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虔信派的教养

恩格斯关于宗教的论述比马克思多很多。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在生33命的尽头他恢复了如此生动地标志着他青少年时期（思想特点的）对于宗教的兴趣。在他十六岁时，他的一首诗是这样开始的：

主耶稣，唯一的上帝之子，

啊，从你天上的宝座走下来，

拯救我的灵魂。

仅在有时很痛苦的漫长的三年自我反省之后，恩格斯最终抛弃了他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信仰。

马克思出生于莱茵兰农业区一个有着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家庭，而恩格斯的家则住在鲁尔区这个工业中心，且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在乌培河谷的巴门是极端福音派基督教被称为“虔信派”）的中心。作为一场起源于17世纪后期给那个时候干巴巴的官方路德教派带来生气的运动，虔信派在19世纪早期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虔信派神学坚定地以《圣经》为根据，认为《圣经》是直接受上帝启发的并非用理性来阐明，而是仅仅通过教会中的圣灵获得的。虔信派教徒反对强调祭仪或正式的成员身份，强调根本的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因而重要的是感觉、转变信仰、道德改革和不断熏陶。由于拯救包含与世界相隔绝（除了商业活动），因而必要的禁欲主义需要献身和自我否定，这有时候会堕落成一系列尊重律法的否定规定：不准饮酒，不准跳舞，不准着华丽服装。 ^[1]

恩格斯的父亲是虔信派正统观念坚定的追随者，并在当地教会中担任公职，且教导他的家庭成员努力工作和节俭这些美德。作为长子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在1837年受洗礼的，他深厚的宗教信仰在同一年的毕业证书中得到了赞扬。恩格斯在家帮忙做家族生意一年后，到不来梅的商业同业公会港口，跟他父亲的一位保守的生意朋友做学徒。恩格斯住在当地的一个牧师家，但他不久就发现，不来梅更为宽广的视野使得他日渐质疑他宗教教养的诸多信条。

在不来梅度过的三年中，恩格斯的首要兴趣是文学。他成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一名热情成员，该运动以一种犀利和诙谐的方式（这种愉悦的方式与乌培河谷狭隘虔信派的风格形成对比）来表达模糊的振兴德国民族主义的情感。在1839年中期，他在一系列报纸上发表了评论他出生地的文章，名为“乌培河谷来信” 。度引起的神秘主义常常与醉酒和懒惰相结合 恩格斯反对的主要的虔信派教义是关于预定论的教义，他宣称先定学说“与理性、圣经根本矛盾” 。这些观点的主要解说者克鲁马赫尔牧师甚至相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而恩格斯相信“时代的巨流”会冲走这一蒙昧的观点。

恩格斯自身关于宗教的信念随着内在斗争逐渐清晰起来，这在他于1839年间与两位格雷培兄弟之间的通信中有记录，这两位兄弟都正在接受成为牧师的训练，他是在巴门的一个虔信派教徒圈中结识他们的。在他写给他们的信中，他宣称，自己从来都不是虔信派教徒，只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 他认为，以由《圣经》文字启示的教义为形式的正统学说是一纸空文，而理性代表着人身上神圣的东西，他无法相信“一个诚心尽力做善事的理性主义者会永远堕入地狱” 。到1839年6月，他大胆地写道：“现在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35验的学说，才可以算做神的学说。”

基督教对科学、教育、圣经地位、永世受罪这些东西的诸多态度，都无法经受住这一检验。恩格斯临时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找到了避难所，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是基于直觉和感受对无限者的感觉和喜爱，这对于恩格斯来说似乎削弱了理性主义者的反对意见。但他的怀疑很快达到了一个危机点：

我祷告的时候充满信心，感到愉快；我现在仍然如此而且更甚于当时，因为我在斗争，需要支持……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我只要开始怀疑，我就这样做……我写到这里，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激动极了，但我觉得我不会毁灭，我会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身边。

几个月后，恩格斯在大卫·施特劳斯厚重的《耶稣传》——它在1835年发表，它的发表对神学界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这本书中找到了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案。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福音书是一个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已到达特定阶段的民族的集体意识，创造的诸多事实的想象——神话。这意味着神的本质（the divine essence）的启示和化身不能仅限于某个人，且它唯一适当的领域是整个人类。直到1839年末，恩格斯才会把自己描述为“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 。施特劳斯无法被驳倒，他的新的信徒感觉自己最终站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了。

施特劳斯还是恩格斯对黑格尔感兴趣的原因：“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 他很快发现，黑格尔所写的历史哲学“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且能说出他通过施特劳斯，已经采纳了黑格尔的上帝观念，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并加入了“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 他对黑格尔的这种兴趣在1841年末他到柏林服兵役时得到了强化，他立即成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杰出成员之一。他学习了布鲁诺·鲍威尔对符类福音的批判，出席了关于《新约》研究的讨论会，并做了关于使徒约翰传统的笔记（这些笔记构成了他40年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基础）。 ^[2] 当谢林被召回柏林与这些新观点进行斗争时，恩格斯写了名为《谢林和启示》这本长篇小册子抨击了他。与谢林的历史是上帝在外干涉的一系列任意事件的历史观形成对照的是，恩格斯追随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将神性（the divine）等同于人类历史进程。与很多其他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相类似，恩格斯把自己的信仰转向了政治学。后来，他自豪地宣称，他反对谢林的出版物是首个承认控诉无神论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献。 ^[3]

恩格斯在明确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全部假象后，于1842年末离开了柏林，在他父亲的曼彻斯特生意上花费了两年时间。在恩格斯出现宗教信仰危机时，他曾说道：“我希望我能见到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 他在英格兰的经历使他很快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 结合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坚持，恩格斯对宗教持久的兴趣使他成为第一个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历史呈现一幅草图的人。这种历史表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很多方面将是社会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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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 further detail on Pietism see the very critical history of A.Ritschl,Geschichte des Pietismus,（Berlin,1880-1886）vol3. Also see E.Troeltsch,The Social Teaching of the Christian Churches （New York,1956）pp.686ff,714ff .

[2] Cf.D.Riazanov,Introduction to K.Marx,F.Engels, Gesamtnusgabe （Berlin,192711.） Pt I,vol.2,pp.LXXX f.

[3] Cf.F.Engels,“The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 on the Continent”, CollectedWorks ,vol.3,p.404. fNcZVr2bBVh/mnRlPfHJ8OHKsdAYxao2Fta/D8M2ZkPBLUNMJOIkSG7wKanloq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