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古代纹饰的复兴与过去的呈现
——来自商周青铜器的例子

前言

北京近郊一座西周墓葬出土的两件铜鬲，展现了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其中一件铸有当时一位极为著名的周贵族的名字，伯矩。装饰在这件铜器上的，是带有突出水牛状角的饕餮或兽面。这种设计对公元前11世纪晚期到前10世纪的铜器设计来说相当新颖【图5－1】。 甚至在器盖上也饰有类似的水牛角动物。相反，在另一件称为麦鬲的器物上，口沿下方的饕餮上的成组小羽旌纹，则展现了更早青铜器装饰风格的痕迹【图5－2a】。这些羽旌经常出现在早于这件器物数个世纪的商代早期铜器上。因此，这些在麦鬲纹饰带上的羽旌【图5－2b】，可回溯至数百年前制作的铜器。 这种复兴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但特别流行于早周阶段。 依据口缘下方向内弯曲的颈部形态，麦鬲可被定为西周早期而不是商代晚期。尽管这两件鬲可能不是同时制造的，但它们之间的时间差也应是在五十年之内。

这两件鬲表现了纹饰如何将单纯的三袋足器转化为具有不同美感效果的独特礼器。伯矩鬲上显著、突出的水牛角表达了青铜器的当代意识，并反映器物订制者所雇佣的工匠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设计原则。另一件器物则认可了古代装饰的力量和价值，表明订制者可能企望与那个时代有所关联。

在商（约公元前1500—前1050年）和周（约公元前1050—前221年）时期，王以及有权势的家族以成套的青铜酒食容器，在祭礼中将食物祭献给看不见的祖先。他们相信以这些珍贵的容器来荣耀、纪念祖先，祖先的神灵便会庇荫子孙；同时，使用这些容器也能向生者展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 这些青铜器以引人注目的形式出现于祭坛和仪式的主要环节中。我们下面将会见到，一个晚商或周的贵族所拥有的容器大约是20到40件。 这些器物很少制作于同一时间，或是都饰有密切相关的纹样。但它们之间的异同却意味深长，我将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讨论。

商周时期的贵族家族成员必定知道这些差异，但他们是否了解这些器物与过去的关联？以青铜器纹饰呈现过去是否是一种特殊的礼仪形式，或意识形态的交流？这些问题仅是这两件青铜器的合用或并置所带来的部分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青铜纹饰的性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些纹饰使过去的观者以及今日的我们能够察觉到纹饰及其在特定时空中的使用之间的关系。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青铜纹饰是一个已存在的知识体系的产物；此外，它的存在也仰赖于世代对设计元素的复制。不但装饰母题在同时代的不同器物上重复出现，并且，较早阶段的设计也能被再造于较晚的器物之上。复制过去的设计是一种文化再生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器物的订制者及拥有者将他们对自身的想法，以及他们与过去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视觉的形式。从某方面来说，这种再生仰赖于持续性，但订制者能够通过拥有及使用那些忆及遥远过去的器物，回溯到遥远的时代，将他们与更早的世代及其功勋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西周鬲使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它们在中国视觉文化的复古现象（称为“仿古”）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器物证明自觉地再造古代的形式或装饰，在中国始于相当早的时期。我们已十分了解宋代至清代在绘画、书法及其他媒介上的复兴；另外，我也已在他处论述了公元前9到前7世纪青铜器的复古，以及其他形式的复兴。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为仿古史的早期阶段加入另一个年代上的层次。这是一个很少被考虑的阶段。这或许是因为对个别纹饰（特别是饕餮）的过度关注，使得学界的观点分化，从而在详细考察青铜器装饰的多变性时偏离了复古这一主题。

成套组合、纹饰与装饰系统

在所有的文化中，对过去人工制品以及建筑的形式和装饰的复兴，取决于观者对这些素材的辨识能力。必须要辨别过去与现在以及复兴过去与当代风尚之间的差异。对差异的认知是必要的。如果较晚世代的人们无法辨识语言或是视觉材料中关于古代的暗示，他们便无法操纵这些素材来达成社会或意识形态的目的。

一种区别当代风尚及复兴古代的方法取决于我们辨识混合于某些特定时期的形式及装饰的能力。这种技能广泛传播，并在许多文化之中得到利用。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商周复兴过去的成果，本文将分析用以美化青铜礼器的设计系统。因为纹饰及其组织遵从固定的模式，使观者可以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以相同的标准检视它们。

一个装饰系统以视觉元素或部件的使用为基础，它们依据某些规则组合在一起。这些部件的数量以及组合的模式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规则也可能被修改。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很长的时间段里，追踪装饰系统的构成元素及基本规则。在井然有序的系统及其演化中，将早期设计置入较晚的时段以改变发展方向的做法是十分明显的。西方建筑的装饰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一类系统，许多建筑上的复兴发生于两千年中的若干阶段。

中国青铜器的装饰则形成了另一种优美的装饰系统。 分析该系统时，我们需理解这种装饰与三维器物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纹饰出现在三维器物之上，因此不能将之视为平面上的个别纹饰。一些著作简单地以拓片和线描的形式复制铜器上的装饰，这种做法在视觉上暗示了纹饰是组织于平坦的表面之上，因而扭曲了原来的特征。 伯矩鬲上顺着圆形袋足突起的、耸立于平坦器盖上的水牛面部设计，为之带来了戏剧化的效果（参见图5－1）。麦鬲上窄小的兽面及羽旌装饰（参见图5－2）与其平滑的圆形器身十分相称。此外，这两件器物为同一人所有，并可能被同时观看、使用。因此，一件个别器物的纹饰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更大的器物组合中的单元。装饰系统所依凭的一项主要规则或限制是，礼仪是依附在特定的器物类型之上。纹饰必须符合这些规定的器物形制，并且，当这些不同类别的器物被同时使用时，它们将不可避免地被同时观看。

这些青铜器以陶范制作，陶范垂直分范的方式经常为一些纹饰提供了布局的框架，或对称的基准。水平式的分割则是规划器物表面的另一个方面。 因此，在伯矩鬲上，垂直的范线将袋足上的水牛兽面分成对称的两个部分，而水平的装饰纹带则使夔龙纹环绕于颈部。这些组织纹饰的分割以及成套器物中给定的器形与器形组合，形成了支持装饰系统的规则。不同时间段的纹饰在这些规则下组合起来，成为铜器上的部件。其他部件包括扉棱，以及器盖、器盖把手和器身上的三维兽首。虽然这两件鬲的装饰在对器形的运用，以及垂直、水平分范的做法上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则，但它们却采用了非常不同的装饰组件。两种文化实践确保了装饰系统的持续使用及发展：对祖先的祭祀以及使用陶范的铸造技术，这两者支持了复制在中国青铜礼器制造中的地位。

商周时期，应用这些规则的纹饰或部件经历了若干主要的变化。为了理解图5－2鬲上所示的羽旌纹的渊源，我们必须回到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的青铜器。商代的青铜器装饰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于安阳时期以及安阳早期的典型阶段，此时的部件由涡纹及羽旌纹构成，它们组织在眼睛周围，表示动物的面部（有时称之为罗樾Ⅰ—Ⅲ式）。 第二个阶段即安阳主要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50年）的装饰，此时，带有清楚的眼、耳、角、身，并经常与夔龙或鸟状生物相结合的饕餮兽面（即罗樾Ⅳ—Ⅴ式）更加流行。两阶段主要的差别在于对衬地雷纹的不同处理方式。通过雷纹的衬托，动物形的主纹能够被凸显出来。

西周早期使用的装饰与商代第二阶段铜器的装饰十分相近。伯矩鬲便属于第二阶段的做法。当某个能够区别早晚两个阶段的人检视另一件西周鬲时，他会觉得其颈部平素的弦纹看起来相当过时，并能察觉出这是一种复古或是受到较早装饰模式影响的做法，而不是采用当时流行的样式。然而，当我们考虑这种复古是一种对过去商代人们的兴趣时，它们更可能是作为一种信号，标志出对一个更早的世代的回溯。换言之，装饰模式的差异或许可以从家族史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已知并被记录下来的时代的角度来看待。

与这里将简要说明的其他复古现象相关的是那些后来发生于西周中晚期铜器设计及功能上的变化。 这一装饰的急剧变化是以重复的几何形式表现兽形纹饰。自公元前6世纪起，交错及镶嵌成为西周青铜装饰最后阶段的特征。然而，尽管装饰系统的部件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器物仍然是以块范法铸造，并成套地使用。因此，数件器物纹饰的组织排列方式，仍是依循很久以前的基本规则。

我选择强调基本的装饰系统，以便厘清设计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复古的器物能够与其他形式上更加当代的器物区别开来。唯有当这种区别成为可能，各种暗示及关联才能够与不同的器物联系起来。这里，我们可以见到德勒兹（Deleuze）所强调的差异及重复性的强有力的例证。 纹饰于一个既定系统下产生的变化，促生了一系列符号意义上的标志。 纹饰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借此信息得以在贵族家族成员之间交换。以前的论著采取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做法。一方面是把纹饰看作具有美学效果的事物，另一方面是把它视为某种图像或者图像性的意义。

当纹饰的美学价值受到重视时，“风格”一词便经常被使用。 本文到目前为止尽量避免使用这一词汇，但它可以用来区别某一较短时段内某一装饰传统中数个密切相关的变化形式。我们可以认为伯矩鬲（参见图5－1）带有西周早期风格纹饰，即，它是装饰系统中晚商阶段的周代变体。麦鬲（参见图5－2）则可被视为是以周的风格对早商阶段的装饰系统进行的复兴。仅凭风格的角度讨论装饰，不能帮助我们解读这些青铜器在其原来的背景中所传递出的关联和含义。图像研究的方法也是如此。在青铜器设计的范围之外，将个别装饰母题与动物或神灵对应起来的尝试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这不只是因为缺少了足以证明这些神灵的证据。主要的问题在于，图像研究的方法忽视了作为设计系统一部分的单一母题能通过其变化传达关联的价值。 因此，某些母题或许在指代真实或想象的特定动物上具有意义。但采取这一论点并无益于解释有着无数变化的夔龙或是兽面，即我们所知的饕餮。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方面，以下将讨论青铜礼器如何传达意义，或更确切地来说，传达关联的一般特征。

物质性（Materiality）与意义

由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来说，它们显然是重要的沟通场所。当用来盛放酒食供奉祖先时，青铜器是生者与不可见的神灵之间的媒介。按照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的研究来说，这些器物是一种中介，作用于两个分离的群体之间，从而使两者得以交流。 《诗经》中的篇章提供了最为明确的证据，说明盛放在容器中酒食的香气，是吸引祖先神灵的一种方式，即与他们进行交流的途径。 另一种交流的形式是通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主要是那些铸在周前期铜器上的）长篇铭文是写给祖先及后代的。那些更早时期记录着氏族及区域间联系的简短铭文，也同样表现了成套器物在祖先与后裔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200年）的王妃妇好随葬的青铜器，为成套器物如何通过铭文体现一个复杂社会，提供了极佳的例证。 铭文包括了妇好的生前称号及谥号、家族成员的名字、与商代礼仪相关的官员名字，以及安阳以外地区的官员名字。这样的记录标志了妇好及其大家族在社会及宗教礼仪关系上的地位。 与这些铭文并存或替代它们标志这些关系的器物本身——它们的形状、尺寸及装饰——也可能是信息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将器物放置在祭台上，并使之随着精心设计的仪式流程而移动，这种视觉化的陈列会吸引生者及死者的注意力，同时彰显妇好的地位。然而，单纯地将所有异常精美的器物视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的看法是相当平庸的。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细微的方法来揭示无数的巧思，人们通过这些巧思来构筑他们的环境，借由独特的方式，在社会中确定其身份认同以及与他人的角色关系。物质性的研究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理论方法，试图强调不同文化及其特定习俗的物质特征。在该话语 中，一件艺术品或人工制品的物质性存在，被视为在社会及宗教生活中使用它的人群建构或传播其文化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这样的论点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等学者提出。 他们以“物质性”一词，来涵盖所有人类在实质及认知上与物品的接触。丹特（Dant）以莫斯（Marcel Mauss）的研究为基础，指出：

物品具有性格，而这些性格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部落氏族永恒的物品。头衔、护身符、铜制品和酋长的灵魂是具有相同本质并履行相同职能的等同物。

丹特更进一步地指出：

既定物品不但产生了对等的责任义务，并标志出社会地位。这一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对物品维持社会关系及管理文化秩序的能力，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

以这一方法为基础，物质文化史家及人类学学者意识到与文字及语言相对的人工制品，在社会、思想及文化的建构和再造中所可能具有的作用。换言之，物品本身在社会的结构、演变及信仰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个人同样重要。

在中国青铜礼器的例子中，“物质性”的物质层面直接以容器的形式呈现，例如用来斟酒的觚和爵，或是呈献肉及谷物的鼎或簋。以手持或是在祭台上移动青铜器的实际动作，不但供奉了食物，而且表达了更多的含义，即为生者与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物质的参照。因此，青铜器是建构商周贵族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在生者间建立起基本的社会纽带。

就铜器对参与者的展示性及维持性来说，青铜器还产生了当时的意识观念，这种意识维护并扩大了祖先在神灵世界及人间所具有的影响力。青铜器的耐久性及长期被使用这两项特征，确保了这些观念上的意义能在往后承继的世代中被复制。选择指涉现在和过去的青铜纹饰，是青铜器的物质性能够巧妙地突显社会团体中，特定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方法之一。这些细节也使过去呈现出来，实际上也意味着将其带入未来。因为如果过去能以这种方式进入现在，那么它当然也能保存到将来。

我们不应期望通过器物的视觉特性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能够直接以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是不同的交流形式，是一种比文字更适合表现家族位置、地位及财富的形式。这是因为权力和地位并不能轻易地通过词语表达出来。某一特定的等级身份可能以口头或文件（如铜器铭文）的形式授予个人，但若这一身份地位要被广泛认可，且维持较长时间，那么便可能需要某种视觉上的展示。 军阶和大学荣誉学位因证书而生效，但这些身份却是借由制服或长袍礼帽来体现。许多社会都流行以物质的方式进行表述。即便是今日的我们，也在进行许多物质上的选择，比如通过汽车的种类、衣服的形式来表现权力与地位，徽章则用来表示身份等级。

我们同样以隐喻的方式使用人工制品。以永不失去光泽的材质制成的黄金婚戒，是对婚姻的持续及长久的一种隐喻。无名指上的戒指也约束并提醒着我们对于婚姻的约定。这些观念的物质形式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它们体现社会的价值及理想。 一个崇尚汽车所代表的速度与未来发展的社会，其所重视的价值与一个以供奉祖先的青铜器来体现个人成就的社会相当不同。

在古代中国，权力与地位被认为必然与能为其子孙带来福祉的不可见的祖先有关。因此在当时，以物质的形式来表明权威和等级，会不可避免地展现在那些作为礼仪组成部分的人工制品上，借之与他们的祖先沟通、联系。早在商时期之前，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已十分重视对死者的供奉，这可以从他们为死者所准备的特殊陶制随葬品中看出。使用仿陶器器形青铜器的祭宴仪式，可能是这种较早做法的结果。

由铜器铭文（特别是那些铸在西周早期铜器上的铭文）可知，许多器物是拥有相当权力的贵族成员为祭祀特定祖先所制作的。这些单件青铜器的设计，可能也被其他高级贵族家族的核心成员认为是与其订制者及祖先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陈列于宴飨上的全套器物，是世代间多层关系的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物质表述。如此，这些器物所暗示的世代之间的关系将与对祖先的酒食供奉一样长久。成套器物所带有的意义，也同样是隐喻式的。

复古设计在商周成套器物上的作用

商和周代早期的高级贵族成员都拥有20到45件容器，它们可能是在为逝去的家族亲属供奉酒食时一起使用的。这里的数字来自墓葬里发现的器物组群。青铜礼器不是为了作为随葬品而制作的，但将它们埋入地下或许是为了让其所有者在死后加入祖先的行列后，可以继续使用它们为他们的祖先提供宴飨。 家族可能拥有更大的器群，它们被陈列在祭台上，而不是埋入地下。

三组商代青铜器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第一组是妇好墓内将近两百件的容器，第二组是安阳郭家庄160号墓的器群， 而另一组来自安阳市的54号墓。 160号墓出土了44件容器和数件铙，54号墓则出有43件。它们都展现出极高的铜器铸造水平，可能是王室订制的。这些壮观的器物让今日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如它们给当时那些看过它们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前无数的研究探讨了它们的功能和铭文。然而，成套器物上的纹饰差异却很少受到关注。此外，虽然个别器物或类别的细节已被详细地讨论，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套器物所具有的视觉冲击却很少被论及。参与仪式的人们能够意识到器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某些青铜器是专为某个特定的祖先准备的。另一些则可能属于某位亲属。因此，器物的形制和装饰可能与过去和现在的家族关系结合在一起。我认为青铜器可以被视为人们的代表。器物与家族结构的相似关系可能是建立在青铜器间的异同之上。礼仪是家族关系的表达，具体表现在具有显著视觉特征的青铜器上。

这里所提到的三组成套器物都包括了带有仿古特征的器物。其中一件出于郭家庄160号墓的不寻常器物，清楚地表明了铸铜工匠对采用过去青铜器设计模式的尝试。该器物是一件方鼎【图5－3】，但是不同于另一件出于这座墓的器物所带有的锐利边角【图5－4】，它是圆弧形的，并带有绳索状的提梁。这些特征似乎仔细地参考了陶器或篮子的形式。最显著的复古特征是在器盖和器身上的两条纹饰带中的纹饰，它们复制了出自郑州、盘龙城，以及安阳早期墓葬的商前期青铜器上的窄小C形涡纹纹饰带。 但这件鼎绝非早期遗留下来的器物。该器带有与同时出土的多件随葬器物相同的铭文，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它与其他器物铸造的年代相差不超过五十年。 此外，仅有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器物能与其形式相对照。

这件方鼎（参见图5－3）格外引人注意，因为它与一批具有不同美学特征的器物出土于同一座墓葬。差异性是这套器物重要且显著的特征。与这件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对尊和一对斝【图5－5、5－6】。这四件器物都有角度尖锐的方形横断面﹑垂直突出的扉棱，以及饰于器表上的复杂精细的分解式饕餮。这些纹饰的主纹及衬地都填以细密带有角度的涡纹。这些强调角度的形式以及铸满器表的纹饰，突显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件圆弧平素的鼎。这种带有角度的器物以最新颖的形式，以及当时墓主人所能拥有的极致豪华的视觉效果而引人注目。此外，尊肩部上带有芒状角的小型兽首，是可见于少数特殊青铜器上的特征，它们或带有富有棱角的轮廓，或有着精巧的装饰，或两者兼备。

这些带有精细设计的方形器显然流行于贵族之间，且多发现于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包括安阳的54号墓。若与同样出有尊、斝等特殊方形器类的妇好墓相比，将更能说明问题。出乎意料地，160号墓的器物明显小于妇好墓的器物，54号墓的器物却与妇好墓的十分相近。

这些器物不仅只是为特定仪式所准备的高品质容器，它们是某一时间点上某些特定贵族的归属标记。此外，采用与王室相同的器类的做法或许也能被生者识别，对祖先的神灵来说则可能相当明显。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贵族成员为何都渴望拥有这种特定的器物类型，但他们的确都是如此。由于这些看起来十分高贵的器物得到广泛使用，想必人们十分渴望它们。我们可以将之视为象征特定社会群体团结的标志，以及当时社会权力的证明。但我们不能将器物作为信号的作用与其作为有形的人工制品的属性区分开来。方形以及细密的装饰都是很强的物质特性。媒材即是信息。圆弧边角的方鼎在与这样的方形器的对照下，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普遍见于这三座商墓的另一种视觉展示是成套觚、爵的出现。160号墓有十套，而54号墓有九套。妇好墓所拥有的套数更加庞大。这位王妃随葬了53件觚，其中多件铸有她及其他人的名字。每套觚的标准数量似乎是在9到12件之间。它们与数量相当的爵搭配在一起。160号墓的墓主再一次引人注目，因为他拥有带有方形而不是圆形横断面的觚【图5－7】，且将之与不常见的器类角【图5－8】而不是标准的爵相互搭配。因此，这里的青铜器一方面表明了和其他成员的联系，另一方面却以比标准礼器更为优越的器物，微妙地宣称主人的与众不同。使用多组这类器形的青铜器可能是展示的一种形式，或许与展示让人印象深刻且凝重的尊斝的做法有些许不同。在今日看待这些差别时，我们所能察觉到的差异，在商代也一定是同样地明显。

一个很少被考虑的与商有关的问题是，贵族彼此之间如何能拥有与王室极为相似的器物？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青铜器在王室的监督下生产制作，并用来赠与高级贵族。如果当时只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作坊，便能够说明这种相似性。然而，当时似乎有若干铜器作坊，对于器形和纹饰的共享，即某一特定时期的风格得以形成的机制，尚未被完全地了解。此外，青铜器上不同的铭文标明了不同家族及这些家族中的个人对器物的所有权。它们暗示着家族可以经由某些方式，单独地订制青铜器。160号墓的方觚、方角（参见图5－7、5－8）和罕见的带盖方鼎（参见图5－3），也同样说明了家族能够对器物进行选择。

如果外形强劲有力、并且装饰丰富的子器物群可表现所有者的地位，并指示出贵族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那些在仿古外观上所进行的尝试？那些复古案例的确切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应分析更多的例子以探究这个问题。除了160号墓的方鼎，本文所讨论的另两座墓葬也包含了与过去相关的青铜器。54号墓中的例子是一件甗【图5－9a】，该器上的纹饰带【图5－9b】再现了一种可见于郑州和盘龙城青铜器上的纹饰，并与160号墓带盖鼎上的纹饰基本相似。但这件甗的器型十分标准，并且这类器物一般带有相对过时的设计。因此，这件甗显然比较接近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麦鬲。 它本身是一件展现过去传统的标准器，这一传统的主要特征是简明，当它与商墓中带有锐角的复杂青铜器（参见图5－5），或是装饰夸张的伯矩鬲（参见图5－1）放在一起时，显得格外明显。

妇好墓中至少包括两种不寻常的器物。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对带有大袋足的盉【图5－10a】。光是袋足便可将这对盉与见于郑州和盘龙城的那些早期的盉及鬲联系起来【图5－10b】。 而且它们与商代晚期更常见的形式不同，后者将圆形器身支在柱状或尖锥状足上。器顶上的管状流，以及开口周围的两个眼睛，也同样是依据更早的形式。在其过渡阶段，盉顶部的面部设计已经消失。 这三座墓（特别是160号墓和妇好墓）中还有许多典型的青铜器，但因篇幅有限，便不详述于此了。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领会，展示这些带有复杂棱角和装饰的青铜器可以传达与权力相关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我们或许同样可以认为，前面所提及的仿古器（此外还有许多的例子）也具有类似的作用。一些像是麦鬲（参见图5－2）和前述的甗（参见图5－9）那样在精简的器形上带有古代设计的器物，似乎说明了某些器类可借由其上精致的古代装饰，而被当时人理解为具有悠久的历史。带有满身纹饰的器物与特别的复古器物之间的对比表明，在一套器物中，有相当多的选择可供表达细微的差异。在进行这些选择时，订制者及其幕僚似乎着眼于以简化的古代设计来保存古代的感觉。

第二个类型明显地复兴了一些早期的特殊形式，如看起来像是刻意制成古代样式的160号墓方鼎（参见图5－3）和妇好墓的盉（参见图5－10a）。由于它们太过珍稀，而且其他墓葬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它们可能是基于某些外来的需求，或为某一特定时刻和场所而订制的。

这里，我们可以将之与早期玉器相比。商贵族似乎拥有许多古代玉器，他们改制或仿制这些玉器。160号墓的墓主拥有一件新石器时代的，或至少是早于商代的玉斧，其上饰以时代较晚的安阳式饕餮。 妇好拥有数件古代玉器，以及一些以红山玉器为原型的小卷龙。 这些不寻常且可能是外来的特征，不仅来自于过去，也来自于其他地区。拥有并展示这种经常佩戴在身上的玉器，确实能将遥远的时空带入当下。再造过去或远方形制的青铜器也有类似的效果。但与佩戴玉器所展示的不同，这些特征被结合进对祖先的供奉中，并在这一特定的情境下被彰显出来。青铜器和玉器都是商朝影响力和势力的明确指征。它们是商人诉诸武力和礼仪手段所追求的权力的物质表现。若一件远方或过去的器物被放置在一座墓葬中，这也是以直接和隐喻的方式表现占有。

西周早、中期仍旧持续着这种结合过去和现在的做法。但随着西周中晚期礼器的变化，一种新的做法出现了。 山西侯马附近的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意识到在某个时期内，周的贵族成员，特别是那些住在现今山西和河南的贵族，为他们的墓葬订制早期铜器的复制品。 因礼仪方面的变化而导致的器形、设计上的变化，使这些复制品更加引人注目。模仿早期铜器的复制品通常尺寸较小，且不具有实际的功能。它们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代替那些因为某些原因而无法用来陪葬的属于先代的物品。

周原地区发现的窖藏，特别是出有至少包括四代家族成员青铜器的庄白窖藏，使我们能大致了解这些早期的器物如何能够被一个家族拥有数个世纪。 由庄白窖藏可知，拥有该窖藏的家族同时拥有一套具有实际功能的礼器，以及数件代表祖先器物的青铜器。这些早期青铜器陈列于祭台时，就能够以物质的形式代表家族的先祖，并能向后世提醒祖先的功业。发现于天马—曲村的那些替代物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以早期青铜器的模型来作为过去的参照，使家族的世系得以完整呈现。

目前讨论的所有例子的物质化表现，是以器形及装饰的年代序列为标准。这是装饰系统化的结果，而这一系统化是借由这种系统的复制特性来达到的。我们可将商周时期的装饰系统分为三个阶段。在商前期（约公元前1500—前1300年），早期器物的仿制品并不普遍。到了安阳兴盛阶段和西周早中期（约公元前1300—前850年），复兴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创造出了一组源远流长的相对平素拘谨的青铜器。此外，更加罕见的早期青铜器形式也以特殊的物质形式，向生者与死者展示着商周贵族的权力与地位。

西周晚期（约公元前850年）的主要改变，推动了一种相当不同的做法。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具有实际功能的小型仿古青铜器，被用来代表墓主在其家族世系中的地位。此时对过去世代的追溯，比前面几个阶段的做法更为明确。

礼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乃是因为它们被纳入到意图让死者与生者交流的仪式之中。这种交流在铜器铭文中表现得格外清楚。不过，另一个意义深长的方面在于，礼器形制及装饰的稳定性及可变性。单件、成批或成套的青铜器之所以能表现生者与死者的权力地位，不仅只是基于财富，而是源自家族关系所具有的根本作用。带有仿古纹饰的青铜器有时似乎作为某个特定人物的代表，有时与过去某个非特定的时代联系在一起，有时它们又是参考特定古代器物而来的外来物。但不论何时，青铜器都是为了维系支撑现在与未来的伦常关系而以物质形式表现的隐喻。

结语

本文所讨论的例子与更晚（特别是在宋徽宗以及清乾隆皇帝时期）那些为人所熟知的出土及复制的青铜器不同。战国至汉代间的礼仪变化，即便未使本文所讨论的那些成套礼器完全消失，至少也使之大幅缩减。当古代的器物于数个世纪后重新出土时，它们被认为是罕见特殊的，并被视为某种征兆。

更重要的，装饰系统以及与之结合在一起的成套器物，已不再被使用。虽然人们对铜器的兴趣及理解与日俱增，并对之进行收藏和著录，但装饰母题的结合方式，以及将它们排列于器表的方法，却很少有人了解。能够灵活地在这种媒介上操控异同的做法，就这样失落了。换言之，不论是早期成套器物的物质性，或其所具有的意义，在宋明清时期都已被人遗忘。当后来的皇帝们面对着一系列的容器时，他们不但无法完全了解它们的功能，也无意重建它们在古代社会中原有的作用。

我们因此可以将商周时期所进行的复古与那些后来发生的复古明确地区分开来。当宋徽宗或乾隆皇帝为了祭祀祖先而定制青铜器时，它们不再以其形式和装饰表达高级贵族家族之间或家族各世代之间的紧密关系。取而代之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与古代历史时期正统统治相关联的纽带，至少它们的拥有者如此认为。在这种作用中，宋徽宗和乾隆依据周代的范本所定制的成套器物，是向世人及祖先宣示其合法地位的工具。

礼器的变化和演变这一事实本身，为君主所企望达到的制度转变提供了一种物质性的表达。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关于纹饰所具有的转化力量，也同样具有一种隐喻的能力。不论是在西方或东方，复兴古代的装饰和形式，都被用来作为某些人物和制度的精神复兴的工具或象征。

通过再造青铜器和摹仿书法的形式、风格来与古代相交的做法，在经历了20世纪的许多动荡后仍保存下来。古代青铜器的形状和设计以许多意想不到且生动的形式展示给世人，例如北京国际饭店前摆放的大铜爵就是一例【图5－11】，该饭店客房里的毛巾上也装饰着爵的字样。这些物质相当迷人。那些能将过去展现在这些物质形式上的人们，似乎能更进一步地宣告对过去及其价值的掌握。这种操控有些近乎神奇。来往于北京大街上的行人能察觉出这件爵不相称的尺寸，但这种夸大的做法强调了过去的美德和价值，并将这些价值与一座建于20世纪的宾馆联系在一起。

（吴晓筠　译） sD658MmjoOcZYZowSyERxev+Ac/BgoBukhVKfURxwxqkv+iEj9gokqfoqf3bJn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