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挪威奥斯陆发表诺贝尔和平奖演说：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攫取了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具有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军事化工业负担着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幅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不远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势，仍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谐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予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世代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所有权力或武力的人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志者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而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怎么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

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

……

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员心怀感激并想请他们相信：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

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演说表明：他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虽然此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马特洛克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精神裂变之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但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

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奖演说，“是他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一次告别” 。同日，苏联《独立报》给予报道：《戈尔巴乔夫对马列主义的胜利》。

其实，这种“胜利”早在1990年7月召开苏共第二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无论是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中央纲领派，还是叶利钦代表的苏共民主纲领派，抑或是利加乔夫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围绕着“马列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激烈斗争，力图在党的大会上伸张各自的政治观点。只不过，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此时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借着诺贝尔的讲台发表他的“胜利”感言而已。

（一）《苏共中央纲领》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草案是在1990年2月5—6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马列主义。《苏共中央纲领》认为：“我们重申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法的创造精神，并以这种忠诚为指导，坚决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和不容忍态度。”关于社会主义。《苏共中央纲领》认为：“我们首先要与同社会主义原则不相容的专横的官僚主义制度决裂。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忠于社会主义选择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仍然是毫不动摇的。”未来的社会“将在民主条件下，在文化和科技巨大进步的基础上形成，将建立在我国各族人民和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上。”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中央纲领》认为：“如果党本身进行改革，它就能够保持先锋队地位。”“苏共将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为在民主进程范围内维护自己的执政党地位而奋斗，在选举中争取选票，使自己得到人民的委托来组成中央、共和国和地方领导机构”；党不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我们设想的革新后的苏共是一个作出了社会主义选择的党，它反映了工人阶级，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根据对新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制定自己的政策。”

（二）《苏共民主纲领》

这个纲领是“民主纲领派”在1990年1月20—2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苏党的俱乐部和党组织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02个城市和13个加盟共和国162个党俱乐部和党组织的代表。这个在党内首先提出的纲领反映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观点。关于马列主义。《苏共民主纲领》认为：“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使用马克思主义遗产只在当代条件下仍然有意义的那些部分。”“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关于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关于没有政治多元化的人民政权的可行性，关于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然增长，关于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等，这些教条主义的认识需要根本修改。”关于社会主义。《苏共民主纲领》认为：“科学地确定所进行的改革的目的，彻底消除极权制度和向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全人类利益和价值观优先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民主、人道主义、多元化、社会公正、不使用暴力、团结、对其他世界观和社会制度采取容忍态度的原则基础上。”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民主纲领》主张“苏联共产党的彻底改革”。可分为两个基本的阶段。第一阶段，把政权从垄断政党手中转到苏维埃手里，实行党的民主化。第二阶段，苏共变成在多党制、法制和议会制国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党。在这个阶段，“党内激进派和保守派将彻底划清组织界线。在前一阶段出现的各种思潮、纲领、派别，可以成为产生若干个提出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建设途径的政党的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纲领》

“马克思主义的党俱乐部联合会”提出了《苏共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这个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俱乐部联合会”在1990年4月14—15日在莫斯科市郊的一个小城举行的代表会议通过的。参加会议的有来自54个城市的308名代表。这个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传统派”的观点。关于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我们赞成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它主张对自己的奠基者及其继承人的理论遗产采取批判态度，随着世界的变化不断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革命化。”关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只有按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民主运动才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关于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纲领》认为：“必需消除把苏共作为‘兵营式共产主义’党的那种现行模式，但不是取消共产党本身。”主张“党内关系民主化”和“党的组织结构民主化”。并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一定导致多党制、议会民主制甚至苏维埃体制。它要求真正的人民政权，保障每个人在各个层次上能直接参加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无论上述三个纲领在各自主张上有多大区别，但是对欧洲共产主义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接受与认可却是其共同之处，并导致了相同的政治后果：放弃苏联体制。正如谢·卡拉—穆尔扎所言：“苏联是在精神领域和社会意识领域中遭遇失败的事实特别重要。首先是在执政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意识中。严格地说，是苏联的党政精英在自己的意识中实现了那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精英已经完成的转变。在西方，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支持苏联体制。” KY/1w6h/U05K+vmoJ3LCRhjVvMoM6PJAe9RjqbOdPgLMeN44StqC4pXKoOdlDBQd