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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讨论转向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观察刘宋和萧齐之间自然风景美感话语树的生长，须关注两位诗人鲍照（415—470）和谢朓（464—499）。这两位诗人的山水视野已自谢灵运诗主要触及的永嘉、始宁所在的闽浙山地丘陵地区，移往荆州、浔阳、广陵、海虞（今常熟）、秣陵、建康、南徐州（今镇江）和宣城等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谢灵运外放永嘉，舟行所藉的河流是富春江和瓯江，赴临川任时应是先藉助长江舟船而入鄱阳湖，为此他写有《入彭蠡湖口》一诗。但是诗中提及的石镜、松门皆在鄱阳湖范围，诗人不甚关注长江。而长于建康的鲍照和谢朓则不同，须时时藉长江游宦，身在异地则以长江一系故园之心。其次，就身份而言，谢灵运即便左迁永嘉郡，仍是一方封疆大吏，故能“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辄旬朔”
。归隐始宁后，凭借丰厚祖业地域广阔的庄园，亦能时时尽山水之游。而鲍照和谢朓在游宦他乡之时，则多为诸王的佐吏和僚属。作为主政官，鲍照只做到县令，谢朓则出任过一年多的宣城太守，这也是其最浸淫山水风物的时期。在更多的时候，二人均未能如谢灵运那样主动地尽情游赏山水。复次，鲍照和谢朓皆在首先提出“风景”这个新语词的诗人之列。
鲍照《绍古辞》其七中有“怨咽对风景”，谢朓《新治北窗和何从事》有“开帘候风景”，《高松赋》中亦有“陵高邱以致思，御风景而逍遥”
。上述不同的生活地域和身份，造就了鲍照和谢朓山水书写的不同视野、不同深度体验和不同美感话语系统。“风景”恰恰概括了这种种“不同”。本章关注的恰恰是与大谢诗相对照的古代山水美感话语树中这些新枝杈的生长。
如前一章一样，本章写作的依据亦包括了现地考察所获资料。此次考察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自江苏南京开始，途经安徽宣城、浙江湖州、江苏镇江，于十二月二十日再回到南京结束。由于项目经费拮据，考察不得不匆匆进行。而且，考察未开始本人即已罹患感冒，又恰遇长江下游罕见的寒冬，况整个地区多为阴霾和雨雪笼罩。所以，就考察的精细程度以及所摄照片的质量而言，远无法与简锦松君相比。所幸考察对本章论题而言，只是相对辅助的手段。
由于鲍明远和谢玄晖诗所涉地点需考辨者不多，本章以下不对现地考察结果作分节叙述，而使之融贯于论证之中。本章论证既以谢灵运为对照，有必要先对前章提出的大谢诗山水美感话语做一扼要概括。依前章，此系统应以表达山和水的并列和相对关系的“山水”一词来标识，即以山/水为一元二极构架支撑诗人观赏和书写自然风景，以舟行和攀登中肢体移动而景物变化为其表现深度空间的主要手段。山/水这一基元构架在书写中凸显了山与水分明交合的曲汀枉渚、瀑布和两山夹水之“涧”，更在色彩选择上凸显种种对比，同时却相对忽略了对云空、雨雾以及迷蒙山水的感知。考察中国诗人自然风景美感话语形构中的纷杂和繁复，本章措意于鲍照、谢朓美感与上述系统的相异之处，并以此去爬梳出其新的话语系统。
以下分两节分别讨论鲍照和谢朓。首先，本章将指出：鲍照以更宽广的天-地超越了感知自然的山/水这一基元构架。鲍诗的新框架不仅使其艺术世界特别涵摄了天象和气象因素，还改变了诗人在风景中的角色和诗中景与情感关系的构成。第三节讨论谢朓自然风景美感话语体系，自其观赏自然“山水”的新空间——官廨衙署轩窗中的“风景”开始。这一新的空间意识不仅凸显了不同于大谢经历深度的方式，还创造了全新的取景和情感表达方式。本章结论将南朝宋、齐年间这两位所谓“重要山水诗人”的种种发明归结在新的语词“风景”之下，以思索中国山水美感话语树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