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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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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邓小平认为：“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这是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总的看法。“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
，缺乏民主和监督，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个人崇拜，导致精神生活畸形
“不是很成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高度集中的党内外体制，使权力过分集中，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党政机关容易脱离群众；事实上的干部委任制和干部终身制，滋长了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职能被削弱，专政职能加强，等等。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干涉，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畸形发展。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严重压抑了学术理论的民主，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分析事实的权利，造成了党和人民思维意识的保守与惰性，使苏共理论全面滞后与僵化。
（2）“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邓小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总的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体制模式，它对促进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这种体制统得太死，缺乏活力，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更主要的是违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全盘农业化的发展道路，使农、轻、重比例极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造成工业生产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佳等问题。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领导人曾经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与歪曲，对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清楚，苏共领导人只能对这一体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造。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理论上的优势是无产阶级执政的首要条件，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与曲解。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主义
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1985年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了两个意思：首先，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其次，必须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而观，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弄懂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导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一直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苏共既想改革，破除这一僵化体制，但又囿于没有正确认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误把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表现形式的运行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使这一体制在实践中与根本制度发生冲突，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戈尔巴乔夫虽倡言改革，但是和他的前任领导人一样，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使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实行改革，那就意味着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要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说要反对改革。这种错误的改革心理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
（2）理论上的曲解和偷换概念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而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曲解和偷换概念，从而导致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大混乱，以致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势力的思想入侵。江泽民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解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曲解，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与混乱。赫鲁晓夫时期，“三和两全”的路线方针更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对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影响至深。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全盘接受了他的“人道主义观”，声称改革就是要“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
。同时，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时代观”与“三和”路线，并将其发展成为所谓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把这一认识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苏共彻底抛弃了认识和辨别事物的思想武器。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苏东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造，根本改变了党的阶级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从而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否定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把苏联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旨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没有集中的民主。实际上是想使共产党失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为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组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行，使党变质，使社会变色，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1989—1990年，东欧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物价上涨，拖欠西方国家大量债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羽翼日渐丰满，执政党内部陷入分裂。西方国家借机公开支持东欧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成立组织，并直接向东欧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召开圆桌会议。波兰的团结工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拉开了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的帷幕。接着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东欧国家的执政党相继改组并在大选中下台。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问题首先出在东欧国家的执政党身上。他说：“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
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次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混乱
苏东剧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是苏共长期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缺乏一条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一套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御“西化”“分化”的战略与策略，因而导致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继而使党组织涣散、分裂、失去战斗力。江泽民也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2）苏联共产党内部政治分裂
“苏共从党章中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
江泽民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更是想在我国搞出一点乱子，以图乱中取胜，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钻到了相当的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账。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这还不值得我们极端注意和高度警惕吗？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而且要站在斗争的前线。”
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牢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世人提供的深刻教训”
。同时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成员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有人不但不去维护团结，反而挑拨离间、两面三刀，专门在班子里面搅和。海外有些报刊经常搞出一些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东西，有的人往往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甚至加以散布，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有的人整天不干正事，专门造谣诽谤，写份材料用复印机一复印，到处发送，看起来好像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其实谣源就是他一个人。“对我们内部、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样的害群之马，一定要严厉查处，不能放任不管、姑息养奸。对搞挑拨离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大家务必保持警惕，绝不能让这种人钻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让他们得势，就会误党误国误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苏联党的历史上，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大家要牢牢记取。”
（3）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人民
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不仅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则在于党与人民的分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割裂了党群关系，弱化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其力量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
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防止党脱离人民，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缺乏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无法从具体制度上保证党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却在党内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要求、特殊地位和特殊工作方式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苏共日益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造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中断，使党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盛行，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性，僵化保守、不思改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涣散了党的组织，弱化了党的战斗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帜下，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借此大肆诋毁、攻击、否定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成就，进而否定“十月革命”，破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使党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造成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