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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化：要从下面发动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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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性”使人民表达自己的意愿成为可能，并且通过公开的选举打破了人民“公仆”高踞人民之上的政治局面。然而要使改革深入推进下去，还需要培养真正民主的、独立的社会力量。于是，在提倡“公开性”的同时，社会“民主化”的政治要求也就相伴而生。格拉乔夫指出：“新领导人实际上没有深思熟虑的时间了：全国上下都以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必须提出一个改革计划，即使这个计划并不存在。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许多研究者和已经出现的改革史专家便详细地、不止一次地向人们解释，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下除非按照最高层的决定，否则任何改革都无法起步。柯西金的例子说明，甚至凭着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的职位也不够。不仅因为一切极权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追求一长制的权力金字塔那完美无缺的匀称结构，而且也因为缺乏‘来自下面’的、推动较为认真的改革的因素。”
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说：“从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戈尔巴乔夫强调：“我们应当通过社会民主化使人民参加改革进程。如果说到改革的实质，那么我可以把这一实质简单地归结如下：我们就应当在每个劳动集体、每个党组织、每个州、共和国、部门、每个中央主管机关，在全党创造一种前提，使我们的人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
从下面发动起来的民主化运动，主要是针对经济官僚对改革的无动于衷而发起的。
1985年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制定了发展经济的“加速战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第一个极端口号就是加快发展速度，而且只强调数量，而不管质量。他不提目标和明确的发展道路，只是简单地号召，这些号召又被粗制滥造般地完成。一切仍是老样子，只是干工作必须更快更多。”
所以经过一年的实施，无论“加速”的格言还是对每个人发出的“在工作中加把劲儿”的号召，均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更遑论改变生活的总结构了。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改革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雷日科夫指出：“我国在着手改革时，它的领导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深入评估进行改革应采取哪些相互联系的必要步骤，以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后果。我想，说来也真是遗憾，那些指责20世纪80年代改革行动缺乏明确纲领的人是正确的。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必须采取某种决定的具体政治环境，但这一点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指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不过以我的观点来看，当时有一点倒是现实的，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决定改革从经济开始。其实，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对国家经济做一番改革。”
格拉乔夫也观察到，当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着手改革时，新领导人并无一个完整的改革构想。注意力分散了，倡议一个接一个，多半使用的是从前的旧产品：当初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一起倒腾数百篇专家和科研院所的资料，起草了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契尔年科均未采纳的关于科技进步和可能进行的经济改革的材料。戈尔巴乔夫舍弃了突出某一个关键的加速方向的尝试，提出“全面出击”。在1985年6月轰轰烈烈地开过机械制造业的会议之后，注意力又转移到农工综合体上来，当时把这说成不折不扣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楷模”
。
改革遭到了人为的阻力。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甘别吉扬指出，反对改革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人有四类：第一类是官员，多是部一级和司局级工作人员。由于权力将下放到企业和协会，他们将被剥夺这些权力。这些人试图证明，没有他们，一切会变得更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地发挥作用。第二类是一些能力差的管理人员，即一些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他们习惯于根据行政措施办事。第三类是那些“拿钱多干活少”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由于劳动组织存在缺点，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却拿高工资。第四类是贪污国家财富者、受贿者和酗酒者等反社会分子。
秘密的行政管理方式。在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出，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不采取符合民主化和经济改革条件的新的管理形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重犯过去那种最大的错误——在办公室里为企业在新条件下工作作准备。正是在劳动者和劳动集体委员会置身于改革之外、一切问题都是秘密地由上面解决的地方，才出现了最严重的疏漏，才产生了许多未预料到的困难。而这就影响了人们的社会自我感觉和他们对待改革的态度。”
结果，经济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的牺牲品。正如一句古老的俗语所说，如果躲在森林中的大树后，谁都找不着。“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在寻找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发现：“原因并不在每个经济部门，而恰恰在政治方面”
，“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
。
戈尔巴乔夫强烈感受到，现在在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原始森林效应”。上面轰轰烈烈，下面寂静无声。感觉好像倒退了，什么变化都没有！他说，我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生、共青团书记给戈尔巴乔夫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告诉您，人民在您一边，大家都希望变革，但是地方领导人不让您知道实情。他们在极力抵制。”戈尔巴乔夫从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也收到一封信：“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苏共二十七大精神的鼓舞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自己的党领导谈心。您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别激动，这类运动我们见得多了。这次运动也会过去的。我们从来也未做什么，现在仍然如此。”
戈尔巴乔夫开始强烈批评党和国家的“经济官僚”。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央机关干部，主要是计划委员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次全会后他在接见部级干部时仍继续进行攻击。国家计委遭到最强烈的攻击绝非偶然，因为这一中央机构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中枢。戈尔巴乔夫总爱说：“在国家计委眼里没有领导，没有总书记、没有中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散布说，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们不希望推行“改革”，因为改革损害他们的特权。因此，从1986年6月，大约在他上台一年后，他改变了政治斗争的性质和方向，从针对社会经济方面转向了针对个人。他触及官僚主义的敏感神经，给改革的机器中注入了更多的燃料。反对特权，这成了总书记手中最肮脏、最不光彩的武器。最有特权的人利用这个武器来反对其他有特权的人。这样，目标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转到了干部身上。
残酷的干部斗争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接下来的1986年8月政治局会议对经贸干部进行了从未有过的打击。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面改组整个党的体制的任务，“从基层党组织直到中央政治局”
。1987年夏天，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7月份又专门为批准方案召开过中央全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为社会民主化扫清道路的“政治”一月全会上，经济民主化就该进行了。于是，由于管理者的消极怠工，由于拒绝“民主地”投票造成提价的社会不够“觉悟”，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便只剩下唯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
这种政治攻势，其实就是要通过民主化提高社会的政治能动性。简单地说，就要给社会输输氧。戈尔巴乔夫指出，社会改造与实现中央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戈尔巴乔夫打算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将工厂交还给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在所有这些组织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基层，一定的民主成分是存在的。但是整体说来，它所建立的全部巨大机器的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巩固和加强党国的权力。而被称作人民政权的工具的权力机关却没有真正的民主权利。它们属于党的领导的功能。谁也没有对涉及政治和政权的决定选择不同于“上面下发的指示”的可能性。“思维和决定的多元主义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背离。”
在1986年10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苏共中央收到的来信问题时，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说：“有不少写给我本人的措辞激烈的信”。比如，一封来自列宁格勒的信说：“我，不仅我，不喜欢您推行的国内政策。说得太多！您每到一个城市，讲的话好，也正确。听着很开心，但是现实中什么也没有！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的工作有进步吗？……与非劳动所得斗争的指示也是这种情况。一开始抓得好。可是现在呢？和谁斗争？和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蔬菜和水果的人斗争。为什么？对那些挨斗的人却不动手……”来自莫斯科的信则说：“您的乌托邦式的拯救俄罗斯的计划使我们对党的政策完全绝望。请清醒地看一看，国家走到了什么地步。贪赃受贿、投机倒把盛行。这会使我们的祖国全面落后和崇拜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您说‘加速’‘加强’，可这不过是些空洞的毫无根据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像被拔都毁灭的罗斯……”
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觉醒的人们对改革的期望，而党却瞻前顾后。于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进一步认清了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这种思想转变的目的在于：
一是要改变人民的冷漠和依赖。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政治方面则离开十月革命最早的理想越来越远了。苏维埃时期是系统地在事实上否定和压制民主的时期”
。他说：“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该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层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改革不仅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要“着手改变社会的道德心理状况”
。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光靠陈腐落后的宣传机构是行不通的。1985年夏天，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然而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陈旧的宣传仍然毫无变化。因为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仍然在按照习以为常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地打通“窗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抛弃党的宣传系统，准备另起炉灶。他发动了“公开性”和“民主化”。
二是要教育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戈尔巴乔夫认为，极权主义制度是用民主的装饰品来掩饰自己的——存在着宪法、各种法律和代表机构。“实际上社会的一切活动，从头到尾都是由党的机构及其作出的决议，由党的上层领导所做的决定和指示，加以规定和操纵的。甚至是联盟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都处于无权状态，而宪法规定共和国是具有全权的主权国家。看来，在其他国家中，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这样的集权和超集中的状况。最主要的是，苏联公民实际上失去了真正影响政权和监督政权的可能性。”
当改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计划直接指向了制度本身。据马特洛克回忆：戈尔巴乔夫掌权头两年的经验使他确信，他从上面所发动的变革，只有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才有保证。他现在认识到，制度本身抗拒变革，仅靠来自上面的命令是不够的。“在我国的整个历史中，”他说，“变革来自上面。它总是靠武力来推行。现在，我不能使用武力，否则我将击败目标本身。你不能把民主强加给人民，而只能给他们行使民主的可能性。我们所做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俄罗斯的历史颠倒过来。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他们从未被允许这样做。”
三是要加强对改革进程的掌控。戈尔巴乔夫没有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并面临着失去权力的危险，为了清除那些不赞同他的路线的经济工作者、党的领导者，他急急忙忙地开始筹划在生产领域实行“民主化”。1985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格勒的党员积极分子发表演讲，呼吁听众改变自己的观念：“最困难的阶段——心理上的改革……当前需要思想大变革……谁无意改革自己的观念……就应当让路，别挡道……”
最初，戈尔巴乔夫建议选举产生厂长和企业领导者，这样可以除去一部分固执己见的经济工作者。随后戈尔巴乔夫又建议打击“司令部”，惩治党和政府中不服从他的经济领导者，撤换各级管理机关的官员，“但是换人的做法仍然无效”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先后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和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改革”尚未到达远东。戈尔巴乔夫断言：“当官做老爷的人本能地或者有意识地轻视改革。”正是在那里，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指责国家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有缺陷，消极怠工。戈尔巴乔夫从远东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抱怨说，报刊闭口不谈缺点，有些人念念不忘安德罗波夫时期，党的干部应当调整。他还说，一些准备参与改革的人心存疑虑，他们总是说：“会不会走向深渊。”许多地方组织的作风没有改变，因循守旧。
给社会输输氧，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对于可以作为改革的实际基础的东西十分向往，因为他那自上而下的革命尚无像样的政治基础，更遑论社会基础了。社会基础有待建立和构建，其材料有赖于模糊不清的公众期待、“六十年代人”的浪漫主义理想、尚未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未来后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那刚刚破壳而出的带挑衅性的赤裸裸的自私利益。而社会的其他成员就其大多数而言，看不见、意识不到这一“即将发生的灾祸”，因为由于自己领导人的努力，他们被迫生活在虚伪的、宣传者的世界里。这样一来，他们不仅不“自下而上”地去促进改革，却反而动摇犹豫，感到困苦，甚至与改革者作对。戈尔巴乔夫正是想借助“民主性”和“公开性”克服这一“材料的阻力”，发动“基层”，将社会从他的计划的客体变成积极的主体和参与者。他的短期政治利益一目了然：他需要社会作为反对官僚的同盟军。于是，戈尔巴乔夫在去西伯利亚视察时发出号召：各地方应当“自下而上”对改革的敌人施加压力，而我们（指政权的“先进”部分）则要“自上而下”施加压力。这个号召一出台，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运动自然就更加积极地开展起来。普通党员和非党人士于是开始向“上层”——苏共的州委领导和市委领导施压。戈尔巴乔夫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却兴高采烈：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把党的州委书记赶下了台。“总书记公开在电视上对此事加以赞许。”
戈尔巴乔夫给社会输氧的目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也慢慢达到了——社会开始生动起来了。1987年12月2日，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苏联15个地区进行的全苏舆论调查结果表明，苏联人对国家各种问题的兴趣不断增长。对1万人的问卷调查表明，约85%的人对国内事务始终感兴趣，而1983年在万名征询者中，这一人数仅占60%。在被征询意见的人中，84.2%的人希望完善自己在政治问题上的知识，91.8%的人希望更多地了解苏联历史。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被征询意见者对社会生活中落实党的一些最重要的要求的程度给予高度评价。66.3%的人确信，公开性已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仅有8.1%的人持相反意见。
然而“他的动机和政治意图（唤醒‘群众的创造性’，催生‘自由的俄罗斯人’，争取‘出现社会主义民主’，抛弃‘一切长上青苔的东西’）全都无懈可击，颇值得称赞。然而他是否盘算过，这一实际上是革命的意图将把他和国家引向何方？”
苏维埃有没有选举？有！但是有没有真正的民主的选举呢？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非常肯定地给予了确认：没有！
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一直是苏共中央的核心权力。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传统是：忠于党的领袖。按照传统政治惯例，每一位总书记的上台总是要进行相关的干部人事调整。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通常的做法是：如果党内领导干部的行为不符合“上层”意旨的话，那么就让其退休。比如，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下台就是如此。虽然是出于被迫，但也是以“健康”的体面原因宣布退休。对于其他各级干部来说，其晋升提拔的升迁之路主要取决于党的各级组织的推荐认定，虽然要经过苏维埃选举的程序，但毕竟只是一个程序而已。这种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系统保证了苏共中央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但是改革开始了，无论是出于民主的政治理念还是基于现实斗争的选择，戈尔巴乔夫决定要对选举进行改革，真正赋予选举在改革形势下的新形式、新内涵。“斯大林时期确立的选举制度开始发生根本变化，转向实行差额选举制。以前几十年人民代表的选举完全是走形式，这使选民对选举态度消极。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没有州党委的许可谁也进不了候选人名单。除此之外，苏维埃的代表机构严格遵守这一秩序，代表大会严格由各阶层、社会团体、各民族、妇女和青年的代表参加。毫无选择的选举是过时的、不民主的，应该改变。高层领导人中就这个原则性问题没有分歧。”
1987年1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指出：“就拿我们的选举来说吧。投票箱的安置或者领取选票的地方的安排，应该可以做到不会产生任何秘密投票的问题。国外的人士总是指责我们，说我们这儿是没有选举的选举。而问题不仅在于选举的行为本身，应该仔细了解整个过程。主要的是——选举就应该是选举，而现在是没有选举。大家投了选票——就回家了，至于对那里将出现什么结果都无所谓。滋长了漠不关心的态度。”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社会中危机现象增长的危险性”，并力图指出这些危机现象产生的原因。为此，戈尔巴乔夫追叙了历史，对被他称之为“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立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总书记在阐述改革性质时，认为它首先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完善社会主义应当依靠群众，依靠发扬民主，依靠加强经济，依靠坚决地转向科学。在新形势下，“选举制度不能不受到改革的触动”。戈尔巴乔夫宣布了更新干部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党内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问题，获得了大会的一致赞同。同时，全会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召开战后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原则性决定。这次全会后来被评价为“改革时代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他正努力对苏联制度实施自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根本的变化。他敢于提出让人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从地方到共和国一级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建议本身就表明了他在莫斯科的地位。除非他首先成功地控制了执政的政治局中的大多数成员，否则他不敢提出打破党的老特权阶层对职位和特权的控制的建议。他的建议在西方人听来几乎是根本性的。让人民通过秘密投票选举领导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最根本的。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变革不会结束一党统治或实行西方式的民主。但是这将是苏联的大胆变革，因为那里的领导权是自我延续的。如果苏联要摆脱经济上和政治上停滞不前的状态，就必须打破这种控制。”
格拉乔夫也敏锐地观察到了改革已经具有不同的内容：“改革所启用的其他政治概念也渐渐褪去了‘社会主义’的包装，其中包括最具爆炸危险的概念：多元论。”
1987年夏，全国举行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决定进行试验——准许一些选区按照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的规定进行投票，即准许差额选举。1987年6月29日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呈送政治局的一份报告中对试验进行了初步总结：选民对州、边疆区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数是以往选举的9倍，当局第一次遇到大批选民不到选举站，其中包括“无故”不到选举站投票的情况。而且9个选区第一次没有搞成选举。“这还不是政治风暴，不过已能听到远处的头几声雷鸣。”除了这些情况外，再看一看地方选举委员会记下的选票上的手写文字。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有的选民把选票当成“上访信”，把认为必须向当局说的话写在选票上。这些选票被宣布为废票，但是手写的文字被复制下来，送交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党的权力部门的“主管机关”。之后，“通常把最典型的手写文字汇总，上报党的最高领导层”
。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决定：更新选举制度，实行“自由选举”。1989年初，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正式开始。博尔金指出，社会民主化思想像杨树的白絮一样满天飞，许多人感到呼吸比较畅快了。那些不受器重的初级研究员们和得不到当局提升的实验室主任都走出令人生厌的研究所，不再昏昏欲睡，他们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使许多坚定的唯物论者很快变成了笃信“资本主义天堂”的信徒。苏共容许所有愿意的人参加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苏共中央、各级地方党委就是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在给代表机关以更大的独立性和更多的行动自由的口号下准备选举行动的。“每一个席位可提几名候选人，这种方式使得所有愿意的人都可参加选举。”
选举活动在中央是由拉祖莫夫斯基主管的部门领导的。那么，党是怎样“领导”的呢？如果说以前党监管了整个选举过程，那么在转向差额选举之后，党基本上被完全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这是令人吃惊的！在所有发达国家，恰恰是在选举时期，在竞选斗争尖锐化、白热化的时候，政党机构才表现得特别活跃。而这里却恰恰相反！苏共中央发出一个又一个命令：不要干涉！不要干涉！保持距离！苏共中央的指示让许多党委感到惊慌失措，党的地方机关束手无策。这正好发生在竞选时期，正是权力斗争之时！
利加乔夫感叹：苏维埃是我们制度的政治基础，在应该坚决巩固其作用、赋予它管理职能时，党却明显地放缓了节奏。选举活动开足马力向前奔跑，“上面”毫无根据地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同时，有些人认为党不干涉选举便是民主的表现，同以往的形式主义斗争的正确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将洗澡水连同孩子都泼掉了，事情做得过了头，党实际上已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了”
。
作为改革的对象——斯大林模式不仅代表了对政治经济体制的强大控制，而且也是对苏联社会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众传媒领导体制。
这种制度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苏共中央总揽着对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中央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须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特别是报刊检察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在这样的新闻管制下，批评是有禁区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他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戈尔巴乔夫指出，问题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然而社会的发展，战后新一代人的成长，依靠纯粹的行政管控的方法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要求。于是，从安德罗波夫开始，苏共逐步放宽了对新闻界的管控。
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在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的过程中，安德罗波夫相当明白地理解新闻作为一种管理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是新任总书记做出了扩大新闻接触人员范围的重要决定。当然，这种接触是受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与控制的。不过，这种接触改变了国家的新闻局面。从1982年12月11日起，苏联开始每周定期公布“苏共中央政治局通报”。每周四是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日子，而在周五早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就会播报有关政治局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这一步骤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才出现了关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情况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被列入国家最高机密之列。安德罗波夫还批准公布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负责性质的材料。1983年11月23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专门决议。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项决议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公布了这个文件的原因。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新闻领域的“潘多拉盒子”被稍稍打开了一点儿。“新闻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在存在着对新闻进行控制的明确愿望和巨大可能性的情况下，报道那些在过去完全保密的有关当局活动情况的消息，这创造了先例，也为扩大这类报道的规模提供了动力。”
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后，为了获取改革舆论支持，他又积极推动了新闻界“公开性”。198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与新闻界结盟的新方针。他在代表大会上宣称，“对于我们来说”，“扩大公开性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没有公开性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主以及群众的政治创造力和他们对管理的参与……有时谈到公开性时，会听到有人打招呼：慎言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在所难免的缺点、失误和困难。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列宁主义的答案：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真理……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开性变成一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
这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就是要给新闻界松绑——增强透明度。戈尔巴乔夫个人非常喜欢同媒体打交道，这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并在改革的前几年为戈尔巴乔夫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在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苏联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时，按其发展逻辑，扩大“公开性”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戈尔巴乔夫惊奇地发现：……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
1989年5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新闻工作的迫切问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梅德韦杰夫说，已进行过的选举不仅活跃了生活，而且使生活极端政治化了，它为现实生活又注入了崭新的政治实践。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成了支持党和改革的全民投票。梅德韦杰夫又说：“形成社会舆论是改革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是整个社会管理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1989年10月6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的3个委员会组成的一个工作组拟制了苏联新闻法草案。该草案规定允许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其他团体和个人有权创办舆论机构，取消新闻检查。然而失去了管控的新闻媒体，在怀着各种利益需求的人和组织的推动下，越来越表现出了它的反体制的危害性。马特洛克指出：“这种新出现的新闻透明度使得公开性突破了原先的限制，开始向少数民族成员和其他利益集团提供令他们对现行体制极度不满的信息。教科书中被删除的整个历史片断逐渐公布于众；以前没有公开的斯大林的具体罪行大白于天下；人们开始讨论政府推行的工业发展计划和农业措施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连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成了争论的话题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这样，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苏联各民族开始恢复他们各自历史的本来面目。”
1989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评论文章《戈尔巴乔夫和任性的报界》。文章对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的得与失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
由于苏联报纸每天充斥着从飞碟之谜到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亵渎性的批评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新闻，因而西方人，甚至还有许多苏联读者都渐渐地把公开性误认为是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周中，戈尔巴乔夫主席已帮助澄清了真相。他清洗了一位总编辑，对另一位总编辑进行威胁，并斥责苏联新闻记者普遍缺乏团体精神，以此来提醒全世界，他认为公开性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个工具，而且目前它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发挥作用。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近5年时间里，公开性曾为一系列目的效过力。它帮助赢得苏联知识界对戈尔巴乔夫的事业的支持，更不要说赢得西方赞赏并接受这个词。它还一直是打击戈尔巴乔夫的敌手的一件武器，并在使他的几届前任名声扫地方面起了作用。它向公众揭露了国家面临的大量问题，从而为实行重大改革提供了依据。它还促使各行各业的人去寻求解决办法。然而令戈尔巴乔夫失望的是，它并没有使人们产生一种保持国家的团结和安定，并渡过危机的共同目标感。在放松新闻检查之后，总编们的眼睛盯着发行量。他们懂得，好消息和振奋人心的呼吁一般地说并不能赢得读者，于是便想方设法搜罗抱有最大胆的、引起争议的看法的评论家、神秘主义，甚至列宁实际是恐怖分子的说法都出现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周围的人抱怨报界使公众分裂成一些派别，总是发表一些坏消息来瓦解民心……内务部长巴卡京说：“新闻界现在是一团糟。”他抱怨新闻界制造了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精神恐慌症”。
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苏联社会迅速分化重组，各种政治诉求层出不穷。
据雷日科夫观察：国内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他们当中有的主张爱国主义，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民主派、保守自由派，等等。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但没过多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们先取得了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1988年7月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出《关于在苏联组织和举行集会和街头游行示威的规定》。规定指出，举行集会和游行要向相应的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递交申请书，参加者不得携带武器和损害健康的器物以及造成物质损失的工具。另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个文件规定：凡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或集会者将罚款300卢布以下，一年内重犯，则罚款1千卢布以下，劳动教养2个月以下或拘留15天；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再次被捕后，将被监禁或劳改1年以下，或罚款2千卢布以下。
于是，支持变革的人把公开示威游行当成反对现政权的一种有效武器。据统计，在1988年，苏联170个城市和居民点共发生2600次大规模行动，参加人数达1600万。1989年全苏共发生5300次群众性集会，有1260万人参加。1990年初到2月25日的近两个月内，全苏共举行1500余次集会，有700万人参加。作为首都，莫斯科爆发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比其他城市都多。1988年1—6月就有246次，而1990年1—10月更有约800次。这些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口号也越来越反动。例如，1989年11月7日，有5000人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1990年2月4日，有20万人举行集会游行，要求苏共中央政治局辞职和实行多党制；2月25日，有20万人举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示威游行；5月1日，有3万人举行反政府示威，高呼“打倒列宁”“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7月15日，有5万人举行反对苏共的示威游行；9月6日，有数万人举行游行集会，支持“民主派”代表人物叶利钦的市场经济纲领；1991年3月10日，有30万人集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等等。
面对社会上的乱象，苏共党内强硬派开始主张采取管制措施。“1990年，当旧制度遭到无情攻击的时候，苏共、克格勃和军队中的强硬派开始怀念过去只允许官方组织游行的日子。”
但是苏联内务部部长瓦季姆·巴卡京一直拒绝禁止和平示威游行的提议。不过，示威游行之所以能够受到保护而不至于发生军队介入从而造成流血事件，还是由戈尔巴乔夫最后决定的。戈尔巴乔夫认为：“利用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政治家，不仅不该受到支持，而且应当受到诅咒。军队应当用于它的直接使命。指望动用坦克的政治是达不到目的的。此路不通……”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放任甚至是纵容，使得苏联公民正常的集会游行权利被迅速政治扩大化，示威游行反对现政权的性质更是愈演愈烈。对于这一点，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早在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的活动时就已经洞若观火。
1989年8月，正值纳粹德国—苏联秘密协定签署60周年纪念之际，人民阵线得到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合作，于8月29日发起并组织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游行即“波罗的海之路”。两百多万人响应了号召，手拉手形成人链，不间断地绵延于首都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之间。生活在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差不多有500万，因此参加者令人震惊地达到了全部波罗的海民族人口的40%。事态的发展令戈尔巴乔夫和莫斯科震惊。莫斯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警告，认为运动的组织者是要强迫人们接受仇视苏联制度、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的和苏联军队的想法。声称如果不悬崖勒马，将予以严惩。“这种陈词老调不符合事实，也有悖于逻辑，因为要求独立的游行者正是在行使宪法保障的正当权利。在法制社会——这也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行使权力算不得犯罪……正是中央委员会的威吓和动摇，即使抛开声音中赤裸裸的威胁，其表现出的惊惶失措也是可笑的。苏联共产党这个庞然大物在伴着歌声、鲜花、手拉手的游行队伍面前发抖了。”
1989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72周年节日游行时，苏联一些地区发生骚乱，由“选民联合会”“民主同盟”“莫斯科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发起，有大约五千名示威者在莫斯科市举行和平示威，他们打出“改革了五年——成果在哪里？”的标语，也有人打出“十月政变是俄国的悲剧”的标语，并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是“毫无成就的72年”。反对派组织“三月之路”经当局同意，在距离红场3千米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集会，通往体育场的道路由警察设双岗加以封锁。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都基什尼奥市有数千人聚集在民族英雄纪念碑附近，在警察驱散聚集的人群时发生冲突，原定举行的阅兵式被迫取消。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里加有人在市中心烧毁了一面苏联国旗。
面对层出不穷的示威游行，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态度呢？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中央电视台记者发表谈话。他说：
我看到了赞成改革的口号。人们赞成在改革的道路上更坚决地前进。我们已经走出了旧的形式，但是还没有进入新的形式。结果有些损失和削弱，这没有什么，调整一下就行了。是不是要回到过去呢？这会是错误，极大的错误。就是说，必须前进。更快地采取新的形式，掌握新的形式。
作为一种制度，一种体制，社会主义还没有彻底展现出来。劳动人民跟着布尔什维克走向新生活，走向普通人民感到自我良好和自信的生活，感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国家命运的主人。改革就是要民主，要公开性，要经济生活民主化，要把权力交给苏维埃。要使人们掌握精神文明，改革使人们高尚起来。这是最主要的。
在改革的这一困难时刻，由食品和市场状况而引起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就像一把利剑悬在我们头上，这样说虽然严酷了些，但我还是要这样说。主要的是，我们在革新的道路上前进了。在这里，在游行队伍中，我看到了这样的口号：“我们赞成列宁式的社会主义”，我赞成这一口号。我认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这就是实现列宁的以劳动者为中心的观念。
我感到高兴的是，人们在这次游行中喊着符合当前形势的口号——希望克服过去的行政命令制度，同它决裂，打倒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