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3年秋季，德国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团访问了巴黎。这些1青年黑格尔派想把他们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所获得的激进的人道主义与实践的进步政治学统一起来。在他们的国家，压抑的政治气候和关于社会主义是法国的发明的知识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引到了巴黎。他们的领导成员是卢格、赫斯和卡尔·马克思。卢格的日记有趣地记录了他们的惊讶一一：当他们从个社会主义沙龙到另个社会主义沙龙时，他们预期会剑拔弩张的基督徒（that their intended crusaders-in-arms）除了无法吸纳他们明显的无神论之外，竟然认同他们的大多数观念。拉蒙纳（Lammenais）、布朗（Blanc）、卡贝（Calbet）都是信徒，持有对无神论哲学的罗伯斯庇尔的诅咒。简而言之，主流的观点是共产主义恰是基督徒付诸实践的基督教，而耶稣基督就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

这个快乐的联姻并没有持续多久。伴随19世纪的进展，基督教会日渐保守，随着派厄斯九世的《邪说汇编》（Syllabus Errorum）对自由主义、进步和民主谴责而达到了高点。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获得了日渐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在19世纪90年代成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宗教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离异也就变得不可避免。比起英国——它有着多元化的宗教传统，也许再加上对本国过于系统化思想的不信任，在某些宗教和政治之间已经形成更加丰富的关系——来说，这当然更适用于欧洲大陆。

然而一般来说，随着近几十年政治气候的变化，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的—“对话”（用其时的话语来说）才重新出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与第二届梵蒂冈会议的巧合削弱了教条本身的吸引力。对话的热情主要是来自基督徒方面，特别是来自充满活力的德国新教神学2家：很多共产党领导人简单地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克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离开波兰，加罗蒂（Garaudy）被法国共产党开除。这种对话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战后资本主义相对不受约束的扩张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许多基督教神学家感到有义务去接纳世俗化，并且以哈维·考克斯的方式，实际上将其作为至少是福音部分的实现来庆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想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重新审视这一对话。考虑到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所了解已近两千年，那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不可避免地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且假如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产儿，那我想探询在其内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最好地（假如没有更多）连接这一代沟（the generation gap）。

马克思主义也有其正统。这一正统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这一科学有两个论据被认为是与宗教信仰不相容的。首先，较为直接的是，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如果像恩格斯所说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那么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表述最终都被归结为关于物质运动的表述。其次，宗教可以不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拒斥，而是在功能的意义上被拒斥：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支柱（bulwark）。这一观点也包含了一个隐蔽的本体论，既表现为将信仰的起源与信仰的真实价值简单地等同起来，又表现为关于宗教应该总是遮蔽一些其他东西的臆断——显然，不论在保守的宗教的情形中还是在激进的宗教运动（再洗礼派、货物崇拜）的情形中都是如此，宗教必然会掩盖政治要求。带有强烈工程学意味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隐喻——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倾向于把宗教置于上层建筑的顶端，因而距离“现实”最为遥远。正是这样的方法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很多著述是如此的糟糕一。马克思与韦伯、涂尔干被同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就宗教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理解宗教的贡献——似乎经常与韦伯涂尔干传统中的论述相悖、——常常是相当贫乏的。这并不总是由于缺乏兴趣，这只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认真对待宗教的原因。马克3思自己投入于宗教研究的时间也不多，事实上，他关于宗教的著名的格言警句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无非是对费尔巴哈的重述。

虽然正统的共产主义观认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宗教是某种幻相，另一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观点则给正当的宗教信仰留有余地。据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对社会如何运作进行描述：关于社会的规范性判断我们将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找。这有一个了不得的马克思主义血统，并且的确成为一战前二十年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解释。随着自然科学的威望日隆，马克思主义逐渐被认为是关于社会的科学，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被认为类似于达尔文的方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就宣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群众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成长也是如此，尤其是德国，呼唤一种明确、简单而又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对马克思的新达尔文式的解释似乎合乎这一令人钦佩的要求——所有这些更是似乎给它增添了保证最终胜利的心理优势。然而像自然界，你能从其中攫取价值，但价值会迅速回归自然界。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康德主义的复兴就是这样。在物质世界显而易见的自主性面前，康德已经接受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并试图建构一个无关乎（物质）世界而能够从自身得到证明的道德体系。因此，它与新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明显相容的，后者被归结为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所谓科学论述。康德的道德可以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之上，且社会主义可以同时拥有事实与价值，这一立场已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完整地提出。而且如果不是仓促地得出结论，一些形式的达尔文主义并不必然与基督教不兼容，那为何新达尔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与基督教）不兼容呢？宗教能在一种纯粹的社会科学中发现什么害处呢？或者马克思主义能在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关的宗教中发现什么害处呢？

但我不满意这种断然地或过于断然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它没有对话，更谈不上辩证法，而只不过是一种劳动的分工。当代一些知识分子生活中最压抑的一个方面就是知识的分化与碎片化（compartmentalisation）。鞋匠应该永远是鞋匠，就是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地盘”，没有任何政治是游戏，把核电留给核电专家，等等。但在我看来，在社会科学中，两个学科之间在其边界或界面（正如当代的表述所示）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工作可做；在那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不是互不相犯，而是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交流。当然，做好自己的本分会安全得多，能够明显地看出，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党和教会都作出“安全”的选择——划出一片意识形态领地，在这片领地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耕耘，而不受外来的干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和基督教的传统排除了这一选择——老实说他们必须在火中取栗。

对于基督教，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意孤行地固守于“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我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这样的表述才可能得出这样的观点——基督教只关注与肉身无关的价值并且在本质上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但马克思主义又如何呢？我希望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关系中，深受黑格尔影响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与前面提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相反——能够提供更丰富的方法。对“科学”马克思主义开放的方法既不是否定，也不是排斥，既不说宗教“是假的”，也不说宗教“与我毫不相干”。我们只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略有所知，就能明白这是能够得到证实的。虽然马克思极少论及宗教，但他的很多表述——比如与异化主题相关的——已经给基督教思想提供了很多（精神）食粮。另一方面恩格斯谈的能与，（宗教）进行对话的内容则更少——除了在早期，其时他正忙于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世俗化。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时间研究黑格尔，因此我认为他们对宗教的内容不感兴趣。列宁把宗教视为“中世纪霉菌”或“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之一”以及把上帝的观念视为有关“无法形容的卑鄙龌龊的东西”（inexpressible foulness）的概念，这些观点与他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简单化的唯物主义密切相关；在战争年代认真研究了黑格尔之后，列宁关于宗教的观点变得缓和得多。斯大林至少是在哲学上强化了列宁主义最不好的方面，且除了在希特勒战争期间作为给予俄国爱国主义的额外的支持以外，他没有时间研究宗教，也没有时间研究黑格尔。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派别、葛5兰西和晚期的萨特，他们都保有一些黑格尔的遗产，因此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使用相同的语言。值得注意的是，使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失去兴趣的因素之一就是反人道主义、反黑格尔主义和反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日渐普及，这种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阿尔都塞风格的结构主义的启发由于像罗杰。·加罗蒂那样的人趟了浑水，在进步的共产党人与左翼天主教徒之间作出区分是困难的，而当一个知识分子领导人终于出现（他的既严谨又有刚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排除了与刚愎自用的基督徒、存在主义者及其同类的任何对话）时，许多党员必定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不过，奇怪的是，当群众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时，阿尔都塞比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明确地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下的宗教可能性，当然，科学必然是像他那样的党的知识分子的保护区。因此，下面的章节不只是观念史中的学术梳理。我认为，重要的是哪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会被那些倾向于支持这些观念的人所采纳。左翼人士未能在他们的社会方法和政治方法之中给宗教留有余地将是一个错误。宗教在一些形式中已经对人的活动一直有着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至少在不久的将来还会这样。善意的忽视或断然拒绝将意味着宗教的巨大力量会被右翼的意识形态所捕获。这里，想想美国所谓的“道德多数派”的危险作用，想想那种（几乎是在没有例外的情况下的）整套的社会压制措施，更不用说咄咄逼人的核立场，对于很多人而言其背后似乎都反映着整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力。

然而在宗教方面，这种思考也是恰当的：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态度就是他们所看到的那种宗教的一种功能。马克思关于上帝的观念——作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反映，与神性的完满相映衬的是人性的贫乏——在事实上的确适用于他那个时代极端的路德教，在他关于人性完全腐败的信念中，上帝与人类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信得救，等等。恩格斯的观点无疑带有伍珀塔尔（恩格斯的故乡——译者注）的骇人的虔信派背6景。列宁关于宗教的极端观点的提出是可以理解的，它是通过更骇人听闻地混合彼岸世界的精神与此岸世界对于沙皇专制的依附（这种依附是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东正教的特征）而提出来的。因此，宗教信徒面对着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观点这一问题就是，在不歧视他们的信仰的前提下，他们是否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观察到的面相，它反映着他们自己对于人性的愿望。作为对这整个进程的贡献，我在接下来的各章中所要做的是描述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关于宗教的已有论述，并结合一些知识的和历史的背景来提供一个语境；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价这些观点的一致性和经验的准确性，最后就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批判的一般意义提出一些想法。 ZjeKo5yesyCJ3KpvoI1nMIvGRmCG+xXzAwRvanYKPIeRLnCOgwvq7/somKnzYn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