵中，便有相当可观的复制玉爵和金爵。 不过，在《大明会典》关于器物摆放在各种祭仪的图示中，显然只有爵合乎古代的形式【图6－8】。其他的器物都是盘，它们经常被赋予各种古代容器的名称。这似乎表示，至少明代的宫廷并没有为祭祀再造古代的器类。

一个重要的改变发生于清代。1748年，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规定供器必须制成古代的形制。从那时起，宫廷开始使用限定数量的精确古物复制品。虽然其形制及装饰确切地依循了周代的例子，但选择以瓷器陈列于国家大祭坛上，以及以木器祭祀祖先的做法与原来使用的器物有很大的差距【图6－9】。 这个改变可能是由两个原因一同促成的。古青铜器收藏再一次与统治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收藏的热情可能源于那些刚刚入主中国的统治者，希望通过拥有古代器物以巩固其合法地位。第二个原因则是，满清朝廷需要为自己提供一个适当的系谱，并将之以可见、可知的形式呈献在生者和不可见的神灵、死者面前。 因此，收藏与研究为作为礼器之用的精良古物复制品提供了原型。

2．古物研究

古物研究，一种对古代人工制品的关切，是通过研究来揭示关于古代的信息。这个方面已比前面所述的再造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这里将不再详述相关的细节。这一名称意味着对那些收藏的收集及著录。若缺少了这些工作，则不论是宋代的再造或是后面将讨论的那些更晚的复古都不可能发生。因为在没有实物、青铜器、玉器和书法的情况下，学者要明确掌握古代遗物的特征若非不可能，也将会非常困难。此外，若没有目录或其他著述，关于它们的讯息将无法传布开来。人工制品及文字著述都是古物研究必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本身也成为朝廷内宣告地位和施加某些形式的影响，甚至是执行权力的工具。

如前所述，古代器物的收藏助长了宋徽宗再造古代青铜器及礼仪的野心，以了解那些被认为是蕴含于古代的价值，并能由此确保井然的秩序和道德规范。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些收藏只是激励徽宗的因素之一。通过探讨关于正统及权力的问题，知识分子在寻找青铜器上也有着不亚于徽宗的影响力。这些议题的迫切性因来自北方的敌人对宋朝造成的压迫而加强。如皮耶·雷克曼（Pierre Ryckman）所述：“（宋）古物研究对寻找精神庇护及道德慰藉来说十分必要。对古物的追求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感到自身文化认同受到威胁时，提供非常需要的安全感。”

伊佩霞及其他学者已深入探讨了徽宗时朝廷的编目事业。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的一个展览也触及了清代乾隆时期朝廷的著作。这些目录主要记录的器物特征是铭文和尺寸；附有图示时，这些目录也描绘了器物的形式及装饰。两部最早的图绘目录是11世纪吕大临的《考古图》，和12世纪宋徽宗时朝廷所编录的青铜器目录《宣和博古图录》。现存最早的版本似乎是元代的。部分图绘非常准确，并包括了仍能从现今世界各地的收藏中辨识出来的器物。

当这些著作以多种版本的面貌出现于明代时，它们并未成为祭器设计提供正确形制的基准。 《三才图会》对宋版《三礼图》中不正确器类的重复，显示出当时根本不在意这种功能的器物是否正确。一些准确的复制品反而是为收藏者制作的铜器，或是玉器。似乎许多这种器物具有欺骗性。其他的则被简单视为是一个特殊的类别，且至少能被一些人认出是较晚的作品。但赝品是一个顾虑，而且一些手册的作者将赝品与为高雅生活获取合适器物的适当方法放在一起讨论。《格古要论》（1388年）和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著作。

“古色”展包含了许多为收藏者制作的杰出复制品。特殊的器形成为这种器物的突出特征。它们通常被制成精巧的形状，而不是典型供器的样子。其中，在背上带有小容器的鸟形器便是明确的例子【图6－10】。这些青铜器被谨慎地复制成与商代晚期同时的那些制作于南方的动物形青铜器的形式。 此外，许多器物借由镶嵌的方法使之更加引人注目。可能大多数带有镶嵌的器物是专为收藏者所有而非用于礼仪活动。当时的人们认为镶嵌是悠久的中国王朝的开创者夏代的代表。从这些解释，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这些复制品被制成显眼的器物以吸引目光并填补市场的需求。它们被制成某些固定的形式，可能表示了许多收藏者希望拥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器物。提供给收藏者的复制品似乎并未制成古代使用的成套礼器群，并且，历史上大多数的收藏者和学者可能并未意识到古代的器物原本制成特定的数目及类型。

有很好的证据可供说明流行于收藏者之间的固定器类。展览中的两幅表现中国文人研究古器物的画中，陈列了非常相似的青铜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杜堇（约活动于1465—1509年）《玩古图》中【图6－11】，一张长案斜置于画面中央。放置在案面前端的是一件方鼎、一件器盖被仆从拿起的盉、一件汉式香炉（或称为博山炉），以及一件鬲；此外还有许多器物排在后面。展览中的另一幅画是《鉴古图》【图6－12】，表现了陈列在席子上的青铜器和其他古物。这里再一次出现了方鼎、盉和鬲。两幅画都陈列了两件倒置的瓷碗和一件带有特殊把手的瓷壶。可能其中一位画家受雇模仿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或他们都是在一种标准的模式下工作。非常相似的青铜器也见于其他画作中。

这些例子显示了由这些收藏及目录所引发的对古代的兴趣，与前面讨论的那些导致再造的对古代的兴趣不同。陈列与研究显然是重要的。所有者通过与朋友、同僚共赏与讨论而获得地位。对仪式的复制在这里似乎不构成问题。不过，这种收藏可能有一个衍生的结果，即我所认为的“复古”的发展。

3．复古，作为装饰细节的过去

虽然清以前的古物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古代青铜器类重新使用于重要仪式之中，这些活动却激起了一个全新的美学运动，即是将实际使用的器物，例如香炉和花瓶，制成与以前有很大差别的古代青铜器形式。并且，在这个发展之外的是将青铜器的形式及纹饰更广泛地用于装饰的目的。

这一趋势清楚地表现于陕西耀州所制香炉的发展中。 耀州窑所示的发展应在佛教的背景下考察。与香炉一起放置在供桌上的成套花瓶，是佛教活动的必备器具。 在晚唐和五代的敦煌壁画中，这种器物群被描绘在供桌上。 可与之相较的银香炉发现于唐代法门寺的遗迹中。 此外，一件相同的陶香炉也已发现于定州的宋代遗迹。 数件相似的青瓷则被发现于杭州附近的墓葬中。青瓷和白瓷明显都是以银器为原型，并复制了许多见于法门寺香炉的特征。一种由带有大平沿的盆所构成的简化形式，是耀州窑的普遍式样。如耀州窑的发掘者所指出的，在12到13世纪，这种源自银器的形式被一种模仿青铜鼎的形式所取代【图6－13】。圆形的器身和凹入的颈部（相对接近地）依循着一种西周中期的类型。此外，在青瓷器表上的是模制的突起纹饰，这大概是意图模仿青铜器上的浮雕纹饰。

今日我们已无法查出耀州陶工所依循的模型，也同样无法得知宋代晚期、金和元代的铜铸工匠在他们制造许许多多的大小祭台花瓶和香炉时所使用的模型。一些青铜器图录里的图绘显示了这些目录——或是那些取材自它们的手册——一定是素材来源中的一种。例如，在元版《考古图》中的一件铜壶上，我们发现他们将一种汉代圆壶的形式以较窄及简练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汉代的形式是我们通过对包括公元前113年的河北满城刘胜墓在内的考古发掘，已十分了解的一种形式。即使如此，木刻图绘仍保持着原本的水平式条带纹【图6－14】。这种更加窄小的形式是13、14世纪青铜器和陶器的典型特征【图6－15】。 这似乎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版刻图绘很可能被一个或其他作坊所使用。在许多例子中，精巧的铜器纹样经常被误解或视作是波浪纹，或被简单地视为重复的几何母题。它们经常以这种形式排列在铜器，或景德镇的青花瓷，甚至是高丽青瓷上。

最初，对这种与青铜器相关的形式的需求似乎是打算将之用在祭器之上。鼎、簋和樽的形式在整个明代和清代一直被用来作为香炉，并与作为花瓶的壶、觚、樽相搭配。然而，与青铜器相关的形式也同时达到了更加一般化的使用。例如，它们被放置在正式的场所，像是在故宫博物院的主殿上那样。

此外，青铜器原件以及基于古代形式所制作的创新品被使用于更加日常的陈设中，像是故宫博物院的绘画中所描绘的场景【图6－16】。这些后来的创新品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古代的形式被制成陶瓷器，当然也制成铜器、玉器以及色彩斑斓的珐琅器等各种类型。 但是它们的功能已与原来作为酒食的祭器相去甚远。这里并不是讨论后来数个世纪所流行的将古代青铜器形制制成各种材质器物的地方。然而，对原件细节的关注程度显然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模式一致。最仔细制作的器物是宋代晚期、元及清时期的产品。同时，古代的形式被转化为不以原件为本的装饰器物。这些都广泛流行于所有后来的时段中。精细的复制品和华丽的创新品都被放置在带有装饰的器座上陈列于房间里。在这种角色中，它们以雅致的方式与过去联系起来，因此，它们确保了观赏者，即它们的所有者或参观者能够欣赏和赞同古代的价值。

结语

本文已讨论了促使青铜器被重新发现和再次使用的四个特征：具有持久性以及高品质工艺的物质特性；可与过去的世代及文字记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长篇铭文；由于仪式及礼器会随着时间产生变化，青铜器的形式可以与已知的历史相对应；因此，它们可以被用于支持关于世系、合法性及道德的主张。

因此，青铜器被仿制成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多种形式。本文探讨了三种与过去相关的不同方法：再造是以复兴形式和功能为目的，并由此来维护一个家族世系；古物研究，就学术及地位的需要所进行的收藏及相关活动；以及复古，作为一种装饰手段，将古代的器形和纹饰放在多样化情境中，从而产生奢华的创新品。

本文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再造的概念上。这里所述的两个主要的例子是晋国和虢国的贵族家族对其世系的声明，以及宋徽宗统治期间对道德依据的主张。在这两个例子中，采用青铜器视觉特征的目的不光是为了仪式的正确执行。这种礼器的再造是一种极为显著的政治事业，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宋代。古代青铜礼器因此享有卓越的地位，并且这个地位也促进了本文最后所提到的那些更加普遍和更加“世俗的”复古形式。我们对这些形式的熟悉更胜于公元前7世纪或公元12世纪的复制品。但这些基于古代形式的创新，即那些新颖的器物，则是由本文主要关注的一个重大的议题中发展而来的。

（吴晓筠　译） VVAyFTiWUAnc5BEBsyJH9FckaShKjTKllsehaYtxBroRnqhiP99F1LDGBJ6su+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