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引发的世界性纪念活动与二十一世纪新的莎士比亚热潮方兴未艾之际，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与我相邀，为该社即将出版的英汉对照版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作序。莎士比亚戏剧于我，既是从事英美文学教学与科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是家族先辈付以毕生心血进行汉译的内容，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书本油墨的清香与夏日的和风中，伯公朱生豪先生以译莎为民族使命的风骨和精神，一时间穿越了时空，与莎翁的形象竟同时浮现在我眼前。

四个半世纪之前，风景幽美的英国伦敦艾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小镇诞生了一位名扬天下的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他的剧本和诗歌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在今天仍然耐人寻味，为世人乐于传颂。“但凡恋爱过、嫉妒过、恐惧过、厌憎过、渴望过的人，皆可以从中找到共鸣；人生百态，世间风韵，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英国朱迪·丹奇女爵士曾对莎剧做出这样的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富有浪漫的想象力、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多元的文化背景，剧情如风云雷霆，结构严密剪裁精致，语言机智幽默，妙语连珠。在孕育了莎士比亚的大不列颠，至今仍能听到随口而出的莎翁名言，人们用之调侃，抒情。莎翁似乎还活在这近半个千年之后的现代时空。莎士比亚戏剧不仅是英伦瑰宝，也是世界上翻译文字最多的文学经典之一，影响力超越了国界和欧洲，举世公认。2010年仲夏，当时笔者因公事前往英国，走访了莎翁故乡的莎士比亚中心，受朱尚刚先生（伯公朱生豪之子）委托向中心捐赠一整套以朱译为主的莎士比亚全集，在这里目睹了来自世界多种语言的莎译本，但据了解中心是第一次获赠了完整成套的中文译本。次年温家宝总理到访莎士比亚中心，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中心特地将这套中译本取出与总理展示，于我是心绪起伏的。我不仅回想起昔时与莎士比亚故居纪念馆馆长莫里斯女士的愉快交流，并更为感怀半个多世纪以前伯公与祖父商议译莎决定时的信念——要把译莎当做民族事业来做，而他的译作最终来到了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的莎士比亚中心见证了一个年轻人在年华最好的时光中拼却全副心血对另一个年轻人光华四射、洋洋三十多部文学作品的翻译。莎士比亚文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共同遗产值得世界同享。而一个国家是否有这样一种跨越了国界和文字藩篱的文学译本，无形中成为衡量该国文化通达程度的软尺之一。尤其是希望经由文学了解欧美文化的年轻人，阅读莎士比亚戏剧是非常有益的一个途径。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此次的出版策划恰逢莎士比亚浪潮方炽，正得其时。莎士比亚戏剧形式多样、内涵丰富，从戏剧冲突及其效果的视角来看，悲剧、喜剧和正剧俱全。悲剧作为西方戏剧的主要形式之一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颂歌演变而来。在西方美学史上和戏剧理论史上，悲剧研究自成传统，前有亚里士多德，后有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定义，指出“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来表演而不作叙事，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阐释影响了整个西方文学史。十八世纪，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提出“悲剧是较高级的语言”，把悲剧推向了艺术的最高级形式，并聚焦悲剧体现的伦理价值和意义。同时代的叔本华则从生命的本质来探索悲剧的哲学意义，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生存意志，而生存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十九世纪中晚期，尼采则以悲剧体现的理性和生命力诠释了悲剧精神，从悲剧中的痛苦体验精神升华和生命之美。

直至当代，关于悲剧的研究和创作亦是源源不绝。然而当我们回首再观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达到当时悲剧创作的最高成就的莎士比亚悲剧时，仍然会为之赞叹。莎士比亚悲剧类型丰富：戏剧史上根据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划分的四种悲剧类型——英雄悲剧、家庭悲剧、小人物悲剧和社会历史悲剧在莎剧中均有所表现。其中英雄悲剧如《麦克白》《裘力斯·凯撒》等，表现政治斗争、阶级与民族斗争中的重大题材。家庭悲剧，如《奥瑟罗》《哈姆莱特》与《李尔王》表现在家庭之间与家庭内部各种复杂的伦理关系及不同的价值观冲突形成的悲剧。表现平凡人物的命运悲剧以及与其相对立的社会各个方面的无形作用力的小人物悲剧与社会历史悲剧则贯穿其中，展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莎剧的博大深邃更是通过剧中不同背景与身份的人物具有的立场视角和价值观的冲突来关照各种力量与个体意志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人生本质的多种不能承受之重。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此次选用的英汉对照读本的莎剧为《哈姆莱特》《李尔王》《奥瑟罗》与《麦克白》，这几部莎剧被公认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英文版以阿登版莎剧为基础，中文版则选用了朱译本。前者是公认的莎剧权威版本，后者是汉译中最为优秀的，都十分经典，对于广大英语文学爱好者欣赏莎剧、学习英语是非常适宜的读本。译本并根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手稿》进行了再次的校对，以对原译的尊重，最少的文字编辑修订，最可能达到的信达雅标准为原则，保持了朱译的风貌。将重要的悲剧作为一个整体向读者推广，这也是伯公在译莎时产生的一个思路。由世界书局1947年首次出版的朱译莎剧便是依据伯公的规划，把完稿的27个剧本按重要喜剧、重要悲剧，及次要杂剧等剧目分为三辑，这是朱译本打破常规的创举。第三辑原应为伯公最钟爱的历史剧，因其时未能全部译出，已完稿的四个半剧本暂时没有出版，故第三辑改排杂剧。历史剧部分在解放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补译后在《莎士比亚全集》中出版。这三辑的莎剧，每一辑伯公都亲笔写了提要。第二辑悲剧杰作的提要是对本辑八部重要悲剧的评析。其中，关于四大悲剧译者如是说：

本辑包含莎氏悲剧八种，作者毕生悲剧杰构，尽萃于此。

……

《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这四本是公认为莎氏的“四大悲剧”的。这些作品中间，作者直抉人性的幽微，探照出人生多面的形像，开拓了一个自希腊悲剧以来所未有的境界。……这四剧的艺术的价值，几乎是难分高下的：《汉姆莱脱》因为内心观照的深微而取得首屈一指的地位；从结构的完整优雅讲起来，《奥瑟罗》可以超过莎氏其他所有的作品；《李尔王》的悲壮雄浑的魄力，《麦克佩斯》的神秘恐怖的气氛，也都是戛戛独造，开前人所未有之境。

从1936年开始译莎，到1944年事业未竟而逝，伯公在时局紧张，生活困窘之际抱病坚持翻译莎剧，充满了为民族事业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他在译读莎剧时最为看重的莎士比亚悲剧品质之一，而他虽然身为一位文弱的书生，在译莎中确是完全体现了同样崇高的气概。在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他以生命为代价译出31个半剧本后怀着未竟之憾长离人世。翻译见证着他短暂而意义非凡的人生：从当时知名的教会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毕业后，便前往上海到世界书局任职，他对生活的憧憬和可以碰触的希冀正如莎翁的喜剧篇章。随后时局变迁，国家危难，日军空袭，世界书局被日军进驻，纵火烧毁，嘉兴老家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他在辗转中笔译不辍，莎翁文学世界中的万象陆续显现，正像冥冥之中的暗合，由喜悦轻快到悲伤沉重，无不见证着他对语言的天才把握和对人生的多种解读。完成喜剧翻译之后，伯公已因数年辛劳，身体孱弱。但他仍夜以继日地翻译。在《哈姆莱特》《李尔王》到《奥瑟罗》与《麦克白》这四大悲剧中，朱译本留下了至今影响深远、脍炙人口的名句：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哈姆莱特》第3幕第1场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 Hamlet 3.1)

啊，主帅，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

——《奥瑟罗》第3幕第3场

O, beware, my lord, of jealousy; it is the green-eyed monster which doth mock the meat it feeds on. ( Othello 3.3)

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李尔王》第1幕第1场

Love’s not love when it is mingled with regards that stand aloof from the entire point.（ King Lear 1.1）

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麦克白》第5幕第5场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Macbeth 5.5）

自读书求学时代到着手译莎，他前后对莎剧全集研读达十余遍。在他尚存于世的私人信札中，可以见到大量的译读随笔，从中我们仍能够体会他对莎剧翻译倾注的心血。他的莎剧翻译风格也正是在对剧本的揣摩和研读中形成的。这些闪烁着光彩的文字如雪泥鸿爪反映着他惊人的敏思和出众的才华。我常会想，若上天眷顾延其天年，他应该在翻译之余集中整理出译莎的见解来解释和印证他的译本。然而这终究是午夜梦回，追思之情了。所幸保存至今的一些旧时书信将伯公译莎的情景再现，他的才情，他的专注与他的勤力无不令人可敬可慕：

——昨夜读 Hamlet ，读到很倦了，一看表已快一点钟，吃了一惊，连忙睡了。可是还刚读完三幕。 Hamlet 是一本深沉的剧本，充满了机智和冥想，但又是极有戏剧效果，适宜于上演的。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一个理由是因为他富有舞台上的经验，因此他的剧本每一本都不是沉闷而只能在书斋里阅读的。

——《皆大欢喜》至今搁着未抄，因为对译文太不满意；《第十二夜》还不曾译完一幕，因为太难，在缺少兴致的情形中，先把《暴风雨》重抄。有一个问题很缠的人头痛的就是“你”和“您”这两个字。you相当于“您”，thou、thee等相当于“你”，但thou、thee虽可一律译为“你”，you却不能全译作“您”，事情就是为难在这些地方。

——白天译《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晚上把《威尼斯商人》重新抄过，这也算是三稿了（可见我的不肯苟且）。真的，只有埋头于工作，才多少忘却生活的无味，而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以上出自伯祖母宋清如于1994年所编的《寄在信封里的灵魂》中的第192封信、第227封信、第229封信。该书收集整理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伯公与伯祖母分处上海、杭州等地的书信，可惜尚有一些毁于“文革”。在现存的三百余封往来书信中，数十封信主要都是伯公与伯祖母在交流探讨译莎的过程与心得。这些文字使我们更加理解在伯公的《译者自序》中所出现的这样的表述：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于求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查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朱译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读者中成了经典，对于我国的西方文学翻译史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朱生豪译莎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正值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初有成效。朱生豪的莎剧翻译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在社会多元文化系统下发生、培育和完成的文化建构实践。朱生豪的莎剧翻译实践处于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之下，呼应了新文化运动对抗封建僵化的文化制式和守旧的哲学美学思想的革命呼声，他的翻译过程是贴合文化革新的过程，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样式的形成既是个人美学观的表征，也来源于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和运动对特定文学样式的需求。

朱译本在时代诉求下的归化策略也颇值一提。朱译本抛弃莎剧中多行粗鄙、色情的市井俚语，是在时局下对西方文学的接受现状的应对，在传播文学经典和跨文化交流的需求下使莎剧获得最大程度的流传与研读的应时之举。莎剧本身虽然并非纯为高雅殿堂之作，观众亦是三教九流之徒，然而中西文化的语境不同，中西文化传统与文学的功用各异，若欲实现翻译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功能，以上因素绝非可忽略不计。因此，朱生豪的莎剧翻译不仅仅是文学翻译的浩然工程，而且是我国现代国家文化形成中新文学形式的先声和典型反映，是应当从翻译多元文化角度深入考察和研究的文学经典。

步入二十一世纪，阅读莎士比亚仍然是文化修养之甘饴。王元化先生曾道“朱译在传神达旨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不仅优美流畅，而且在韵味、音调、气势、节奏种种行为微妙处，莫不令人击节赞赏，是我读到莎剧中译得最好的译文，迄今尚无出其右者”。但愿今日这一辑倾注了译者与众多编校心血精力的四大悲剧杰作中英对照本能够为读者带来文学殿堂的又一缕馨香。

又到仲夏，空气还不是十分热，早晨的凉风倏尔吹拂。刚从故乡返京的我犹记南方街巷里小妹、阿婆守着竹篓竹匾售卖栀子花，一束束叶碧花白，暗绿清新。穿街小巷飘散着初开的栀子花的盈盈香气，沁人心脾，直击肺腑，在我停笔之际不觉精神为之一振。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莎翁笔下的一行诗句：“我能否把您比拟为夏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夏日之丽兼美西东，且以这一束来自夏日故乡的栀子花遥祭伯公，因以为序。

朱小琳博士
2018年6月12日
记于北京沁荷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