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开性”呢？

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据马特洛克分析：“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楚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有效的宣传。”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看来：“公开性已成为国际上的称谓。它是伟大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象征，并成为世界语汇中与‘改革’一词一起排列的词汇。”

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是由苏联改革的制度特性决定的。苏联改革的制度特性——党和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指出：“在苏联的条件下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由上而下，由党与国家的领导开始。这是由这种制度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超集中领导。这同样是由于习惯于执行‘上面’作出的指示和决定的群众的惯性。从改革一开始，国家的领导人就特别重视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并通过同群众直接交往的途径解释新方针。因为没有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会寸步难移的。”

其次，这是旧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的需要。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当局已经无法阻止“窗帘外面”的生活洪流，于是便尽量封锁来自“山那边”的消息。出国几乎成了主要的职务特权。进入图书馆的珍品部和专用阅览室，同进入特殊供应商店一样受到严格控制。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和全球通信联系飞速发展的时代，苏联当局通过克格勃对复印和传真严加禁止。电话簿上带有“用于公务”的字样，地图和大城市的平面图出版时故意出错，以便迷惑潜在的侵略者。问讯处禁止向普通公民提供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对“敌对之声”的无线电干扰开到最大功率，苏联曾经向世界贡献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葛罗米柯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一条主要外交倡议却是禁止卫星电视广播，因为据说它侵犯了国家的边界。“安装卫星电视天线自然被定为政治上持不同政见、也就是刑事犯罪的一种方式。” 但是生活的洪流汹涌而又澎湃，改革要求打开国门，重新认识“窗帘外面”的世界，对“山那边”的迫切认知提供了“公开性”的生存土壤。

最后，这是获取人民支持改革的必然要求。根据改革政策的发展逻辑，要求公开性的另一个因素也就出现了：需要人民真正了解改革并支持改革。从1985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到1986年初的近一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为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个极为不好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以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改革方针的必要性。于是，戈尔巴乔夫释放了“公开性”这一话题。他说：“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 在初始阶段，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没有把它同言论自由等量齐观。那时在他的态度中，尚有许多传统的、“列宁的”东西——从党（被正式宣布为改革的先锋）的教育宣传作用的立场出发、为“动员群众”来实现新的政治方针。

1986年7月底至8月初，戈尔巴乔夫去了远东。这次巡视带来的更多的是失望：戈尔巴乔夫感到人们期待着巨大和迅速的变革，他们充满了热情。但特别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不管是这些人，还是各级领导人，都不会、不知道、也不想按新的方式来做任何事情。戈尔巴乔夫说：

谁也没有现成的药方，政治局没有，政府也没有。大家都要去想，大家都要学习、试验、冒险。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在工作里会领悟到真理。主要的是一切都要凭良心办事，每人都要负起责任，努力战胜自我。我们对缺乏公开性和批评的局面已有所习惯。这里涉及的既有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有主管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民主，而现在应该运用它和重视它。如果有人开始折腾人们、把他们的积极性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要给地方新闻部门充分的自由。公开性——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很多东西要取决于领导人自己的行为。我们将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职权看作世袭领地、看作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的态度……

1989年5月，《苏共中央通报》公布了苏联社会科学院在前一年年底进行的一次关于“公开性”的民意调查结果。 结果表明，80%以上的苏联人认为“有必要”发展“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只有6%至8%的人认为公开性“走得太远了”。《苏共中央通报》指出：“恐惧综合征”正在慢慢消失，“害怕”批评领导人和官方机构的情况也在慢慢消失。

（一）赫鲁晓夫式“梦魇”

如果仅就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命运而言，提倡“公开性”的背后还隐藏着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盘算——“公开性”能够为他提供必要的政治庇护，并从而可能使他摆脱赫鲁晓夫当年被迫下台的“梦魇”。戈尔巴乔夫说：“制度产生的官僚会抵抗到底的。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保护自己。这个制度吞噬并清除了赫鲁晓夫，恢复了勃列日涅夫的新斯大林主义。我经历了这一切，亲身感到了这一切。我看到，官僚进行着彻底的抵抗并最终走上叛乱之路。” 赫鲁晓夫曾试图通过提高国家机关的作用的办法来削弱党管一切的状况，却因此丢掉了总书记的职位。

1964年10月13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遭到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党内高层的猛烈抨击，指责他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他人，不理睬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与会者要求赫鲁晓夫以“自动退休”的办法解除其担任的党和国家职务。赫鲁晓夫被迫接受这一提议并发表讲话：“你们大家在这里对我的不好品质和行为谈了许多，也谈到了我的好的品质，为此我感谢你们。我不打算和你们进行斗争，当然我也已无能为力。我与你们一起与反党集团作过斗争。我珍惜你们的真诚。而我却用另一种方法来对待你们，请原谅我犯下的粗鲁……在这里所讲的许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但我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我表现得软弱，没有注意行为不端的现象。我曾试图不拥有两个职位，但这两个职位正是你们给我的！即使我是个有才能的人，我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交苏共二十二大……现在，我激动和高兴，因为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可以监督第一书记的活动并能公开讲话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天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就是党的胜利。我想我是应当离开了。” 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中央委员们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

赫鲁晓夫有反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能力吗？1957年，他依靠中央委员会赢得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内部斗争；1964年，赫鲁晓夫还有机会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的儿子解释道：“无论是权力机构、军队还是克格勃，他们都是这出戏的实际参与者，都不可能支持父亲。人民只是处在观众的地位，他们被深深的‘乐池’与舞台隔开了。”

1964年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无疑在戈尔巴乔夫的意识中留下了阴影。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得太快，那么，他作为总书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马特洛克认为：“毕竟，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创议。但当改革开始触及特权分子的利益及赫鲁晓夫同僚们的舒适习惯时，他就被无情地抛弃了。这段历史在每一个想要进行改革的人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教训在于，除非苏联领导人能够避免被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赶下台，否则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 作为戈尔巴乔夫曾经的战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总结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之谜’的答案之一是他被巧妙地有预谋地灌输进了‘赫鲁晓夫综合征’的思想。1964年十月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领袖被解职。这个痛苦的教训被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激进派所利用，他们创造怀疑气氛以加强对总书记的影响……但只用‘赫鲁晓夫综合征’还不能解释与戈尔巴乔夫名字紧密相联的政治方针所遇到的挫折。这里有一个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原因综合体在起作用。戈尔巴乔夫的个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改革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运动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多。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对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党和国家机构的官员感到伤心。对他们来说，实行选举的主张相当于在美国大学废除终身任用制”。对苏联军方来说，苏联国防部官员认为他们自己的地位降低了，对此感到不满。对苏联工人来说，一直以来的改革只是意味着他们要比以前多干活，可是却比以前更糟。“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没有改善。食品供应和住房条件跟以前一样糟糕，已经发生变化的则是变得更糟了。”评论继续指出：危险在于戈尔巴乔夫可能步赫鲁晓夫的后尘。“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赫鲁晓夫当时也曾试图限制党和国家官员的权力；他曾建议对官员的任期作出限制，他曾试图强行削减军费；他支持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改革。他在1957年曾平息了一次党内造反，但一个新的联盟终于在1964年把他搞下了台。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支持者担心保守派可能会占上风。”

那么，戈尔巴乔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呢？在他看来，“公开性”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它就是一把粉碎顽固守旧分子阴谋的利器，是在改革初期支持改革进程的唯一机制。正像格拉乔夫所观察到的那样，“在那个时期，公开性的口号所唤醒的知识界和媒体，向作为自己所领导的党的人质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为切实的支持” 。于是，戈尔巴乔夫作了结论：“目前改革的其他机制还没有安排就绪，还不起作用，只有公开性这一机制在支持着改革过程。”

（二）绝不同意隐瞒真相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就是要把一切事情都摆在明处，这是破除僵化的专断体制、防止社会谣言形成的有效方法。“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 同时，这又是在改革形势下对国家管理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更是社会民主的价值体现。“社会的正常的民主发展不允许把处处保密，处处搞黑箱操作当作国家管理方法，它要求有透明度、公开性、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宗教与其他观点与信念的自由、充分进行批评的自由。”

就戈尔巴乔夫的现实政治需求而言，提倡“公开性”，就是要向政治局的战友们表明：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按照政治局的分工，涉及军事相关的一切情况都是由苏共中央总书记亲自掌握。举凡牵涉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讨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 这种做法既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军事力量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中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原则，也符合十月革命以后逐步形成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军队的政治传统。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与军事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军事工业过多地侵占了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导致改革无论在资金来源还是智力支持方面都无法获得有效支撑。戈尔巴乔夫说：“全国只有两三个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后，我才了解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戈尔巴乔夫决心改变这一切。然而苏联国民经济强烈的军事化特征，并不是刚刚升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因为这种经济特征的形成不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军事需要，更是由传统的以阶级对抗为内核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戈尔巴乔夫面临着现实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禁锢的双重挑战。“公开性”越来越成为戈尔巴乔夫冲破旧的社会政治思维的“思想杠杆”。一年以后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让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有了用武之地。

1986年4月26日1时23分50秒，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

一般来说，按照以前的做法，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是要严密封锁消息的。所以在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苏联老百姓从刊物上发表的严加控制的消息里对这起事故了解不多” 。但是当“公开性”成为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的策略手段并被他赋予社会主义内涵的时候，如何应对核电站爆炸所带来的国内外对于改革质疑的政治危机，就成为戈尔巴乔夫必须慎重考虑的政治问题，而不再是一起单纯的安全事故。一方面，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地的乌克兰来说，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加剧当地的离心倾向。乌克兰是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反对莫斯科和“反对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措施失当，这起事故“可能会促使当地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掀起的运动造成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股得到工农有力支持的，有着广泛基础的舆论”。另一方面，这起事故的处理态度也会影响到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东欧国家会问，既然苏联在发生核事故时采取这种做法，一旦爆发战争，它会怎么做呢？“这场危机和克里姆林宫处理这场危机的方式使东欧领导人感到愤怒。”

戈尔巴乔夫必须考虑采取新的处理方式。在他的主持下，苏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商讨对策。

1986年4月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非常会议。

1986年4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的行动小组。其成员有：雷日科夫（主席）、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多尔吉赫、苏联内政部长弗拉索以及雅科夫列夫。

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介绍切尔诺贝利灾难。

1986年5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清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我们见到了司空见惯和令人吃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的影响。应该十分严格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处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监督之下。已经发生的事件关系到所有的人。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本位主义的后果：人们看待问题时不能超越自己的直接技术责任。而大家都应该知道，谁要是玩忽职守、道德败坏，谁就别指望得到宽恕。我们什么都不会规避。要给轻敌思想最沉重的打击。我们要对全世界公开宣布所发生的事情……在科技革命时期，决定性的因素……是纪律、劳动素养、专业知识和责任心。一切都要按科学办事。”

1986年6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行会议，讨论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问题。

1986年6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行动小组召开第21次会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号机组事故原因和消除事故后果有关问题的指示》。

1986年7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相关科学家和原子能专家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会议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心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拦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政治局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但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戈尔巴乔夫明确说：“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 对这一结论，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表示支持。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个后果是它再次证明了旧有体制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管理作风上都存在很多弊端，必须要加以彻底改革。戈尔巴乔夫指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另一个后果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成为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在开始商讨事故对策时，无论是乌克兰当地政府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都希望把这件事情按照以往的做法“照此办理”，以免影响苏维埃国家的形象。“试图自己弄清悲剧的真正规模的政治局那难堪的沉默，乌克兰地方当局按照习以为常的条件反射缩小悲剧规模、‘以免莫斯科伤心’的做法，那些对于反应堆的设计和运行负有责任者的本位主义恐惧——惊惶失措、并未彻底弄清所发生事件的人们所有这些渺小的、见风使舵的忙碌和操心，打成了一个机关和本位主义的利益与阴谋的死结，除非表现出必不可少的政治意志，否则就无法将死结劈开。” 政治局开始采用的“有控制的公开性”，“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从准确的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 戈尔巴乔夫决定公开事故的真相。结果却发现：“坦白承认”不仅减轻了改革在政治和道德威望方面所遭受打击的后果，而且也放开了手脚，可以在所出现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在实际运用所宣布的“公开性”理论的过程中，“开诚布公可以成为最宝贵的政治王牌” 。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相信开诚布公、“公开性”就是那把珍贵的钥匙，可以用来打开通往体制的城堡和装甲保险柜密码的路径：“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就是社会主义。”此后，不仅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话题，在涉及更多的社会事件时，戈尔巴乔夫都高举“公开性”的旗帜，宣称这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民主的体现。格拉乔夫回忆说，有一次切布里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反对发表瓦西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警惕地认为小说是在“挖集体化的墙角”，戈尔巴乔夫大声地抱怨说：“不错，过激的东西是会有的。大浪一起，泥沙俱下。会有泡沫，会有垃圾，可这都是春天的标志，革新的标志，民主的伴生物。但民主的飞轮要转动起来……不要害怕。主要是人民做出了反应，昂起了头。打他们的头，再来发号施令，那就是对民主的背叛。”

然而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相信，只要他是真诚地释放“公开性”，那么人民也会以真诚对待他，从而按照他的改革路线跟着他走。但是政治现实是残酷的。当戈尔巴乔夫决心打开封闭已久的“房门”时，也许最初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充满了“人民敌人”的国度里，“公开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甚至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些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

（三）应该向人民讲真话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了人民的支持，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应该向人民讲真话，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 因为列宁早就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群众、人民、大众将在事实上即在斗争后作出究竟有没有力量的解答。” 所以提倡“公开性”，它的政治要求就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常性地与人民保持紧密联系。没有接触，就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又谈何改革？

1985年5月15日至17日的列宁格勒之行，是戈尔巴乔夫倡议“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这次行动在两个方面突破了苏联领导人的政治常规：

一是突破了领导人的讲话常规。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明总书记就有了为所欲为的独断专权，虽然这在事实上并未奏效，比如斯大林和执政后期的赫鲁晓夫。但是在理论上，苏联共产党奉行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总书记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集体意志的共同体现。可以说，总书记就是党的代言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饱含政治深意，都需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事先讨论同意之后才能执行。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之行开始打破这一政治常规。戈尔巴乔夫的即兴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按照惯例在高层按“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直接“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这一举动在以往苏联领导人中是比较罕见的。因为它打破了官僚体制的内部信息流转规律，在创造一个相对独立于既有体制的传播渠道的同时，却在事实上损害了官僚体制的权威。戈尔巴乔夫说：“‘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认，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政治局恼怒了，但是人民欢喜了！对于听到戈尔巴乔夫讲话的人看来，党的新领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一个有活力的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描述了人们的喜悦心情：在他的前任们——绝非年轻的前任们公开演讲时离开“稿子”就不行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即兴演说能力，尽管有点蛊惑人心，甚至有时空洞且言之无物，但是由于看起来不同凡响，非常有吸引力。“这种新现象明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普通的苏联公民对有关刻不容缓的问题、对有关当时社会生活许多领域实行真正变革的必要性的冗长讲话特别喜欢。那种停滞、腐臭的空气确实让人窒息，国家当时极其需要强劲的新鲜空气，需要经济改革、合理的政治自由、社会领域改善的清新空气。”

二是突破了领导人的接触常规。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总书记的活动范围、接触人群、交往礼仪等一系列政治活动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其用意在于：保持领导人的高度神秘感和威权感，同时又能使领导人避免可能的突发事件而造成的尴尬。在“老人政治”时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时期就出现过类似的有损国家形象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接见外宾的时候，由于中风导致记忆力急剧衰退，往往是照着讲话稿念着念着的时候就突然不知道念到哪里了，只好求助于身边的助手。这种国礼上的失仪让苏联丢尽了大国脸面。契尔年科上台后，既是由于其年老体弱无法参加各种活动，更主要的是其几乎全部的机关生涯已经使他丧失了对新鲜生活的体验和接触的愿望。“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像常说的那样，是位典型的机关工作者，从头到脚乃至骨髓。他几十年工作在办公室里，远离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与勃列日涅夫一起先是在摩尔多瓦，然后到中央，接着到苏联最高苏维埃，而后又重新回到中央。在这条机关工作道路上，契尔年科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要我说，他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机关工作者，有着这种职业对政治活动家来说所有的缺点，同时也有优点。或许应该这样讲，当契尔年科处于勃列日涅夫的影子里的时候，机关技巧是他的强项。但当他转变成独立的政治活动家时，脱离生活则大都帮了他的倒忙。” 戈尔巴乔夫则不同。他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他让政府车队停下，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结果给保卫人员带来许多麻烦。后来，过了两年，人们发现他不再回答问题了，而是训人，他“躲着问题”讲话。但是戈尔巴乔夫走到群众中来了！他的讲话令人惊奇，令人高兴。在报刊不久前掀起一场谴责“私有者本能”的运动之后，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有没有从事某种副业的权利，有些理论家说，副业——这是资本主义。他面带苦涩地说：这算什么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人干自己事的正常愿望。“这一番话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总书记的看法。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正常的、用‘自己的话’实事求是评价形势的人。”

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在国内获得了高度评价。干部和工人们头一次见到一位不用别人搀扶、“有口才的”总书记，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着人们提出的种种问题，时常离开讲稿、凭着记忆并根据听众的兴趣、结合自己参观各地企业和社会设施后的感受滔滔不绝地讲着。“不过他的这种做法是不同寻常的，是向过去时代的一种回归，那时的天才革命者讲话根本不用稿子，却能用话激励人们去做许多事情。” 切尔尼亚耶夫也在1985年5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人们观看了昨天晚上戈尔巴乔夫在列宁格勒的演说和会见的电视转播，简直是惊呆了。今天人们都在问：‘看了电视吗？’我们终于有一位这样的领袖：他熟悉事态，对工作专心致志，善于用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人民，他不拒绝与人交往，不怕给人以一个不够伟大的形象，他确实想推动一下这部停滞已久的大车，给人们鼓鼓劲，解除他们身上的羁绊，使他们无拘无束，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们去思考和创新，创造。”几天以后，关于戈尔巴乔夫访问列宁格勒的小册子出版了，购买者排起了长龙。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到了6月底，切尔尼亚耶夫再次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几乎天天都在发表演说。不错，这都是他自己的演说，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总之，这颗‘明星’一下子大放光彩。社会上所有健康的力量都被它吸引过去了。”

1986年7月31日，戈尔巴乔夫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明确指出：改革要从自己做起。“过去年代，在没有足够批评、没有足够公开性和责任心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于某些东西，习惯于那些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我说的这一点，既适用于普通工作人员，也适用于负责人员。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应当抖落掉‘积垢’。” 戈尔巴乔夫对干部提出要求：“应该改变工作作风。应该表现出尊重人民，尊重人民的意见，真正地接近人民，而不是装模作样。应该真正到人们中间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同他们会面，把情况告诉他们。当解决某项任务时，越是困难，越应该更经常地同人民会面，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人民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民是极好的，再没有这样好的人民了。最大的支持是我们人民的支持，最大的政治积极性是我们人民的积极性。现在这种积极性正在日益增长。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千方百计地加以鼓励。”

（四）公开性能造就干部

戈尔巴乔夫认为，造成苏联社会出现“停滞状况”，“党的领导以及党和国家各级干部，对此都是有过错的” 。在发现了“公开性”的好处之后，他下定决心要把它深入持续地推行下去。因为他发现，“公开性”可以使他在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批评时绕开他们，或者直接把批评他的人置于公开的政治环境以接受人民的评判和监督。戈尔巴乔夫指出，发扬“公开性”，“我们现在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反而只有好处。人民感觉到力量骤增，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更大胆、更积极了。而且，你们也知道，那些企图避开我们法律的人全都立即安静下来了。因为当舆论的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比它强大。而舆论的力量只有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广泛的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用公开性来保障代表大会任务的完成以及像弗·伊·列宁所希望的那样让人民真正参与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 “公开性”由此获得了深刻的政治意义。尽管戈尔巴乔夫预测到这一举动会遭到党内的反抗，但是他相信，人民始终会站在他的一边并毫不动摇地跟着他的改革走。

一方面，“公开性”对党和国家机关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它成了党政机关激烈攻击的对象，因为党政机关既不想要客观信息，也不想要社会监督。” 党政机关开始抱怨并采取反制措施。当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这些负责人叫苦连天：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党政机关方面来看，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听到的都是一片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戈尔巴乔夫对此很生气：“我们的这帮土皇帝，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 为什么宣称是人民的“公仆”的党，竟然无法接受人民的批评呢？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因为斯大林之后对党加强控制——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后果。他说：在列宁时期，党内还有相当强的民主传统。那时候党的各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中记录有会上的尖锐讨论和不顾情面的批评，这些记录可证明当时正在通过决议时是有真正的表决的。所有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而封闭性、对所有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的排斥、毫不宽容、保密、铁的纪律，这一切都在斯大林时期产生了，而且越来越得到加强，斯大林把党称为“圣剑骑士团” ，这暴露了他的真正思想。 但是“公开性”的闸门一旦开放了，人民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舆论民主化，而是会提出自己的改革要求。

于是，“公开性”产生了另一个逻辑结果——政治民主化。戈尔巴乔夫指出，正如改革本身一样，“公开性”也是经过很大的困难才为自己打开道路的。各级官僚权势分子，一直把领导的、不受下面批评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这种体制的神圣的东西，极力抵制公开性，在地方报刊上公开地和不声不响地压制最初的公开性浪花。甚至改革的最真诚的支持者也受到了多年来一切都保密的传统的影响。“我们高高在上的一些人，或是处在某些领导岗位上的人，听取劳动人民、普通党员和工程师、专家的建议和意见时没有表现出耐心，甚至没有把人家的话听完。这已是各行各业的普遍现象，甚至是各级党的机关的普遍现象。他们以为，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对这一切都厌烦了，他们疲倦了。他们以其全部表情表明，你别再说下去了。如果讲话者继续说下去，他们就会说：你走吧，干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没有你，我们也会弄清这里的情况的。” 但是“正是公开性把人们从普遍的沉睡状态中唤醒过来了，帮助大家克服了漠不关心和对一切都消极的态度，感受到变革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自己与改革的切身关系。公开性有助于弄清和思考新的现实和新的政治方针的实质。简言之，没有公开性，也就没有改革。” 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作是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公开性把民主制思想远远向前推进了。在人们的意识中，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 这种“彻底改革”的民主要求就是进行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通过选举使干部真正地成为改革的力量。

1986年秋，戈尔巴乔夫开始准备专门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研究党的干部政策的筹备会。筹备工作由戈尔巴乔夫亲自领导。筹备阶段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有两个：一是推行干部政策的原则；二是实施干部政策的方法。经过一年半的改革实践，党的领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在党政机关中究竟有多少人忠于“改革”呢？又怎么衡量这些人的改革“忠诚”呢？戈尔巴乔夫决定采取新办法——选举、真正地让人民来选举。1986年12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筹备工作时在自己的圈子里说：“大家以为不会那么艰难，却原来是艰难的——在经济方面、在社会领域、在党的自身、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甚至——在党内。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头，厉害的还在后头……存在着对改革工作的结果的悲观主义。守旧思想、满不在乎、消极怠惰、不愿走新路压倒一切。这些陋习已蔓延到社会，但还未能引起社会的波动。有人认为，我们过分坚决、过分严格、过于急躁。而局势就是这样，我们不能慢慢腾腾的，生活迫使我们加快节奏感。这里就产生了干部问题。它具有关键的意义……如果不创造公开性、批评的气氛，我们就不可能造就真正的干部。‘上流社会的秘密’会带来损害……干部问题——这是进行领导的道德权力问题。而在我们党的机关里，累积了许多这样的问题，它们削弱了在其他领域调动干部的可能性。也不要害怕正视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情况……社会民主化——这是最困难的过程……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赞成‘民主化’，而当我们自己应该实行民主化时，才感到非常困难。因为这涉及每个人的威信问题。每个人都怕：这场民主化是否会影响我的地位？”

具体来说，戈尔巴乔夫打算实施两个选举新方法：一个新方法是推动中央全会必须确认共产党员能直接差额选举“一把手”——从基层组织的书记到州委书记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书记。从理论上讲，苏共一直实行的就是这样的选举，但在实际操作上，从基层组织到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的，而是根据党组织的规模，在党总支、党委、党委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另一个新方法是选举过程要处于社会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允许公开批评成了检验党内职位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想的办法。“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种新办法都是革命性的。苏共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放弃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即放弃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手段。苏共领导人希望依靠媒体的社会舆论、依靠普通共产党员的选票作为干部‘清洗’的手段，并通过差额选举实现‘清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五）如实恢复历史面目

“公开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在舆论上使党政干部处于被批评和监督的位置，而且在政治上将党政干部的前途命运第一次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赢得选票，更深远的影响则发生在思想上——如何看待苏共和苏维埃的历史。

对党的历史的态度是苏共坚持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评判标准。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他之所以在契尔年科时期获得德·弗·乌斯季诺夫的政治支持，关键就在于两人在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方面立场相近。1983年7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问题。这次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当时的思想形势决定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公开性”。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评价的起因，是契尔年科讲的关于他与莫洛托夫会面的故事。政治局作出决议，恢复了莫洛托夫的党籍。从完整意义上讲，这些讨论表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惊人的一致。而在这方面也有领头人物跳了出来，乌斯季诺夫就是这样的领头人。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老态龙钟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从这种随声附和行为的背后，人们可以听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我是自己人，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他需要的共识却不是在尊重党的传统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戈尔巴乔夫要破旧立新，重塑改革共识。于是，在“公开性”的号召下，苏联掀起了“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历史大清查运动。戈尔巴乔夫采取这样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生转变。当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改革并且遭到党内不断的批评时，他认为，“改革道路上最大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 。他需要借助于“公开性”来重新分析评价苏共的过往历史，为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动力。“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戈尔巴乔夫认真阅读了私下出版物和在外国出版的读物，以及进步出版社出版的供内部阅读的“非公开”出版物，这对他在“事实材料”上进行准备、以同党内对苏联历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看法决裂起了作用。在1987年11月7日所作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的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实际上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它“拆掉了所有的铆钉” 。1988年4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首次愤怒而又激烈地批评斯大林。他说：“当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但当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可能有两种观点了。斯大林是个没有任何道德的罪人。我给你们（！）说：100万党的积极分子被枪杀了，300万人被送往了集中营，饱受长期监禁之痛苦。一大批好人被驱逐出境了……这还不算集体化中遭毁灭的几百万人，如果按照尼娜·安德列耶娃的逻辑去做，她是要我们去搞新的1937年。你们愿意这样做吗？你们是中央委员吗？你们应该深刻考虑国家的命运。时刻记住：我们大家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拥护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

二是破除思想禁锢的认识需要。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实践需要社会政治思想界来作一个急剧转变。因此，搞清以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的真相，是1985年4月改革开始的重要条件之一。利加乔夫指出：“我们的历史空白点数不胜数。无疑，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使人们完成了思想上的震动和转变。”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没有把苏联历史划分出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没有分析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之前，“我无法揭开我们历史悲剧的疙瘩” 。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报告中还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对历史的评价和分析还是以对待我国（苏联）历史的苏维埃式“逻辑”为基础的，而且说的远非全是实话。在宣读（1988年10月31日）这份报告前的一个星期里，在政治局讨论报告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说，“有些事情人们指望我们能多说些……而少说不行……”“但没有必要多说！”——不知是谁这样回答的。但十分重要的是，从总书记——按传统是党的绝对真理的最高的、无可争议的代言人——的嘴中实质上说出了我国（苏联）历史也可以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原理可以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在政治局作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时这样确定了业已实现的意图：“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的意识中出现了理解；必须逐步更新社会形式以适应人们的实际需求。这样就对几十年来培育起来的思维的教条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三是回避党内批评的策略需要。面对改革政策不断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责难，戈尔巴乔夫祭起了“公开性”的法宝，使社会在重新认识苏共历史的大潮中把矛盾直接指向了固守过去的党内官僚，从而迫使他们要么闭嘴，要么跟他走！1988年戈尔巴乔夫撰写了第二本书，初步取名为《改革——接受生活的考验》。阅读这份手稿时，切尔尼亚耶夫发现戈尔巴乔夫为何不得不越来越放松“公开性”的缰绳，甚至“快马加鞭”。1988年夏天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个转折点。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党本身不是按机关办事方式而是自发地得到了公开讲话的可能性——每个人想什么、要做什么，无须看别人的眼色，无须顾忌上层的权威，无须考虑职位等级制度的规则。如果在从前，在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仅是政治局，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都认为“公开性”是一种使国家摆脱极权主义束缚的力量，即便不说是唯一的，那么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暂时减轻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压力。

四是实现变更制度的政治需要。随着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他越来越觉得现有的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压抑人性的、专制的、无情的制度，必须加以更新。借助对历史的重新评价，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无论是党还是社会，对更新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强烈的抵抗意志了。因为在重新评价中，党和社会所坚持的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下去的道义力量。利加乔夫承认：“对于这种着重于吸取历史教训的立场，是可以欢迎的。但是稍后有人唱起了反调，对过去的违法事件，用尖刻犀利、幸灾乐祸的笔调，大加鞭笞，对上一代所遭受的苦难则是庸俗地津津乐道，而绝不是意在为后世留下深刻的教益。读者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也就是说，应该替换它。”

美国《时代》周刊关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民意调查显示：

但是不加科学分析地对过往历史的肆意评判，使得“如实恢复历史面目”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党的历史被彻底抹黑颠覆。“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上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巨大的心理震动，这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苏共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公众对不久以前事件的普遍关注，促使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这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前称主席团）为此目的第三次成立这样的委员会。1987年9月28日，平反委员会第三次出现，由米·谢·索洛缅采夫领导。“委员会的活动既有政治意义，也有道义意义。从政治上说，这意味着与最坏的传统，即过去的镇压制度决裂，道义上的意义在于恢复正义和无辜获罪的人的权利。”

其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开始泛滥。在“公开性”的浪潮中，苏共“红色”神话历史开始从人民的无限崇奉走向轰然倒塌，一种否定历史、否定过去、否定现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开始蔓延泛滥。“大多数大众传媒的报道常常是用一种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笔风。自然，他们不会用严谨的科学研究，对事实细致的检验及求证来给自己添麻烦。在历史课题方面，报刊渐渐形成这样的论调：想要揭示实质及真相，再有几十年也是不够的。” 苏维埃政权七十多年的历史被从头到尾说成是国家的一场悲剧，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克留奇科夫指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曾是神圣不可亵渎的东西，现在也遭到了攻击。“事实上，开始为那些叛徒平反，像班杰尔、弗拉索夫等人，说什么他们并不是背叛祖国，只是反对制度，反对斯大林等等之类。但是要知道他们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呀！” 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的泛滥在文学界比较突出，主要以从前受到体制压迫的创作家们为代表。一大批曾经受到批判、禁止的文学作品被准许出版，使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重获新生。在这一阶段，中长篇小说、文章和回忆录取代了专业的苏联社会史学研究，因为它们讲述了大多数读者前所未闻的事实。被斯大林镇压和因持不同政见遭受迫害的事实潮水般涌向社会，以至于很难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社会认可的理想人物。“公开性急速越过了允许的界限，使读者产生了离经叛道的念头：难道需要社会主义吗？”

最后，团结稳定的改革大局遭到破坏。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评价工作交到了潜在敌人的手上。于是，“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权力的宝座” 。而改革的历史表明：“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利加乔夫愤怒地谴责，假民主派——激进派在人民的历史意识领域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在思想上软弱无力。而这样做又是为了骗诱人们放弃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促使假民主派歪曲、污蔑我们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牺牲历史是为了使自己作为英雄登上政治舞台。新出现的“工程主任们”把同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神圣权利匆忙窃为己有，并“承包”了破坏我们历史的全部工程。“我重申一次，他们关心的不是深思熟虑、严肃认真地分析我们矛盾的历史，而首先是自己的‘斯大林主义斗士’的政治形象。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恰好证明他们这一企图，即‘工程主任们’很少引证苏共二十大揭露个人崇拜的事实，而宁愿‘忘记’它。他们企图把同斯大林主义斗争的功劳据为己有，而且仅仅是归自己所有。他们沽名钓誉，企图在‘白纸上’书写这段历史，这绝不是没有政治目的的。”

在社会思想大混乱的时候，党到哪里去了？它仍“处于惊慌之中，处于失控状态”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改革的实践证明：“党的思想家们不能控制过去。” WVCnBKIFMJMH953L6C86WFuUPwjeNoGy+1AOAlS05pXPujqrtTUHvl7MwU6Vc0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